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溯源—湖南的前世今生(四)

现在看来，“康乾盛世”倒是湖南一个蓄势待发的时期。这一时期，湖南的教育办得有声有色，那岳麓书院先后得了康熙御书“学达天性”、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名闻天下（却不知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如何），又有几任山长如李文炤、王文清、罗典等，皆一时俊彦，对书院的发展作了不少贡献，学生也多有成就（嘉道间×卓尔有声的大吏溆浦严如熤，就是罗典的学生）。

如果说嘉庆以前湖南人才廖若晨星的话，则自嘉、道以来，就有些灿若群星的景象了。嘉道间，湖南出现了第一个人才梯队，即所谓“嘉道经世派”，其代表人物有陶澍、贺长龄、魏源等。陶澍嘉庆七年进士,道光朝官至两江总督，政绩卓著，《清史稿》谓其“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媿焉”，且善于用人、识人，贺长龄、李象鹍、黄冕等皆其属吏，李星沅等则其幕府，“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故张佩纶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湖南人才之源。贺长龄早年助陶澍改革漕运，后亦官至督抚，其聘魏源入幕，合编《皇朝经世文编》，鼓吹经济改革，对稍晚的左宗棠等湘人影响甚大。邵阳人魏源少负才名，然仕途不畅，长期为督、抚幕宾，后受林则徐之托编写《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近代洋务思想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先驱。三人皆岳麓出身，贺长龄更曾任书院山长。稍早则还有个武陵人赵慎畛，亦位列封疆、为政有声，史谓“赵慎畛学有本源，察吏治民，严而能恕，所至政无不举”,兼“服膺儒先，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身体力行。好善嫉恶，体恤属僚，训恳切，如师之於弟子。所至於文武官吏，常能识别其才否，人亦乐为之用。”以是观之，亦陶澍之俦也。又有道州何凌汉，嘉庆朝官至工、吏、户部尚书，亦有政声，子即诗人何绍基。

道光以后的大清就有点不象样子了，道光的儿子叫奕蟭，即咸丰。咸丰是一个倒霉的皇帝，咸丰朝的中国人自然也倒霉之至。咸丰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十年后的一九五○年登基的，上台不到半年，洪秀全就“金田起义”，从此天下大乱。其实，在他老爸的手里，天下已经不大安宁了，不仅有“远人构衅”——两次鸦片战争，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也是此起彼伏，湖南新宁、道县的两起“匪乱”，就发生在道光死前的两个月里。是以洪、杨初起，清廷亦不过等闲视之，孰料不过两三年的功夫，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到一八六○年，内乱未平，又被英、法联军来一个“火烧圆明园”，咸丰连小老婆都顾不上就跑到承德避暑山庄去了，躲到第二年，还没来得及“回銮”就一命呜呼了。《清史稿》说咸丰“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外强”系指英、法、俄等国，“内孽”则洪、杨以外，大股尚有“捻匪”、“回匪”等，总之咸丰朝这十二年，实在是乱得可以。然而，正是这乱世，造就了湖南，成就了一大批湖南人，从此湖南人开始纵横天下，一扫过去三千年之沉闷。而带领湖南人“走出去”的，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小地主阶级出身。道光十八年进士（同进士出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之后官运亨通，十年七迁，一直做到礼部右侍郎（正二品）。咸丰二年，丁母忧归，时太平军已入湖南。三年，曾国藩奉旨办团练于长沙，募农民朴实壮健者，用诸生为将领，号“湘勇”。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曾国藩就靠着这支由书生带领的农民军队，扑灭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若论当时的湖南人对“粤匪”的态度，恐怕跟后来对“共匪”的态度有些相似：无论是太平军还是红军，都有一部分人积极加入，另一部分则拼死抗拒。湖南人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严重分化。至于分化的根源，却很难拿我党的阶级成分论来解释，比如说，彭、贺是苦出身，毛、刘却是地主富农，结果他们却站到了一起；而湘军拿我党的话说是典型的“地主武装”、“反动势力”，但参加湘军的却大多数是“红五类”的贫下中农。不过，显然当时湖南的保守势力异常强大，因此太平军一入湖南便遭受重挫，最后也是覆亡于湘军之手。另外，应该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其思想政治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一方面，他充分利用了当时人民尊孔崇儒、敬畏神灵、排斥洋教的思想观念，对太平军大搞反面宣传，甚至地域意识也被他摆了出来，如《讨粤匪檄》曰：“……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军纪严明，以争取民心，选兵时专挑忠厚老实的，将领则用文人绅士。因此，在争取民众方面，在保守排外的湖南，他也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