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洛阳城的布局与营造思想

摘要：按照班固等人的记载，东汉洛阳城是充分借鉴了儒家都城营造思想建立起来的，通过有关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可以认定东汉洛阳城参考了《考工记》的营国思想，东汉间人将明堂、辟雍、灵台作为洛阳的标志性建筑，即意味着东汉政治文化对礼乐教化的高度认同。

关键词： 东汉洛阳城；布局；营造思想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05)06-0025-05

东汉洛阳城的布局，根据有关史料和考古发掘可以得到大致的印象，但洛阳城的营造思想，一般史料缺乏明确记载。东汉初年迁都之争中兴起的《京都赋》，出于辩论的需要，对两汉的都城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其中涉及到东汉洛阳的整体布局、营造思想。本文利用这些记载，结合有关史料和考古发现，对洛阳城的整体布局和营造思想进行探讨，以期方家指正。

一

关于东汉洛阳城的布局，班固《东都赋》这样描述：

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于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沼。发蘋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邹，谊合乎灵囿。

东汉大规模修建洛阳，是在明帝时期。班固概括永平年间修建洛阳的基本标准：所谓的“增周旧”，并非是说东汉洛阳城建立在东周洛阳的旧址上，而是说东汉洛阳大体借鉴成周的都城营造制度进行增修。所谓的“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即“奢俭合礼”，也就是说宫室按照一定的礼制规范修筑，规模“中度”。所谓的“制同”、“谊合”，则是说按照古制“天子之田”和“王之灵囿”的标准规划园林池沼。“周旧”、“制同”、“谊合”都是周代都城苑囿建筑制度和使用原则，班固将洛阳的都城、宫室、苑囿与周制进行比较，是为了说明东汉洛阳的建造，很重视借鉴成周都城的营建规范。

傅毅《洛都赋》也说：

分画经纬，开正轨涂，序立兆庙，面朝后市。

“经纬”、“轨涂”、兆庙的序立、朝市的设置都是《周礼·考工记》营国制度的重要内容。傅毅这里借用《考工记》的术语，来形容洛阳的布局和规划。若按照他的说法，洛阳城的营建借鉴了《考工记》的建造布局。而按照汉儒的理解，《考工记》反映的是旧周的都城营造制度。这就和班固的说法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东汉洛阳的布局，是借鉴了周制。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东汉学者对洛阳规划布局较为清楚的表述。

《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条详细记述了一套完整的都城营造制度，从都城的形制、规模、区划、道路、城门以及重要建筑的分布等方面描述了理想的都城布局，带有严格的等级规范和礼制秩序。按照贺业钜的考察，其营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形制为重城环套，规模为九里。

按照井田之设计，城区分为九份，以性质不同而分区。

宫城为全城规划的核心，位于王城中心，以宫城南北为主轴线，此轴线南起正门，经外朝、宫城，过市达北正门。门、朝、寝、市布置在主轴线上。

全城道路网及各区环绕宫城这个核心。

城前方为外朝，后面为市，宗庙、社稷分居左右两侧。布局按照前朝后寝的规制设计。[1] (P28-29)

我们可以根据上述解释，结合其他学者对《考工记》的理解，参考考古发现，来考察东汉洛阳布局是否参考了《考工记》，分析班固、傅毅的说法是否符合实情。

（一）洛阳面积和城市轮廓

《后汉书》卷一百零九《郡国志》注引《帝王世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 《元河南县志》卷二也说：“俗传东西六里，南北九里，亦曰九六城。”《元和郡县图志》又引华延隽《洛阳记》：“洛阳城东西七里，南北九里。洛阳城内宫殿、台观、府藏、寺舍，凡有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九间。”《洛阳县志》亦云：“大城东西七里，南北十余里。”考虑到计量误差和时代变迁，不同时期稍有差别，但洛阳城的整体规模没有太大变化，大体东西在旧制六～七里，南北九～十里。考古勘测表明，东汉洛阳古城遗址南城墙已被水冲毁，西城墙残长约4200米，北城墙残长约3700米，东城墙残长约3895米[2]，与古文献记载类似。其南北大致同于《考工记》的规定，东西则不足，呈长方形。

