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北方生态与民俗文化

　　【作者简介】陈业新(1967- )，男，安徽霍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唐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生态是影响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生存和发展的所有外部条件。生态对人类社会的诸多事象具有一定的影响。生态对秦汉时期的北方民俗的形成与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不同的生态条件是长城以北、关中、关东等地不同风俗形成和流行的基础之一；另一方面，透过秦汉时期北方各地千差万别的习俗，我们又可洞窥生态的差异。从生态的视野透视某一时期或地区的民俗是我们研究社会历史之客体时应予以引入的新的质素。

　　【关 键 词】民俗研究/区域/中国北部地区/历史时期/秦汉

　　【 正 文】
　　学者张亮采先生说：“风俗乌乎始，始于未有人类以前。盖狉榛社会，蚩蚩动物，已自成为风俗。”[1]自从有情感的人类出现后，社会风俗日渐积累、沿袭而越加丰繁。对于风俗，先人有诸多的论及。班固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2]
　　古代的风、俗是一对相互区别的概念。风是人的常性之和，由于人所处区域的水土等生态因素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彼此相异之风；相对于风而言，俗则是可以改变的，其主观性要大大超过风。然而，孔颖达却疏之曰：“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班固的“定义”说明，人的行为与观念的形成，决定于两个因素，即水土的构成和当权者的引导。本文拟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对秦汉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民俗与生态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探讨，以考察生态在一个地区民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
　　一、长城以北地区生态与游牧民俗文化
　　长城以北的地区，自远古以降，素为少数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秦汉之时，这片广阔的土地为匈奴所据有。长城以北的广袤大漠的形成，从自然环境的角度看，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较高的纬度，决定了这里的气温较低，全年平均气温仅在零下1℃至10℃，冬季尤为寒冷。孝文帝在后元二年（前162年）就曾致书匈奴曰：“匈奴处地北，寒，杀气早降。”[3]同时，这一地区又深居大陆内部，能给东亚地区带来降水、来自海洋的季风很少光顾这里，“春风不度玉门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一地区的写照。因此，这里常年降水稀少，且分布严重不均。因此，这里不适宜于发展农业，从而决定了该区自古以来就是非农业生产区。
　　当然，在一些河流、井、泉附近及受高山冰雪融化灌注的山麓地带，也有大片或零星的绿洲，水草丰美，树木滋生，宜于从事畜牧业生产，如阴山一带的大片绿洲等。然而，当某些地区一旦发生旱灾或遭受暴风雪的袭击时，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就要迁徙，追逐水草而生，所以，史有载曰：“逐草随畜”、“随畜牧而转移”。特殊的生态条件决定了匈奴人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影响到匈奴人衣食住行等民俗。
　　对于衣，《释名》的解释是：“衣，依也，人所依以蔽寒暑也。”生活在寒冷、干燥的沙漠地带的匈奴人，衣的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关于匈奴的衣饰，文献载之曰：“衣其皮革，被旃裘”；匈奴“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无冠带之饰”；“匈奴之俗，……衣其（畜）皮”[4]。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对匈奴之衣至少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首先，这些皮革是他们“射猎为生”的副产品，即来源于狩猎；同时，他们所饲养的牲畜也是其皮革来源的一个渠道。其次，“旃裘”即“毡裘”，是用兽毛制成的衣服。司马迁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5]，可见，匈奴人“被旃裘”仍得益于其所从事的畜牧和狩猎生产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毛皮衣的穿用，与其寒冷的气候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最后，这种皮革、旃裘衣的穿着，便于他们日常的生产活动。从事畜牧业和射猎业的匈奴人由于过着“逐草随畜”和“射猎禽兽”的生活，长期穿梭于深山茂林，身着皮毛衣丝毫不影响他们“驰草棘中”。所以，当他们“得汉缯絮”时，便令人身着缯衣穿梭于荆棘中，结果是“衣ｋū＠②皆裂敝”，以示汉人缯絮“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当然，华美的丝织品不仅有御寒的作用，而且还有比裘衣更美观的特点，这是有些匈奴人向往汉人缯絮的原因之一。可缯絮在那样的日常活动环境中极易“裂敝”，从而达不到在严寒条件下保暖的目的。因此，匈奴人仍热衷于适合自己所处生态条件的皮裘衣。“无冠带之饰”，同样与有利于其在特定的生态条件下的生产、生活有关。
