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派建筑—徽州木雕的由来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安徽省一侧“徽州”之称始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之前与唐时均称为歙州。

明、清时，领有休宁、歙县、黟县、绩溪、祁门、婺源（今划归江西省）六县，这里盛产竹、木、茶和文房四宝，天然风光异常秀丽。

明清时期这里经济、文化非常发达，万历年间著名的戏曲家汤显祖，就写过这样的一首诗：“欲织金银气，多从黄山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表达了明人对徽州的艳羡。

在汤氏看来，徽州不仅有藏镪百万富商巨贾，以豪富天下著称，而且有驰名中外的黄山、白岳山水。他五十九岁时〔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还是如愿到了徽州访友游览。留句“予尝闻海阳之地，松罗奇秀，不让匡庐、九嶷、巫峡，心窃慕之，戊申秋偕陈子伯书裹粮履杖其间。” 金石书画与剑学歌叹

当然徽州迷人之处还不止于此，特别是古文化发达，“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很多，达官显贵代不乏人。徽州乃为程朱理学之发源地，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星相，剑学歌叹，还有徽商、徽医、徽菜，新安书画，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古建筑，竹木砖石雕，徽墨歙砚，澄心堂纸，竹编、漆器、万安罗盘等。徽州人文学说涉及面之广，所获得各项成就之显著，史书上均有记载，故历史上文化界士子称为“徽州学派”。

当今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又誉徽州为“东方文化缩影”。所有这些都说明这里文化底层厚，历史遗存多，然而它们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互相作用，相辅相成，构筑了一幅状丽的有生机的蓝图。

家宅宏敞的徽商

闻名于世的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到了明成化年间（1465年至1485年）因实行新盐法（即开中法）徽商遂腾飞于中国商场。清初顺、康、雍、乾已是黄金时代。

《歙县志》（民国许承本）称：滇、黔、闽、粤、秦、晋、豫、淮、鲁、浙、楚、燕、汉等都有徽商活动。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其商人的足迹不仅遍于国内，并远至日本，暹罗和东南亚各国，甚至葡萄牙。

所谓“徽帮”统括徽州地区所属各县之商业界，他们是工商业，金融界的一个大集团，他们在全国各地有一套行商行话，别人听不懂，以乡音奉为知己。大凡他们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及各省市，如上海、南京、北京、济南、武汉、福州、广州、昆明、长沙、洛阳等，联络徽人，建立友谊，互相帮助，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很大的徽商网。

徽商中不少人善于运筹，拥有雄厚的资金，有不少地方的经济命脉几乎为徽商所控制。如扬州客籍八十名巨商中，徽商占去六十；浙江三十五名著名盐商，徽商占去二十八名。《歙县志》载：“两淮八总商是（歙）人恒占其四”

乾隆年间徽商中更有积资达千万以上者，乾隆帝弘历下江南接见全国八大臣商中，其中四位是徽州巨商。所以魏叔子说：“徽州富甲江南” 徽州从明中叶到清嘉庆、道光、咸丰时，在商界称雄三四百余年，其经营地域之广，项目之多和资金之雄厚，都为当时商界一时之冠。

徽商巨资者多，除了扩大资本牟利致富，追逐无止尽的高额利润外，他们还利用这些巨额去课税，捐输奉纳给封建王朝；捐纳兴办教育，以培养扩大其封建势力；还有割族田、建祠堂，盖大厅，修坟茔，撰宗谱，以强固封建宗法制；再就将大量利润耗费于穷奢极欲的生活。

他们在本籍“以豪侈自喜，浆酒藿肉，奉养逾王候”他们争阔斗富，大兴土木重建祖居，“家宅宏敞”，“有园林池榭之胜”。《翕县志》载：“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荣宗耀祖，标榜孝义，炫耀富有，为自己树碑立传。

东南邹鲁钟灵毓秀 　　徽州在历史上享有“东南邹鲁”之誉，早在唐末就文风日盛，宋代以后，英才辈出，人文荟萃，遂成文化之邦。

人文郁起，物华天宝，程朱理学，“道脉薪传”。文学艺术，医学，徽墨歙砚，以至徽菜学类都在全国享有一定威望。

尤其是新安书画，天都、新字、黄山画派，徽派版画，徽州金石篆刻，刻书出版业，徽派雕刻，徽调徽剧蜚声艺苑。徽派盆景，徽派古建筑，尤其是民间民宅，园林建筑，独树一帜。歙砚徽墨，万安罗盘，徽州竹编，漆器、澄心堂纸，誉满中外；新安医学弘扬医坛……徽州文化发达，“以读书训子弟”“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愈众。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星相，剑槊歌吹者流，均不乏其人。