（二）洛阳的城门与朝向

洛阳共十二城门，南有四门，由东向西依次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和津门，其北门东为谷门，西为夏门，直通北宫。东门由北向南依次为上东门、中东门和耗门，西门由北向南依次为上西门、雍门和广阳门。蔡邕说：“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3]（卷133）以平城门为尊，既说明其为正门，又说明洛阳是朝向是座北朝南，以南为尊[2]。

（三）洛阳的朝市布局

由各门引出的道路将洛阳分成若干区域，中为宫廷区，包括南宫和北宫。官署区位于南宫之左，东城耗门之内，在南宫的左前方，包括太尉府、司徒府和和司空府，组成了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权贵居住区分布于上东门之内，如步广里、永和里等。太仓、武库在城西北角。东汉洛阳“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和金市。南市和马市都在城外，前者在南郊，后者在东郊，金市在城内，其位置在北宫的西南，南宫的西北”[4] (P20) 。明帝永平五年(62)于城东又设立了粟市，位于城外的三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由此又可以看出，在洛阳早期的布局设计中，金市是被规划在南宫之后，而官署区在正宫之前，符合前朝后市的布局。

（四）洛阳的宫城位置与朝寝格局

洛阳宫城基本位于都城中心，由南、北二宫和其他附属设施组成，《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正义：“《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刘邦曾置酒南宫，刘秀幸却非殿而定都，后起前殿，明帝整修北宫。蔡质《汉典职仪》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3]洛阳宫城早期“继承前代南北宫制度的传统，以南宫为主，北宫为辅”[5] (P434)。明帝以后逐渐以北宫为主。根据王仲殊的推测，南宫大约在中东门大街之南、广阳门大街之北，开阳门大街之西，小苑门大街之东，为长方形，南北约1300米，东西约1000米，北宫大致在中东门大街之北、津门大街之东、谷门大街之西、北靠城墙，呈方形，面积稍大，都位于洛阳城的中央地带。

由于洛阳二宫没有进行系统发掘，我们可以参照古代学者绘制出的洛阳宫殿图，来考察洛阳宫城的大致状况。东汉重新修建的北宫，其正殿为德阳殿，而其余诸殿罗列在其周围，也位于宫城中央。南宫由于历史较长，从秦、西汉、东汉一直沿用，正殿却非殿稍南，但也大体位于南宫中心区域，这和《考工记》宫城布局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南北宫既有朝会之所，又有寝宫，都在同一宫城之内。《东京赋》：“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北宫修建后，永乐和永安作为太后寝宫，地位最重要。此二宫皆在正殿德阳殿以北，符合前朝后寝的格局。南宫以却非殿为正殿，而其余诸殿多在其北，皇帝与嫔妃所居也在正殿以后。这和《考工记》所记之寝宫制度大体符合。

（五）洛阳的宗庙布局

洛阳城以南宫正宫门——平城门——城外寰丘为主轴线，北延伸到南、北宫，至于谷门之西。宫室居于城市主轴线上，其灵台、明堂主轴线两侧[4]。东汉的宗庙与社稷，是按照“左庙右社”规划，《后汉书》卷九十九《祭祀下》：“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目前尚无考古及文献资料表明其具体位置，但其符合《考工记》的要求，大致是没有问题的[6]（P85-87）。这样，按照有关历史记载和图录，我们可以绘制出洛阳主要建筑的大致分布图，和《考工记》相应的部分进行比对，就会发现其中存在较多的对应关系。

我们认为，东汉洛阳在都城规模、宫室位置、城池朝向、朝市关系、社庙分布等方面，与《考工记》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班固《东都赋》、傅毅《洛都赋》中对洛阳布局的评价，大致符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即洛阳城的布局确实借鉴了《考工记》的某些营国思想。都洛派歌颂洛阳都城布局的“合制” 而批评西汉都城的“逾制”，是有一定现实根据的。

二

东汉京都赋中描写洛阳的宫殿设施，主要强调其“合制”，以“中和”、“中度”、“中庸”为法则。张衡《东京赋》描述洛阳宫殿、苑囿及其它附属设施，认为东汉宫殿建筑的最大特点是，“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 。王度，是先王的法度，指按照礼制规范进行修建，讲究“中和”：既要壮观华美，又不能没有法度。班固《东都赋》也说：“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能逾，俭不能侈。”也用“奢俭适度”概括洛阳宫室建筑。

