杀鸡宰鸭摆酒宴，三村六峒赶会期——平乐民间“会期”文化探底

　　“会期”现象
　　平乐县古称昭州，经历1700多年的风雨，孕育出丰富而厚重的一方文化。农耕文化、船家文化、过山瑶文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在这里相互交集、融汇，无不令人称绝。而平乐民间至今盛况空前的“会期”是最具平乐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
　　所谓“会期”，顾名思义也就是“相会”、“聚会”的日子。这一天，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拉家常、叙亲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听歌看戏，热火朝天。 三月三、九月九、十月香……特别是进入一年九月、十月之后，也就进入了平乐“会期”的高峰期。这时，各村各屯的“会期”接踵而来，一村一节，一寨一会，轮番开场，不亦乐乎！
　　这些会期不象生日、婚宴等有严格的主题，也没有固定的客源和请柬。亲戚朋友，过客路人，一个熟悉人可以带一帮素未相识的朋友，来者即客，主家一律盛情款待。
　　客人“赶会期”无须带什么礼物，一包饼干，几斤水果，或者是从自家带来的一点小特产就进了家门。结对而来的客人，无须个个都带礼物，只要领队一人携礼就行。“两毛钱一包饼干，一大群人会吃一天”成为生活困难时期经典的“会期”笑谈。
　　会期结束了，主人还要回赠客人一份小礼物。回赠的礼物大都是主人家自制的糍粑、米粉、米饼之类小美食。主人回赠大方，客人推而不拒，礼仪周到，令人感动。
　　文明、礼仪的文化内涵，使这种民俗一直伴随着昭州古城一起发展和流传，无论政权更迭，世事沧桑；也无论你是倡导，还是反对。一年一度，定期而至，不更不改。上世纪七十年代“移风易俗”、“割尾巴”时，尽管“×纠察队”在路中设卡没收礼物，把“赶会期”的人拉去办学习班，想尽了办法，也阻止不了客人如期而至，主家如期办节。

　　会期特色
    在平乐,普通百姓常常把“会期”称为“赶会期”、“吃节气”、 “看庙会”。而“赶”、“吃”、“玩”则是平乐“会期”的最大的特色。
　　“赶”，主要表现人多热闹规模大。平乐会期比春节还大。会期来临，村里外出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往家赶。会期当日，近到附近村屯，远到外乡外县，各家各户亲朋好友不约而同前来聚会。
　　为了烘托氛围，会期这天，村里都会举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请外村的文艺团体或者体育团队前来助兴。唱彩调、舞狮子、耍龙灯、对山歌、打蓝球……一时间，村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吃”主要突出地方特色美食。会期，也是人们展示美食文化“吃”的盛会。这天家家杀鸡宰鸭、蒸糕打饼，丰富多彩。早餐一般是吃米粉、尝糍粑、喝油茶。平乐传统的米粉分两类：一是手切粉。把打好的米浆放到一个很薄很薄的盘子里蒸熟，取出来后，放到案板上用刀切成手指大小。另一种叫筷子粉。把米浆放到一个有很多穿孔的葫芦瓢，通过拍打、摇动葫芦瓢沿，把米浆滤进已经烧开了水里，煮熟后捞出，便成了米粉。这种米粉工艺要求较高，制作难度高，上等的米粉特点是软、脆、韧、长。配上一些肉沬、腐竹、辣椒做成的佐料，特别爽口，是“会期”早餐的主食。 除米粉外，还有各种糕点小吃，比如熟粉粑、叶子粑、印子粑、油炸粑、菜肚粑、粘米粑等。近年来，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以往因怕人说寒酸很少摆上餐桌的红薯、芋头、玉米也呈现在盘碟之中。琳琅满目，色香味俱全的各种美食，令食客大饱眼福，大开胃口。
　　主餐一般设在下午三四点钟之后。这是过节的美食大展示。免不了鸡、鸭、鱼、肉，不同的组合，不同的配料，做出不同花样的菜谱，摆它个“十大碗”。平乐素有“无菜不酿”的习俗。而在众多酿菜中，当地的“菜包”堪称平乐美食一绝。菜包一般以糯米、花生、猪肉沫或者虾米做馅，以春菜、猪婆菜叶为衣。虽做工简单，但因其集素荤、饭菜于一体，亦饭亦菜，亦素亦荤，清鲜爽口，香而不腻，成为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
　　“看”指的是文娱活动丰富多彩。会期文娱活动，往往因节日主题而定。也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古时候，有表现农耕文化、健康上向的文娱活动，如抢犁耙炮、赛龙舟，调龙舞狮、对山歌、唱彩调、演桂剧、扭秧歌等，也有各种祭祀活动。平乐张家榕津妈祖会期农历三月二十二，是妈祖诞辰日。当天，人们从“妈祖庙”把“妈祖”请出，沿街巡游，接受信民祭拜。“妈祖”在彩旗、花篮花扇、秧歌、排灯、龙狮队等簇拥下逶迤前行，上千人的巡游队伍随行跟进，四面八方民众前来观看，堪称平乐“会期”最为盛大的民俗文化 活动。

　　会期的由来