　　在饮食方面，文献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6]；“（与中原）饮食不同，……射猎为生”[7]。从这些记载可知，匈奴主食是畜肉，包括野生鸟鼠狐兔及家养牲畜。为了获得自己生存所需的食物，匈奴人自幼就骑羊引××练射技。关于“湩酪”，《史记·匈奴列传》集解曰：“湩，乳汁也。”其索引引《穆天子传》语：“牛马之湩，臣菟人所具。”酪是用牛、马、羊等乳炼制成的食品。《本草纲目·兽部·一》说：“酪，湩。”李时珍集解引《饮膳正要》关于其“造法：用乳半杓，锅内炒过。入余乳，熬数十沸，常以杓左右搅之，乃倾而罐盛，待冷，掠取浮皮以为酥；入旧酪少许，纸封放之，即成矣”。这种以奶为原料的食物制品，只有在盛产牲畜的游牧地区才能成为主食。而且，“淳酪养性”[8]的特性在保证牧民的体力方面，具有较大的作用，这是匈奴人英勇善战的生理基础的保证。
　　另外，在匈奴人的饮食习俗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9]这和中原汉族人尊老敬老的习俗格格不入。对这一饮食习俗形成的原因，汉初投降匈奴的燕人中行说的解释是：“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0]这是从战争的角度来解释匈奴的饮食之俗，其中虽有合理因素，但不是终极原因。其最终的原因仍离不开生态条件。因为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草，只有在生态条件（如气候、水文等）较好的情况下，才具备畜牧之需的水草。当自然灾害降临时，某一地区牧草可能会枯死，不能满足匈奴人生产的需要。这时，他们为了生存，就要逐水草而徙，甚至不惜进犯中原王朝边疆之地，以夺取适于自己生存的生态环境。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争夺，是秦汉中央政府与边疆匈奴等少数民族发生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据《史记·匈奴列传》索引录《西河旧事》云：祁连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但在霍去病攻占祁连后，匈奴痛失其赖以生存的良好生态，匈奴人因此而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正是迫于恶劣的生态和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追逐，使得匈奴人频繁地陷于长途跋涉和迁徙之境地，加之与秦汉政府屡开边衅，促使匈奴对青壮年劳力有较大的需求，而这又与匈奴人口数量尤其是青壮劳力严重不足的状况构成了矛盾。为了解决或缓解矛盾，他们对青壮劳力格外珍视，以肥美的食物予之，从而使得整个匈奴能赖之以在较为恶劣的生态条件下生存下来。
　　至于匈奴民俗中的住行、婚丧等，也深深地留下了生态条件的印记。
　　匈奴的住所，西汉文帝时出使匈奴的大臣说：“匈奴父子同穹庐卧。”[11]颜师古注曰：“穹庐，旃帐也。其形穿隆，故曰穹庐。”当时，不论是一般牧民，还是最高部落首领单于，都住宿在这种穹庐中，如武帝时，“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12]。可见，这种穹庐是相当普遍的，就连被匈奴扣押的汉使苏武居住的也是这类穹庐，“（於靬王）赐武马畜服匿穹庐”[13]。此处的“服匿”，也是一种类似穹庐的居住场所。对此，《汉书·苏武传》注曰：“刘德曰：‘服匿如小旃帐。’孟康曰：‘……穹庐，旃帐也。’”
　　匈奴的婚姻习俗，文献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其有悖于汉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14]西汉人中行说对此解释是：“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15]这种说法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的。
　　从气候等生态条件看，“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16]。恶劣的气候条件，稍有自然灾害，就会出现人畜死亡的现象，所以匈奴早亡或夭殇者较多。同时，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妇女的生育时间相对较长，并且在畜牧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妇女单凭自身的劳动很难生存。由于在这些生态条件影响下众多原因的综合作用，再加上中行说所言的社会因素，就出现了匈奴人的上述婚姻习俗。
　　至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角抵百戏诸娱乐习俗，也都是北方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的产物。
　　二、关中生态与民俗文化
　　关中之地，范围大小不一。有时称函谷关以西为关中，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汉书·地理志》亦言：“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把函谷关以西的战国末秦故地称为关中。有时关中又指秦汉北方的广大地区，包括陇西、陕北，如项羽三分关中封秦降将，其中翟王在陕北，雍王在陇西。但有时特指陕西关中盆地，如《史记·货殖列传》言：“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这里所说的关中，是广义的关中，不仅含有关中盆地，而且还包括陇西乃至更远的安定、北地等。