班固、张衡在《京都赋》中，并没有像写长安那样，对洛阳的宫室建筑展开全面铺陈。这是有一定创作背景的。从客观上讲，东汉洛阳的南、北二宫，加起来的总面积也不过西汉一个未央宫面积的五分之三，更不用说西汉还有建章、长乐、北宫、桂宫等建筑，洛阳的宫室数量和面积远无法与长安相比。从主观上讲，东汉赋家都认为洛阳的宫殿设施并不是东汉建筑的代表，能够代表东汉建筑特点和文化品格的是以“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

东汉赋家常对洛阳的礼制建筑津津乐道。傅毅《洛都赋》：“近则明堂辟雍灵台之列，宗祀扬化，云物是察。”崔骃《反都赋》：“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班固《东都赋》：“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信景铄。” 又云：“于是荐三牺，礼神祗，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 并于篇末附《明堂》、《辟雍》、《灵台》等诗，进行了专门的歌咏。

三雍，《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注云：“三雍，宫也，谓明堂、灵台、辟雍。《前汉书音义》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气为之，故谓三雍。” 张衡《东京赋》：“乃营三宫，布教颁常。”三宫，《汉书》卷六十四《终军传》：“建三宫之文质，章厥职之所宜。”颜师古注云，“服虔曰：三宫，明堂、辟雍、灵台也。郑氏曰：“于三宫班政教，有文质者也。” 东汉重要的礼仪活动常在这些地方举行。因此赋家认为明堂、辟雍和灵台是重要的礼制建筑，是东汉洛阳区别与西汉长安的标志性建筑，它们的修建，代表着东汉采取了与西汉不同的政治文化制度。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之制自西周始广。孙希旦说：“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7] (P842-843)。先秦典籍，多以明堂为布政之所，《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荀子·强国篇》：“若是，则为之筑明堂，而朝诸侯，可矣。”东汉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的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蔡邕《明堂论》所论较详，不赘引。他们都将明堂作为德治王政的象征，在儒家政治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正因为明堂天人感应的产物，其严格依照阴阳五行观念建造起来的，“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东京赋》）八达，八牖；九房，九宫；规天，象天之圆；矩地，因地之方。按照不同的月份而行政令。此与《白虎通义·灵台明堂》所载类似。根据考古发掘，东汉的明堂遗址位于平城门大道东侧，基座呈方形，上有圆形台基。其形制，采取的是九室十二堂布局，与西汉明堂五室不同；其上以茅草加瓦覆盖，同于古制；有桥、堑之类的辅助设施。东汉明堂同于张衡的记载，也大致符合《考工记》的建制。

东汉明堂左有辟雍，右有灵台，《东京赋》：“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灵台。因进距衰，表贤简能。冯相观祲，祈禠禳灾。”辟雍为帝王行教化之所，也是礼乐教化的象征，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辟雍为教育之所，经常在这里举行礼仪活动。李尤《辟雍赋》：“辟雍岩岩，规矩圆方。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匡。喜喜济济，春射秋养。”“王公群后，卿士具集。攒罗鳞次，差池杂迟。延忠信之纯一兮，列左右之貂珰。三后八藩，师尹群卿，加休庆德，称寿上觞。戴甫垂毕，其仪跄跄。”班固《两都赋》附《辟雍诗》也说：“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在这里举行的大射礼、养老礼都具有浓重的教化色彩。

辟雍遗址位于汉魏洛阳城南郊开阳门大道东侧，其平面呈方形，边长170米，外有围墙，内有方形大院，中心为边长45米的方形夯土台基。根据1930年出土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德隆熙之颂碑》，可以断定此处即是辟雍遗址。但此遗址圜水沟为方形，有院舍，和文献记载不相符合[6]（P83），尚需进一步考察。

汉魏洛阳城灵台遗址平城门大道西侧，即“明堂之右”。现存遗址长宽各约220米，中心为边长约50米的夯土台基，残高约8米。台基周围有两层平台，下层台面有环廊，上层四周各有五间建筑，建筑四面墙壁各涂有相应颜色，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以对应四灵之位，以符合休征之说。张衡曾为太史令，长期主持灵台的工作，其所铸浑天仪就置于此，他说灵台用于“冯相观祲，祈禠禳灾”，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班固《灵台诗》：“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蓁蓁，庶草蕃庑。屡惟丰年，于皇乐胥。”《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记载，永平二年，明帝“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 。通过灵台观察天象，以达到帝王行事与之相睦。