　　有人统计过，平乐县农村“会期”一年之中，约有60多个“会期”，而有传统“会期”的自然村屯约数百个。仅同安镇全镇106个自然村，就有98个自然村屯都有自己的会期，占全镇村屯的90%以上。有的是一村一节，有的则是一村数节；有的是同一姓氏的几个村庄同一个“会期”，而有的则不同姓氏的一片村屯同办一个“会期”。
　　这些会期成因大概有以下几类：一是祖先生辰纪念。兴办这类会期的，基本上平乐最早的几个姓氏居民—陶、李、莫、翟、荣、宾、欧等。如农历三月初五、正月初九分别是陶姓始祖陶英公和太祖婆生辰日，为陶氏后裔村屯最隆重的“会期”。 这一天，移居各地的子孙、亲戚和朋友都要前来祝贺或者祭祀，这就成为陶氏亲人约定俗成的“相聚”、“相会”日期。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增多，陶氏子孙散居各地，不同的村屯的“会期”也发生了变化。但这两个日子，大都数陶姓人家还会置办酒菜，举办家庭式的祭祀和酒宴活动，出嫁的姑亲姊妹也都如期而归。而阳安乡中双合村陶姓人家仍然传承正月初九(太祖婆生辰日)的大会期。 与陶氏人家的会期一样，每年农历十月十八，张家镇和村、新隆村、阳安的下登坡等李姓村屯的会期；正月初六，阳安石面山、上双合、龙源等欧姓村屯的会期；正月初八青龙上宾村宾姓人家会期；正月十三青龙乡郡塘村的会期均为本姓氏始祖生辰日演变而来。
　　二是庙会。这种“会期”往往是不同姓氏几个村屯同办。由于同信一个神灵，建一座庙宇。在庙宇落成，神灵入殿或者神灵生辰日这天，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这种“会期”，也叫“庙会”、“调庙”。阳安乡阳安村、湖广朝等村屯举办的“三月三”会期；青龙马田、白辰、金盏、新塘基、水碓、桥亭的兴隆等村屯兴办十月十九“令公庙会”；青龙乡平地村、张家镇砧板寨、桥亭乡玄潭村兴办的 “三月十五”庙会；老埠、砧板寨子等村屯张家镇朝仙七村“十月初六”庙会；阳安下加东、久宜、雷峰、红珠地、大井头、瓦窖、老田垌等村屯兴办的“十月十五”；青龙乡豆地岭、明月道、竹山根、灵田、罗香塘、阳安乡的古端这一片村屯兴办的“十月二十七”庙会；平乐街、沙子街、张家的榕津街、同安的华山街兴办“三月二十二”或“三月二十三”“妈祖”庙会；沙子街、二塘街、长滩街村兴办的五月十　　三“关公庙会”；“农历十月十六”，桥亭、青龙乡“六条冲”、青龙乡鱼笱、长滩金峡等少数民族村寨兴办“瑶王节”、“盘王节”……
　　三是农耕活动、商品贸易盛会。如青龙乡平西村的“正月十五”会期，源于“开耕节”举办的“犁头炮”祭炮活动。张家、青龙、阳安、桥亭一带，古称“南木垌”，为平乐南部原始森林和湿地。唐末时期，征南大将军陶英、李梁率莫、翟、荣等将校屯居于此后，进行了大规模地开发，使之成为当地最早的农业发达区域。汉民族“兴农重耕”的文化在这里得到弘扬和传承。于是，一些农耕活动特定活动日子就演变成“会期”。
　　四是上古传统气节。如阳安老田垌、瓦窖冲，平乐镇金山、同安镇的笔头等村屯兴办“六月六”，为传统的“尝鲜节”， 所谓“新谷初熟，万民尝鲜”；“六月六”也叫“姑姑节”。 民间自古有““六月六，请姑姑”的习俗。每逢农历六月初六，农村的各家各户都要请回出嫁的老少姑娘，好好招待一番再送回去。而来自闽粤×人则过“处暑”、“冬至”节。
　　总之，平乐的会期成因各式各样，林林总总，亦俗亦雅。但均为当地民众约定俗成的日子。

　　平乐会期背后的区域人文心理                                                                                  平乐“会期”文化现象，既不同于北方地区以祭祀为主的“庙会”，也不同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以商贸交易为主的“赶圩”和以文化和体育项目赛事为主的节会。有关专家学者考察平乐“会期”后表示，平乐“会期”区别于其他地区“庙会”、“圩节”、“歌节”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注重于民间交往的开放性和亲情性。其他地区的会节往往都是共同办节集体参与，自我接待。而平乐“会期”则是一村办节，四方来会；一家为东，八方作客。会期期间，除了跟其他地区的节会一样，有×祭祀、文化娱乐、商品交易等内容外，最有特色的是家庭式的“宴会”。这种没有宴请礼仪，没有严格的程序的宴会，宾主双方可以在自然、温馨的氛围中，进行广泛而亲密的交流，构建稳固的友谊、和谐关系。这种文化现象，在全国实属罕见。
　　平乐，古称昭州。在现有的居民中，汉民族占90%以上。这些汉民族移居平乐的时间有早有晚，有唐宋时期来自中原地区的南征屯兵，有明清时期从湖广地区迁徙而来的大量×，也有来自于闽、粤地区的客家人、船家人和少数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传承，使平乐的“会期”文化万紫千红，丰富多彩。然而，这仅仅是平乐“会期”文化丰富多彩的一个基础。但是，这种文化基础，也是其他很多地区共有的。那么，支撑平乐“会期”独特文化现象背后的人文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有关学者通过对平乐“会期”文化进行大量考察研究后发现，平乐的“会期”，大多集中在阳安、青龙、张家、同安、源头、二塘、桥亭等几个乡镇，这些乡镇又以“本地话”语系的村屯最为突出。
