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熊女神崇拜

史前期的中国大陆境内是各种动物繁殖生息的乐园。熊不光栖息在较为寒冷的北方，也照样生活在温热潮湿的南方。可以说熊的足迹，非常普遍地出现在石器时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最新发掘的材料表明：广西地区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大量的熊和鹿、野猪等兽类骨骼遗存[14]。人与熊交往的长久历史会在史前信仰方面催生出熊神崇拜的现象。我们已经在现存的印第安人和阿伊努人那里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史前的东北亚地区又是怎样的呢?

近二十年以来的史前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境内的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将人工制成的熊形象作为神来供奉，已经形成了相当悠久的传统。当时人制作熊神偶像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石头的、玉的、蚌壳的、泥塑的，等等。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再到4000多年前的小河沿文化，熊神偶像似乎都是作为人形的女神形象的象征对应而出现的。下面分别举出这三种文化遗存的偶像作为例证，来论述这种情况。

例证一：林西县博物馆藏石雕卧兽，距今75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长26厘米，高12厘米，宽16。8厘米。红色凝灰岩，质略粗松，外表有一层灰白色土沁。从表面观察，给人的印象似猪又似熊，和红山诸文化所见的同类哺乳动物造型一样，一时难以确定究竟是猪还是熊。[15]

稍仔细地考察分析，可以得出其更加近似熊的特征，有如下几点说明：

其一、该兽在表现上不突出刻划其四肢，而在背部特意刻划出分明的脊骨节，使人想到北方猎熊民族熊祭礼仪中常见的保留熊骨植的风葬方式。如我国鄂温克人神话《熊风葬仪式的来历》就对这一重视熊骨的现象做出过特有的解释。该神话说，熊对上天提出要求：“人吃我是可以的，但不得乱扔熊的骨头。”上天同意了。所以鄂温克人对熊实行风葬。如不这么做，把熊的骨头乱扔，“活熊不但不入洞冬眠，而且要害人。” [16] 这种视骨头为再生之本的观念，是史前人类由来已久的生命观之体现，一直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

其二、石兽身体下方隐约刻划出的是爪，而非蹄。如收录该石兽图片的《红山玉器》一书的说明：“兽腹底部隐约可见卧爪”。我们知道猪或者野猪都是只有蹄子而没有爪子的，所以这个细部特征也暗示着兽体下熊爪的存在。

其三、兽头上耳部造型，明显呈现为熊的小耳，不是猪的大耳。

其四、清晰刻划出的六节脊骨，既是兴隆洼先民拥有了动物解剖学知识的证明，又显示他们已经有了较成熟的数的概念。他们对熊体特征的熟悉应该源于他们常年狩猎生活中与熊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例证二：赤峰博物馆藏蚌雕熊神像。距今4870年，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镇的蛤蟆山，属于新石器时代小河沿文化。是该地区紧接在红山文化之后的原始遗存。这个造型没有争议，因此被命名为“熊形蚌饰”(bear shaped shell ornament )。雕刻这一熊偶所使用的材料是利于长久保存不易腐朽的蚌壳。与它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蚌雕人形偶像。这就再度呈现出熊女神与人像对应存在的关联模式。

例证三，便是80年代具有轰动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庙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还同时发现了真熊的下颚骨，以及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这次考古充分发现表明：熊是作为史前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的!而且还再度有力地证明了女神崇拜与熊神崇拜的统一性、对应性。

综合以上三例的分析情况，可以初步达成如下认识：在赤峰东北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先后三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其中有两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这就相当明确地提示出中国北方史前女神宗教与北美、西伯利亚、日本北海道和韩国的动物图腾——熊神崇拜之间的文化关联。这种联系与欧亚大陆西端的石器时代熊女神崇拜形成跨文化的相互呼应对照的有趣现象，值得西方考古学、史前宗教学和神话学者给予关注。

熊女神偶像崇拜在人形与熊形之间的对应，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形成了长达数千年的深厚传统。而内蒙古南部地区又与河北、陕西、山西北部地区相互联系着，那正是传说中曾经发生中华始祖神黄帝与炎帝大战的地区(距离内蒙古东南部不远的河北北部有涿鹿县，该地名即是对那场史前大战的纪念)。从伏羲和黄帝等远古祖先的名号中都有“熊”字的现象来推测，中华成文历史在开篇之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女神传统与熊图腾传统，那些圣王、先祖们名号中的“熊”符号只是对那遥远的逝去的远古时代的依稀追忆而已。借助于20世纪后期主要的考古学发现材料，我们可以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汉字书写文明开始以后有关熊图腾、熊崇拜、熊占卜、熊迷信的种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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