古往今来，徽州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人才辈出，涌现了大批出类拔萃，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人物。

隋唐和北宋，有揭竿而起的汪华，方清和方腊等农民起义领袖；明末有坚持民族气节，慷慨就义的金声，江天一等民族英雄。

尤其是徽州是程朱桑梓之邦，道学渊源之所在。所以历史上封建文人一提到徽州，便眉飞色舞，赞叹不绝。说什么徽州人“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 当然还有很多

为了培养人才，成为政治势力和学识上的才子，徽州富户特别是徽商们是不惜财力的。“读书登弟”是徽州比较富裕的人家孜孜以求的得官之途。

明清两代只五百余年，科举得中六县明代举子1298名，清代1698名；中进士明代392名，清代仅歙县，休宁两县就有进士达670余名。休宁一县包括休宁籍清代状元就有13名，还有榜眼、探花、传胪等。

在徽州流传着“十里四翰林。三殿撰、兄弟九进士，四尚书，兄弟翰林，父子尚书，一榜十九进士者，一科同郡两元者……”等当年佳话。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朝廷肱股大臣，为封建社会的经国济世效尽了犬马之劳。单以歙县为例，居科名之先者，中状元的唐皋（明）、金榜，洪莹、洪钧等；立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阐理道之微者有朱升，唐促实等；大经济之业者有唐文夙，杨宁等；宏政治之才者有唐相等；擅文章之誉者有汪道昆，郑恒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当然还有很多。

可见一斑

清初文学家张潮在《歙问》小引中记载一件趣事：明代文坛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号歙州山人，曾带领三吴两浙文士宾客一百余人， 浩浩荡荡来黄山游览，他们各自是擅长一技的才子，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

然而歙人汪南溟（即汪道昆）闻其至，便以黄山主人身份，租赁了名园数处，予以热情接待。同时他又邀请地方名士作陪，每一位来宾由地方一至二人相伴，以书法对书法，画家敌画家，琴师会琴师，棋手伴棋手，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都一一伴对角技，大家一起侃侃而谈，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流而不竭。一百余名吴浙文士竟难以匹敌，大感惊愕。大称赏而去。”一时传为美谈。

看，仅歙一邑之人才，竟能与蓄意前来斗艺的，世鲜能敌的三吴两浙之各方面人才相匹敌，徽州人才之盛大，于此可见一斑。

徽州文人既多，著述又很丰富，他们不仅是名贤硕儒，也有富贾名官，甚至还有名媛闺秀，如江继妻吴昊，幼承家学，工侍著《香台集》，江昱之妻陈佩著有《闺秀集》，金潮之妻汪韫玉著有《兰雪侍草》。现尚存《听月楼遗草》二卷传世。戴邵庵妻范满珠著《绣余草》与其兄范良、妹范满林著《绣余征略》均为当时有影响的诗人。

徽州诗人很多，据《徽郡侍选》所载自“明洪武起所选一百四十六人”。这还仅是选入者，没有统计的或落选的当属更多。

其它著述，以古歙江村为例：据乾隆四十年刊刻，清代里人江爱山撰文的村志《橙阳散志》统计，共有七十八位作者，编著书多达155种，乾隆以后当不包括在内。

书、画、篆刻等艺术人才，更是成批涌现，明清时画家见诸文献记载的近千余人。 刻了许多书 　　由于文化昌盛，书画，雕刻业发达，进一步推动了雕版印刷业。

早在南宋嘉熙年间，徽州即出现刻书印刷行业，明中叶已形成规模，万历时理旬书坊林立。

刻工以家族为中心的就有：虬村黄氏、仇氏；旌德板画村汤氏、朱氏、刘氏、歙休汪氏；还有鲍、郑、洪、吴、张、项、程、李、郭、王、谢、蔡、唐等氏姓都是家传户习，名手辈出的镌刻世家。