　　所谓“本地话”，也就是平乐中南部乡镇一种特殊的语言。阳安、青龙、张家、同安的大部份以及源头、二塘、桥亭乡的一部份人口使用。平乐“会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与这一地区历史、人文心理和民俗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
　　据史料记载，唐天佑2年(公元905年)，昭州(平乐)发生瑶民动乱。时任山东青州太尉陶英和李梁，受朝庭封为征南大将军，率8万军队远征。大军兵不刃血，平定了动乱。两年后，唐天佑4年(公元907年)，唐朝发生政变，朱温(梁太祖)易唐为梁。陶、李、莫、翟、荣等将士不愿为梁臣，遂辞官解甲，屯居于昭州南郊“南木垌”（即今张家、阳安、青龙、桥亭一带），成为平乐的第一代中原×。据平乐《陶氏族谱》记载，由于在“平乱”期间奉行唐太宗以来“爱华夷如一”、“绥之以德”民族政策，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解甲屯居后，为了更好地在远离中原故土的岭南站稳脚跟，五大姓氏人家相互联姻，缔结亲情，抱团发展。于是，无论哪家红白喜事，五大姓氏都会前来帮忙和祝贺。始祖生日这天，是最为隆重的节日。这一天，就成为某姓氏特定的“会期”。
　　及后唐和宋朝开国后，五大姓氏重获朝廷的平反并追封加爵，崇尚“耕读持家”、“忠君护国”的五大姓氏子孙纷纷成为朝廷高官名将，逐渐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特别是由于来自于中原地区，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农耕技术，把过去人迹罕见、环境恶劣“南木垌”开发成为平乐农业发达的富庶之地，并得到当地原土著居民的尊崇，成为当地文化的核心主体。于是，有了丰富物产和人脉基础，五大姓氏的“会期”规模越来越大，会期中的家庭式宴会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美食文化也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如今，在民间仍有“谁家客多面子大”的说法。到明清以后，由于大量×从湘、赣、闽、粤地区迁移到平乐，杂姓较多，文化差异太大，很难相处。为了“和谐共处”，这些异姓×村庄往往“同信一个神，共立一个庙”。于是，在庙宇落成，神灵入大殿时共同举行庙会。后来，这种庙会逐渐被当地“会期”文化逐渐同化。
　　而平乐北部地区的二塘、沙子、平乐镇、大发“官语”语系的村屯，本来极少有“会期”习俗，近年来，也逐渐兴起。最为典型的是平乐长滩“二月二”农具节。长期以来，只是单纯的农具交易，没有家庭式宴会。直到近年来， “二月二”农具节也逐渐演化成既有交易，也有家庭宴会的“会期”。
　　村村有“会期”，家家设酒宴，这种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被诉之为“宗族活动”、“封建迷信”、“浪费”的代名词的平乐独特的“会期”文化，为何有如此传承生命力和同化力？有关学者分析，一是历史原因。一种民俗文化，往往与最先居民的文化习俗有着密切的关联；二是与这种文化习俗在当地的文明程度和权威性有关；三是这种文化习俗对于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有关。
　　农耕文化时期，平时各家相互很少来往，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们往往是通过这种形式聚会，以实现感情联结，信息沟通。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期”功能进一步拓展，又成为异姓青年男女相会，相互了解和谈婚论嫁的平台。这种原于“抱团发展”的感情联谊、信息沟通和“谈婚论嫁”延续生命的原始功能，是平乐“会期”得以千年传承和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岁月沧桑，时光流逝。当今平乐人很少去思索“会期”的缘由，也不理会其有何作用和意义。他们只知道，每到这一天，就得杀鸡宰鸭，招待客人。而亲戚、朋友也会如期而至。也许他们只知道，这个日子是属于他们的，在这些属于自己属于庄稼人的节日里，亲朋好友相聚一起，家长理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尽情放纵心情，洗涤一年的艰辛和劳累……
　　这流传了千年的“会期”现象，无不彰显着古城昭州平乐人豪气、热情、礼性、和谐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