　　《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对关中民俗均有较为具体的记载，涉及到关中民俗及其形成原因。从文中看出，关中民俗形成的原因，既有历史沿袭和当权者的行为后果的因素，又有生态条件的因素。就生态条件对关中民俗形成的影响，稍加分析，可概括如下：
　　第一，关中“沃野千里”之“膏腴”地理环境，使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具有“好稼穑，务本业”的传统风俗。秦汉时，这里先有秦始皇穿凿的郑国渠，“引泾水溉田”；后有武帝在这里开凿的六辅、白渠，“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17]这些灌溉河渠的开挖，改善了关中农业水利生态条件，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是关中殷富的有力保证，富裕后的百姓才有“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的物质条件。史载关中人死后，“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18]。
　　第二，关中作为秦汉京畿之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是天下人向往之地，“四方辐湊并至而会”[19]，加上秦汉政府多次徙民“实关中”，使得这里的“风俗不纯”，且因“地小人众”而“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20]。
　　第三，关中南有秦岭，东有黄河之阻，西有荒漠之限，北有匈奴之扰。如此处境下的居民为了生存，自然形成了敢于冒险的品质。因此，关中地区在西汉时涌现出了一位探险家张骞。不过，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用之不当，则很容易成为盗贼。所以，班固说，关中“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
　　第四，关中的生态资源决定了该区居民的日常饮食起居。如天水、陇西等地，“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可是，后来由于这一带的森林被毁，居民只能住进窑洞，很难去体验“以板为室屋”的感受了。就饮食而言，泾渭流域因有“膏壤”之存在与水利的便利而“保殖五谷，桑麻条畅”[21]，“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之饶”[22]，这里的饮食先后以食粟、黍及食麦为主，“但食用大麻子，则为天下之冠”[23]；而安定等地，因处于和戎狄相差无几的生态条件下，决定了他们“以射猎为先”，其饮食与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相近。
　　三、关东生态与民俗文化
　　秦汉时，称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这一地区在位置上与关中相对应，所以又有关东之称，但通常指黄河流域。这里的关东，专指崤山以东的黄河流域。
　　黄河以其庞大之躯蜿蜓穿过山东，河水携带的泥沙常因河患而广布于下游地区，从而形成了山东地区广袤的平原和膏腴的土壤。另外，在当时的兖州一带，也存在一些较低的山岭，刘邦当年释放囚徙后，就隐身于这一带的芒砀山中。从气候条件看，山东地区处于亚欧大陆东岸，纬度跨幅大（北纬35～49度），决定了该地气温南北差异有殊，年平均气温从4℃到12℃不等；降水也分布不均，自北向南，年降水有400毫米到800毫米之别。因此，生活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的居民就必然有为适应这一生态条件的生活方式和习俗。
　　与三辅相对的三河（河东、河南、河内）地区，二者虽距离较近，但风俗不同。前者“好稼穑，殖五谷，地重”，而后者“其俗纤俭习事”[24]。具体地说，河内“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25]，而河东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26]。究其原因，除了历史沿袭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生态条件。
　　从地理位置看，“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27]，“河东土地平饶，有盐铁之饶”[28]。三河之地，因黄河、洛水汇集于此，又被人们称为河洛之地，处“天下之中”由此西行，过函谷则达关中乃至巴蜀，东可济齐鲁，北上通燕，南下连楚越，是南来北往的达官贵人、行商坐贾经常逗留汇集的必经之地。置身于其情其境的三河人自然被巨额的商业利润和侈裕的商人生活所吸引，对“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29]有较深的体会。在他们眼里，“末业，贫者之资也”[30]，加之这里“土地小狭，民人众”，于是，“通邑大都”的三河人便纷纷转向经商。史载“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31]。经商的目的，就是获得利润，从而形成三河之地民风中好贾趋利之俗。“商人重利轻别离”，强烈的趋利目的，使关中经商者“数过邑不入门”、“薄恩礼”，甚至“侵夺”。
