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溯源—湖南人凭啥惊天动地(二)

6.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

7.自信，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

8.好学，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求知欲旺盛；

9.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锄强扶弱；

10.特立独行，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磨的志节，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

11.不怕死，不要命，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近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另一位湘籍名家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知行合一，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一意干将去”(左宗棠语)。湖南人“霸蛮”而又“灵动”，其不胜不归的心劲体现为一种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的硬汉精神。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地方观念、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也许是接受了屈原的精神遗产的缘故吧。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HT×L〗騄〖HT〗、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湘地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材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材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晚清以迄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充当冒险建功的“补天者”和“追日者”，他们自然而然形成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屡次在节骨眼上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了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使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指挥广州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使民主宪政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可是，星移斗转，岁月嬗替，这些湖湘雄杰的盖世功勋却差不多已变成一笔茫无头绪的糊涂账，至于他们非凡的人格魅力则更是鲜为大众所知。对此，作为湘籍后生，我能做些什么？清账与钩沉这两项工作都旷费时日，剧耗精神，非一人之心力所能承揽，我要做的只是像采珠者那样去打捞一颗颗久已沉落于岁月深处的雄心，我相信它们依然鲜活，并未丧失掉固有的光热。

从晚清到民国，政界、军界、文艺界的湘籍巨子普遍重视品德修养，胸襟开阔，器识弘远，为人行事光明磊落。比如两江总督陶澍就从不乱来，他在安徽巡抚(相当于省长)任上时，深感官场腐败，看出“子民”与“父母官”之间早已形成深刻的仇隙，那些威福自享的官吏“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虎狼也”(《陶文毅公年谱》)，他欲以一人之力澄清安徽一省的吏治。但由于贪官污吏十分奸猾，彼此勾结，慎为掩护，不易彻查，体制上的漏洞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堵住，陶澍治来治去，功效甚微，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撰写一副自警联高挂于府堂之北：“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他决意做宦海清流，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自洁精神在起缓释作用。又比如“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他一生勤政好学，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无人能出其右。他终生以“血诚”二字待人处事，训弟教子，且主张持家勤俭，亲为家中妇女制订功课单，以使她们免于骄惰。又比如湘军大帅左宗棠，他自比为黄牛，乐于负重行远。年近古稀，他仍然统领湖湘子弟远赴天山之北，平定叛乱，收复疆土。他不顾高龄，坚持住在军营，与士卒同甘共苦。后来，他的大儿子左孝威去塞北省亲，随父亲入住军帐，受寒致疾，回家后一病不起。又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危急关头，他义薄云天，誓为变法而流血，却敦促梁启超赶紧逃出魔爪。他那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话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由衷说出的。又比如民国元勋黄兴，他不争名位，延陵高揖，曾对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无疑需要极大的雅量。又比如民国大将蔡锷，他不仅主张“军人不党主义”(即军人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政党)，还特别关心民瘼，他任云南都督时，云、贵两省的商贾感戴其恩德，大家合计着要为他铸造一尊高大威武的铜像。蔡锷敬领大家的好意，却用这笔款子赈恤两省的饥民。事后，他对大家说：“君等铸我像，享受荣名，在百年千年之后，若辈哀鸿，食此涓滴之赐，当可活命无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这才是可以垂范千古的伟人之仁。正由于这些湘籍的雄奇之士品德高尚，湘人才能在近代史上唱主角，执牛耳，充当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