仅歙县虬村黄氏为例：从明正统元年（1436年）至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年间已协入方志等史册的著名刻工达四百余人，还不包括参刻的女工及一般没有列入刻工的呢。

据周弘祖《古今刻书》记载：徽州刻书最多者要数歙人吴後学的师古斋，他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四十四种，二百零四卷，刻经史子集数百种，样佳精审，耗资十万两。

吴还有歙西鲍氏耕读堂，岩镇汪济川的主一斋、新都吴氏树滋堂、吴养春的泊如斋、程百二的忻尝斋、大雅堂、环翠堂、居仕堂、百岁堂、绣佛阁等。

到了清代流风未歇，歙人鲍延埔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最为精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稿后，一直无力印行，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还是鲍延埔为之首次刊出，计三十卷四百二十一篇。

新安汪氏刻《秘书》二十二种，鲍崇城刻《太平御览》一千卷，程梦星，程晋芳，吴绍浣，黄爽，曹振庸、华秋源、鲍志道，鲍漱芳、江春，江方、江洵、马日馆、徐赞候、金怀玉、洪征治、张霞举、汪森、孙默、汪献圩等均刻了许多书。

在制墨业方面 　　墨模制造、墨膏质地、版刻精美而载入史册。

唐时李（溪）超、李延圭、宋代的潘谷均为徽州制墨大家，永垂青史。

明以后呈坎罗小华为歙派制墨代表。他塑的墨万历神宗朱翊钧称“坚如石，纹如犀墨如漆，一螺值万钱”

程君房用红黄绿诸色套印《程氏墨苑》二十三卷二十册五百二十幅中的五十幅。方于鲁印《方氏墨谱》十二卷。汪中山、汪鸿渐休宁派首创锦墨，华丽精致。

到了清代有汪近圣印《鉴古斋墨薮》、汪节庵、曹素功、胡开文等对墨的造型和墨模制造均有卓越贡献。 在雕刻版画方面 　　更是徽州的“土特产”拿手好戏，常见有小说、戏曲、神话插图、墨谱、画谱、生长谱、木板年画、民间版画、宗谱、祖容、仙佛和先贤像、花纸和契纸简帖的装饰等，都表现出非凡的技巧和独特的功力。

徽派版画首创色彩套版印刷术，更是享誉国内外。

这些作品原稿即有著名画家丁云鹏、吴左千、郑重、汪耕、黄应澄、蔡冲寰等创作起稿，又有技艺冠盖一时的黄、仇、汪、汤、刘、张、项氏等名刻高手雕刻，故能鲜艳夺目，精丽绝伦。

到晚时休宁人胡正言吸取当时比较流行的刻版涂色印刷法后，他刻印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把版画套色和印刷推向世界高峰，影响深远。 官的西爽堂刻有《古今逸史》四十二种，一百八十二卷，另刻有《晋书》、《水经注》等。

还有金石篆刻 　　还有金石篆刻技艺也是人才济济，有的别开生面，称雄印坛。

明清篆刻艺术，首创皖派的何震、歙派的程邃、黟山派的黄士陵等均是开山祖师，为休宁、歙县、黟县人、追随者卓有成就，各个时期的徽州各地方均有数十至百余人。

徽州的制墨、刻书、篆刻业均拥有一批刻工高手，他们和画家合作，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使其作品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典雅、工整、细致、态度一丝不苟，真是毫毛毕具。那线条的曲直、刚柔、粗细、虚实、繁简、空实等对比都有徽州特色。

同时徽州刻工受徽州文化的熏陶、互相影响，诸如书画家、雕刻家、金石篆刻家等直接与间接的启迪，增强了刻工的自身艺术修养。

如明代著名刻工歙人黄钺，就是一个多面手，他善版面雕刻，又喜金石篆刻，还攻绘画，建筑工程上的木、石雕，并通诗文等。

理学弥漫着徽州 　　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道学薪传”在新安久矣。正如徽人赵吉士在《新安理学》中所云：“新安自紫阳峰峻，先儒名贤比肩接踵，迄今风尚醇朴，虽僻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屈也。”

由于理学家纷起，以理学教化分人，已成为这一带时尚。

程、朱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套纲常礼教，既是封建统治思想也是每个人必须遵循并躬身力行的最高道德规范。