　　从地势、地貌看，“河东土地平饶，有盐铁之饶”。在物质如此丰裕环境下的居民，自然是生活富足，由此滋生了他们及时行乐的风俗。在他们看来，人生如“日月行往”一样，有“将老而死”之时，“死当归于坟墓，不能复为乐也”，“死亡之后当为它人所乐”，这些都是“君子深思”内容，“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32]。另一方面，因三河地平，土壤肥沃，位居天下之中，吸引天下百姓前往，使这里成为人众地少的“狭乡”。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无经商之才的“小人”为维持生计，只有靠节俭度日，形成了该地“纤俭习事”的风俗，是谓《汉书》中的“小人俭陋”之俗。
　　山东的其他地区，因所处的生态环境不一，其民俗也斑斓纷呈。略北的雁门、代郡、燕地等，因降水稀少，气候寒冷，且近北狄，使得人们“不事农商”、“好射猎”、“其民鄙朴，少礼文”。在婚娶方面，有与狄族相近之俗，“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33]。稍南的中山国，“地薄人众”，使这里的居民养成了一种“仰机利而食”[34]之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35]。
　　泰山雄峙于秦汉时的青、兖二州大地，把这一地区划为两大自然生态区，“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36]。齐地“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37]，是个“宜桑麻”地区，“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38]。在婚俗方面，历史上“以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于是，西周姜尚便“劝以女工之业”，使这里的丝绸品一度名扬天下。有的妇女为发展丝织生产而延迟了自己的婚事，甚至有“姑姊妹不嫁”之事，“嫁者不利其家”，“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这种婚俗在历史上延续时间较长，到东汉的班固著《汉书》时，此风尚存[39]。泰山之南的鲁地，也是濒临大海。但由于“地狭民众”，过度的开发，使这里“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由于自然资源有限，民间形成了“俭啬爱财”之俗，具体表现为“趋商贾，好赀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40]。“鲁人俗俭啬”的典型人物，当以商贾曹邴氏，史载他“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41]。
　　四、余论
　　一个地区某个时期民俗的形成与风行，与该地区特定时期内的生态条件有着割弃不断的关系，一方面，生态对民俗的形成与存在具有一定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不同的生态条件是不同民俗的形成和流行的基础之一；另一方面，民俗又反映或体现了生态状况，透过千差万别的习俗，我们可以洞窥到生态的差异。秦汉时期统治者虽然采取了一些“变民风、化民俗”的措施，但由于区域生态条件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民俗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利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息处于一个“先天性不足”的生态环境中，出于满足生存之需的游牧经济条件下的游动、奔袭，他们无暇顾及政权建设，疏于文化创造，政治、经济、文化等长期滞后于中原之地，其衣食住行婚丧伦理诸民俗事象与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民俗亦大相径庭；关中地区固有的优越的生态条件，吸引了秦、西汉统治者定都于斯，良好的基础，政府的刻意经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关中吸引了众多的迁徙者，其中不少为富商巨贾，居民的繁杂，自有其民俗的百态。“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42]因此“秦汉已来，……山西出将。”[43]正因为如此，西汉宫室保卫部队成员多由山西子弟组成：“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斯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44]与关中民俗相比，关东地区民俗亦颇为斑斓。更为重要的是，关东地区特别是齐、鲁之地在西周成王时，姜尚封于齐，在太公治齐时，针对“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从“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入手。结果在达到“富国”的同时，也形成了“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之风。后经孔子“修六经”，使“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所以，在齐鲁所有的习俗中，“其好学犹愈于它俗”。这是史书中所称“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45]的根本原因。这些身至卿相的齐鲁士人以其思想影响两汉统治者的政策，以致两汉时政治、经济、文化诸社会因子都留有他们的思想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