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是风俗中人 民间纪念远超诸葛亮

　　2007年，我因为要写《三国的战争》这部书，花了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经历14个省市，行程近两万公里，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三国遗址。回到家中拣点沿途收集的资料及随手写下的笔记，便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三国的众多遗址，列入县、市、省、国家四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共有两千余处。其中最吸引游客眼球并享名最久的，竟都是诸葛亮与关羽这两个人的纪念性建筑。纪念关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山西解州的关帝庙，河南洛阳的关林，湖北当阳的关陵等等。虽然庙堂性的纪念建筑，关羽比诸葛亮要少一些，但民间的纪念，关羽又远远超过诸葛亮，中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关帝庙。

　　倘若遵循真正的历史，诸葛亮与关羽绝对不可能成为三国历史的轴心。尤其是关羽，文治谈不上，武功有得有失，特别是失荆州一役，竟惨败在吴国小将吕蒙手下，使本来实力最弱的蜀国雪上加霜，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民间的记忆与历史的记忆并不是一回事。历史重功绩，民间重道德。一个因自己的轻敌和孤傲而让敌人割了头颅的败军之将，为何成为众星捧月的英雄？岂止是一般的英雄，他自宋之后被许多皇帝追封，在明代达到了“圣”的地位。当时，文圣是孔子，武圣则是关羽，一文一武，堪为万世师表。从这一点说，中国的武将们，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他，即便是历史与民间都很看重的楚霸王项羽，也不能与关羽相比。比较之下，三国的头号政治家曹操以及关羽始终效命的刘备，也显得相形见绌了。

　　不过，关羽的武圣同孔子的文圣相比，多少有点底气不足。在历史中，凡集学问之大成者，谓之硕儒，谓之泰斗；凡集道德之大成者，则谓之宗师，谓之圣人。泰斗乃人之极品，而圣人则已不是人，而是神了。中国人虽然擅于造神，但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被捧到神的位子上。

　　关羽之所以成了神，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二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先说朱元璋。这位和尚出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创造了大明王朝之后，便把“忠孝”二字定为立国之本。忠孝为本，耕读传家，是明代人广泛遵循的道德原则与用世法则。万历首辅张居正曾写过一幅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把朱元璋的帝治思想，阐述得清清楚楚。

　　在忠臣孝子被视为社会楷模的文化环境下，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服务于这一思想约束与文化语境。大约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三国演义》，便带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用时下的观点说，罗贯中先生创作的《三国演义》是一部服务于帝王思想的主旋律作品。但不同的是，罗贯中没有给他笔下的人物贴标签、画脸谱，而是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让那些在宏阔历史画卷中粉墨登场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们既是历史人物，又是文学典型，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下二三十位。但全书贯穿的思想，始终离不开“忠孝”二字。刘备忠于汉室，诸葛亮与关羽，一个文忠，一个武忠，又始终对刘备忠心耿耿。数百年前，中国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够像《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究其因，一是三国那段历史波诡云谲；二是小说中人物生动逼真；三是其宣扬的忠孝思想，始终是中国人行世的道德追求。

　　应该说，因为有朱元璋的忠孝立国思想，因为有罗贯中的生花妙笔，才有了关羽成圣成帝的可能。客观地讲，诸葛亮与关羽两位忠臣，都塑造得很好。在文人的心目中，诸葛亮的地位更高，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道出了所有读书人对他的尊敬与怀念。但诸葛亮始终只能是“道统”中的楷模，而关羽则不一样，抬举他的，热捧他的，是历朝历代的“政统”。相比于道统，政统有着更加强大的影响力。道统提倡风气，政统提倡风俗。以此论之，诸葛亮是风气中人，而关羽则是风俗中人。

　　客观地讲，罗贯中塑造的诸葛亮与关羽都很成功，但为何诸葛亮不入政统的法眼呢？这乃是因为，文臣与武臣是有差别的。文臣忠于社稷，忠连着忧患。武臣忠于朝廷，忠却连着愚。与忧患相连，忠是有条件的；与愚相连，忠是无条件的。任何时候，对于政统来讲，愚忠总是最受欢迎。

　　关羽的履痕所在，我去过不少。从他的故乡到他殒命之地，从他被塑为“战争之神”的官渡到他兵败如山倒的麦城。每到一处，凭吊之余仍是凭吊。但是，当我于秋风中到了诸葛亮撒手人寰的五丈原，却不免感慨唏嘘，当场写下了一首七律：

　　卧龙离去谁弹泪，蜀水巴山响杜鹃。归辇犹闻笳鼓壮，卷戈谁抚铁衣寒。苍天不遂英雄志，大地空留烈士篇。难信金瓯能久缺，陇头司马定中原。

　　这首诗写于2007年的10月，虽然过去了5年，我思想的脉络没有任何改变。

　　（作者为著名作家，曾获茅盾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