东汉非常重视三雍的象征意义。光武在封禅泰山时，告祷天地曰：“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吏各修职，复于旧典。”[3]（卷97）将建三雍与和修五礼一起强调。明帝宗祀光武的诏书也说：“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3]（卷2）将设立三雍作为光武文治的内容。三雍在儒家学说体系中的象征性决定了他们在东汉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东汉修建并重视三雍，证明了东汉政治文化的取向，是采用儒家礼乐教化来治理国家，这与西汉重视武功霸业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一点上说，三雍不仅代表了东汉建筑合乎礼制的特点，也标志着东汉政权对强调“德治王政”的认同，更象征东汉对礼乐教化的重视。

三

在儒家经典中，三雍是礼乐教化的象征。三雍设立与否，西汉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讨论，武帝即位便有立明堂的想法，成帝时期，也有立辟雍的打算，直到元始二年（2），“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8]（卷99）始立三雍。三雍得以建立，是西汉长时期酝酿的结果，也是两汉政治文化变迁的反映。

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曾说：“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西汉儒生期望当时就能“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8]（卷65）但由于其时行黄老之术，未能成行。武帝时期，曾有立明堂之议，“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9]（卷12）由于“三雍”是儒家礼乐政治的象征，窦太后才极力反对，甚至连提议的赵绾、王臧也被迫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职。三雍直到西汉末年王莽摄政时得以建立，其时恰是古文经复兴的时期。东汉在光武中元元年，就设立三雍，使之成为举行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三雍才较为彻底地实现了它的政教用途。

三雍的设立，是东汉在政治文化上区别于西汉的重要象征，标志着东汉重视礼乐教化，而区别于西汉侧重武功霸业，这种变化，与两汉对儒学的态度的变化是同步的。

礼乐教化的逐步施行，涉及到两汉儒术与两汉政治的互动发展。先秦时期，礼乐教化一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治国理想，然在春秋战国，列刃相错，兵戎纷争，以“礼乐行教化”所必需的治平局面并未出现，儒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迂阔之学”。西汉立国之初，陆贾、贾谊等学士亦提出“礼乐教化”以安天下的主张，惜天下财力匮乏，同色之马尚不可得，将相仅能牛车代步，尚不能广设礼乐、详尽制度，铺陈华美之仪式，夺食于民生、损财以耗国。内无余财，外有强敌，诸乱未平，匈奴又至。故西汉初期只能任“黄老”之学，行无为之政，以待人民、财货的繁衍生息。武帝以后，财力稍有赢余，国事渐趋安定，方有余力论及礼乐制度。然武帝内多欲，其仁义亦为缘饰，虽以儒家礼乐为号召，广致文学之士，鼓吹教化，而朝廷官员文吏多而儒生少。虽行礼乐而无节制，言仁义而务奢靡，礼乐有制而无度，多强调外在形式，而不重内在约束。武宣时期，虽有独尊儒术之说[10]，然帝王行事，却“霸王道杂之”，并非尽行礼乐教化之德政。所举旗帜与所行之事相互抵牾，儒家理想与朝廷行事大相径庭，虽频引儒家经典以为说教，而并不能在实践中认真运作[5]。武宣时期不以礼乐治天下，儒家之说多缘饰政事。

待至成、元，儒学对政治的浸渍愈来愈重[6]，儒生逐渐意识到原始儒家的政治理想不足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但如何使儒家思想真正能够付诸现实政治运作，是儒生、文学之士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从而导致在礼制改革上的反复。考察西汉所用儒学，大约得其枝叶而未用其根本。西汉帝王用礼乐、言儒学，多侧重于形式，而对儒家德政之要义、民生之关键，皆未能深刻体察。东汉光武，本为儒生，素习经典，待其称帝，先有王莽托古改制之鉴，以为警戒；又藉符命而称帝，以沾恩泽。故而他对儒学的认识，既不同于西汉武宣的“缘饰”之用，也不同于王莽的泥古，他对礼教与政治的结合，是以传统的封建专制体制为行政架构，以儒家学说为思想维系，从精神和道德层面加以提倡。东汉功臣“多近儒”，他们也能够借鉴儒家德政、礼乐、教化等学说来审视东汉的行政制度，将儒学充分和治国之道结合起来，从政治文化上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指导作用。这样，东汉与西汉“霸王道杂之”不同的文化形态，不仅体现在东汉的都城建制、宫室建筑以及礼仪规范上，还体现在更深厚的政治文化中。东汉赋家选择三雍作为东汉区别于西汉建筑的标志，是利用三雍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来表明，东汉奉行了不同于西汉的政治文化，而他们对于这一政治文化是高度认同的。