理学弥漫着徽州，侵蚀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因而这些徽商大贾发财致富之后，向往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很自然地就想到在家乡显示一番阔气。 　　明代中叶大兴土木，他们修祠堂，坚牌坊，建宅第，不惜重金招聘能工巧匠，精心营造。

正因为当时徽州“富商巨贾，以商著称天下”，又以儒学思想风行，因而促成徽商力主“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自恃，而从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

“忠”与“孝”的标榜 　　另外徽地风尚还有不肯轻去他乡定居之习俗，有的则为族戚所鄙，所谓“千年归故土”，纵有先贫后富者居外地得发者，亦追逐其发祥地。多数皆老大归根，故徽州有千年祖茔、千户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数百年之古居，比比皆是。

同时徽州唯心主义的理学业还鼓吹风水地灵，“新安土壤发人”，于是一时间堪舆星相猖獗。那些多少代以前就远离徽州的新安后裔，还回徽州来联宗续谱，追逐源流，甚至寻找遗址，在故乡重建祖庐，标榜并宣扬自己源于新安。

还有徽商们，在建筑祖居宅第上，又以“忠”、“孝”来作精神寄托，在封建的纲纪支配下，比雕刻，比豪华，有一种互相竞争的心理，一个要比一个强，以此来炫耀自己，标榜“忠”与“孝”。

走小而精的路子 　　明朝的住宅等级制森严，迫使这些富贾在兴建住宅时，走小而精的路子。聚族而居是徽州古村落的显著特征。历史上古山越人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世代繁衍而成同族聚居村落。

晋唐后，北方人口南迁入徽州时选择一些山谷隘口、险要易守之地屯聚建屋，往往一个村就是一个大家族，随着后裔延续，又分支迁出另择地而居。

明以后，在强大的徽商经济带动下，徽州村落发展进入了勃兴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村落形态与景观。

但由于山区地形崎岖不平，苛刻的地理环境也不可能营建殿府式对称、恢宏的建筑群体。

同时亦因徽人经商，外出时多，留居日少，加上山区多盗，所以建筑大多数均为封闭式的。

外观除门罩有较讲究的砖雕门楼装饰外，一般亦是比较简单，而内部确很富丽堂皇。

“三间五架”之屋 　　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建住房的等级制对建筑规定森严，据《明史.舆服志》记载：藩王称府，官员称宅，庶人称家，住宅建造大小亦受限制。王候、官员按等级造房，庶人只能造“三间五架”之屋。

徽商虽然广有钱财，但在当时社会中除一部分人入仕，取得功名外，其他人并没有取得与之相适应的优越政治地位。

他们企求建造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且又富丽堂皇与王候官邸争雄的住房，却遭到封建法规限制。

休宁县秀阳乡有王姓“三槐堂”大厅，就因建设时没有按照规定：大厅共三进，每进均达十一开间，相传遭到嘉靖皇帝派京官前往调查，迫使当地族人将这座气势雄伟的厅堂门内左右各挖一个厕所，弄得面貌全非，并改名为茅事厅，以资掩盖。

因此徽州当时住宅与装饰就不得不在封建贵族华丽的府宅之外另辟蹊径，于是秀丽精美，清新淡雅的砖、木、石、三雕之工艺，就应运而生了。

消耗时间上的竞赛 　　徽州三雕发展到清乾隆时期，由于徽商富户欣赏趣味日趋庸俗，盲目地从建筑物中砖、木、石、雕艺术作品所消耗的时间上来进行竞赛，因而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提高某一座建筑物的装饰三雕时，首先受到注意的是做了多少工作日，而不是考察艺术作品质量，水平高低。

这种奇怪的标准所导致的结果是三雕艺人为了适应徽商及富户庸俗口味，不得不对他们所选择题材的形象进行极其琐碎的处理，借以延长工作时间。于是重楼叠阁极为繁琐，以至次要的群众场面就不断地在某一道具或人物衣着手饰上，作过细的精致雕琢。建筑物极次要部分如屏门隔扇裙板和藻井等处的浮雕中，甚至在一条“牛腿”上也不惜花上几百个工作日的时间雕刻。

艺术的概括手法不再得到三雕主持人的重视，有些作品，正像高尔基所说的是“鸡带着毛烤”了，这种由简练而繁琐的演变，当然不能为我们今天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