以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的修复，是在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体系中取得主导地位的西汉成、平帝以后。这时，儒学的声势日渐提高，朝廷开始反思西汉早年在宗庙祭祀、礼仪制度、都城建筑等方面与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古制”之间的差异，进行局部的调整。王莽时期，继续对长安城不合古制的布局进行修缮，企图使新朝的都城形制、礼制建筑、朝廷礼仪更符合儒学规范。东汉光武即位初，便迅速修复明堂、辟雍、灵台、太学等文治教化设施，以表现其对儒家政教理想的认同，辅助其推行“修文偃武”的政策。充分利用这些礼制建筑进行礼仪活动，在明堂举行祭祀、在辟雍举行乡射、饮酒礼，在灵台辨云物、观休征，促进了儒家礼制建筑和儒家礼仪活动的融合，实现了西汉以来儒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无论是从政治思想上，还是从这些建筑的政治和文化作用上，东汉的文化制度和政治风尚都很大程度上得到东汉赋家的认同。

综上所述，东汉洛阳城较多借鉴了《考工记》的都城营造思想进行布局，尤其是在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的建造和使用上，更多借鉴儒家学说赋予的象征意义。这与东汉初年推崇儒学，尊重经学的文化背景一致的。东汉赋家在迁都之争中，用借鉴《考工记》的布局来概括洛阳城，用三雍等礼制建筑作为洛阳城的标志，充分表明了时人对洛阳城营造思想和文化氛围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洛阳城确实在都城布局、营造思想、建筑文化上与西汉存在较大差异，在中国都城制度史上具有明显的转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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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胜高（1973—），河南洛阳人，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2] 古代都城朝向有座西朝东，如齐之临淄、秦之咸阳等；有座南朝北，如宋之临安、明之南京；以座北朝南最多，如东汉洛阳、隋唐长安、元大都、明清北京等，此最为常见。参见刘晖《中国古都宫、城、郭、国的位置与朝向关系初探》，《古建园林技术》，2002年第3期。

[3]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注引，王仲殊以为此“七里”当为“一里”之误。参见《汉代考古学概说》，20页。

[4] 对于洛阳是否由主轴线，尚有不同的看法，贺业鉅认为洛阳有明显的主轴线，参见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438-439页；杨宽认为东汉洛阳的中轴线的作用和布局，尚不显著，都城的中轴线布局形成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期间，参见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188-189页；徐苹芳认为洛阳的“中轴线的设计思想也不明确。”《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之《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7页。俞伟超则认为洛阳的“全城规划可能受到《考工记》的一定影响，已略具中轴线的味道。”参见其《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1985年第2期。我们认为，判断洛阳主轴线的设计，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主轴线是有意识设计还是暗合，从考古发掘看，洛阳确实存在由南到北的主轴线，不仅贯穿南郊的礼制建筑区、平城门、南北宫，而且重要的朝廷活动如朝会、祭祀、出行等都在这条主轴线上进行，因此，即便是设计上没有规划，但仍存在一条主轴线。二是要比较前后朝代都城的布局结构，东汉洛阳城处于都城制度变化较为重要的时期，相对于西汉长安和唐以后的洛阳，其差异是明显的。尽管西汉存在贯穿城市南北大道，但其宫室、朝政活动、祭祀活动并非围绕其进行，与洛阳主要建筑在主轴线周围差异明显。洛阳的这条主轴线没有直接与北门贯通，这和后代都城的主轴线也存在不同。但相对于西汉长安，东汉重要的朝政活动，还是围绕主轴线进行的。

[5] 阎步克认为西汉所谓的“礼治”，首先应视为一种政治文化模式，一种思想，并不能完全将之视为实际的政治运作。这一看法是准确的，从两汉礼制的设计和变迁中可以很明晰的看出来。参见《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346页。

[6] 西汉经学对西汉政治的浸润历程，参见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他认为从西汉中期，经学思想开始从社会层面进入政治层面，在元成时期，儒教的声势最盛。《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164-189页。钱穆也从经学博士的数量统计，说明了成帝末，“儒教之逐进而逐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版，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