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溯源—湖湘文化的发源地(二)

　　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

　　湘潭的“人杰地灵”，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南宋以来所形成的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就在这里。

　　湘潭隐山，座落于湘潭县境内的黄荆坪，系南岳衡山的余脉之一。隐山海拔仅470余米，山虽不高，倒也林木幽深，虫鸣雀跃；溪涧潜流，花卉欣荣，远离市井的喧嚣，超脱俗世的烦扰，难怪唐代即有数位高僧先后隐居于此，隐山遂由此而得名。宋高宗赵构南渡以后，隐山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就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等。

　　胡安国，字康侯，号青山，人称武夷先生，世称胡文定公；原籍福建崇安，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进士，提举湖南学事。早年曾拜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弟子杨时为师，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任中书舍人兼侍讲。绍兴五年，因不满朝廷奸侫恨权，辞官携家寓居湖北荆门。后来溯湘江而上，来到湘潭隐山之下的碧泉定居。胡安国抵湘后，在此修建碧泉书堂，十五年不出，潜心著书讲学、授徒课子，并撰写《春秋传》三十卷，一时从游弟子多达数十人。

　　南宋社会，堪称华夏历史上外患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之一。西夏、金国，后来又有蒙古大汗，不断发动对中原的掠夺性战争，“山河破碎风飘絮”（文天祥《过零丁洋》），的确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然而，战争不仅仅是对物质文明的摧毁，还是对精神文明的嘲弄，一直被汉民族奉为圭臬的正统儒学，同样受到战火的严峻考验和无情嘲弄。在国势衰颓、民族存亡之际，胡安国感于时事，不拘章句训话，借《春秋》寓意，宣传经世济民的道理，显然比那些空谈“圣贤气救国无能的腐儒，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的学术主张逐渐被人接受发扬，亦为题中之义。有人称赞他“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当不算阿谀之言。

　　胡宏，字仁仲，号五峰，自幼学有渊源，受胡安国的影响极深。胡安国逝世后（葬在隐山），因父亲的缘故，朝廷依例让胡宏做承务郎的官，但他对腐败怯懦的南宋小朝廷十分反感，尤其不愿与当政的秦桧同流合污，屡召不出，在碧泉讲学二十余年，对“二程”（程颢、程颐）理学的发展和湖湘理学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南宋“中兴”贤相张浚的长子、著名理学家张栻便是他最器重的学生之一。

　　胡宏的大哥胡寅，二哥胡宁，子侄辈如胡大原（胡寅之子）、胡大壮、胡大时（胡宏之子）、胡大本（胡宁之子）等，均守家学，有的还多有著述，造诣至深。胡宏弟子张栻，仅在湘中一带即有众多门人，他们中的佼佼者，先后讲学于湘潭碧泉书院、善化岳麓书院、宁乡城南书院、衡山南轩书院，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后学之士，形成胡氏学派，又称“隐山之学”。清代学者黄宗羲称之为“湖南学派”或“湖湘学派”，王闿运则干脆将其直称为“潭学”。

　　那么，什么是湖湘学派呢？湖湘学派的根在孔孟儒家，源出程朱理学，费正清教授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说：理学是“前秦和两汉儒学的继承和发展”，“部分是对传统的重新发现，部分是全新的创造。”有大家将中国儒学概括为“内圣外王”，即在追求个体内部精神世界的修炼之后达到“兼济天下”的理想境地。其主旨是教育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炼阶梯，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虽有强调“人世”的思想，但其欺骗和麻痹作用也很明显。湖湘学派为理学的分支，但自有发明、自成体系，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综合胡宏等人的主张以及后人的评论，可知它的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视教化，讲求名节，蔑视利禄，憎恨邪恶等等，这在黑暗专制的封建时代，就具有特别重要的革命性意义。如胡宏本人，虽无意仕途，却忧时伤世，他曾上书宋高宗赵构，对其屈服于金国的压力苟且偷安、执政大臣不顾国家利益贪图荣宠的行为进行抨击；面对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世风日下的混乱局面，他表示：“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在学习上，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学贵力行”，说：“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与张敬夫》）；又说：“学即行也。……行之行之又行之，习之不已，理与神会，能无悦乎！”（《胡子知言》卷六）尤须指出的是，在内忧外患、风雨如晦的情势下，胡宏、胡寅等人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和秉直刚正、蔑视权贵的人格气节，深深影响了当时以及千百年以后的湖湘学子。当然，湖湘学派具有正面意义的主张，大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张相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湖湘文化本来就是树之分杈、江之支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更现突出罢了。

　　我们再来讲讲曾任清河道总督的湘潭人陈鹏年的故事——

　　陈鹏年，字北溟，别字沧洲，自幼好学，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乡试中举，仰慕胡安国父子，曾几次到隐山胡安国墓凭吊。康熙三十年，陈鹏年进士及第，后到浙江西安（今浙江衢州）任知县。到任的那天，他在县衙内设案焚香、对天发誓：今日为官，务保清廉公正，如有歪心邪念、行为不轨，天诛地灭！同时还在书房壁上张贴写有“清、慎、勤”三字的座右铭以自励。当时西安一带，民生凋敝，不少民众怕生养女儿增加负担，养有女婴多行溺毙，陈鹏年发现后，明令禁止这一恶行陋习，挽救了不少女婴的生命，一些人便将这些女孩改为姓陈以示报答感激。

　　康熙四十三年，他升任江苏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次年，正逢康熙帝玄烨南巡，总督阿山为讨好玄烨，打算向百姓滥增摊派银两，奢侈以迎“圣驾”，陈鹏年力持不可，阿山对之十分恼怒，干脆将皇帝行宫的布置、供应事项交由陈鹏年处理，想让他难堪。玄烨身边的人则以为他得了个大捞外快的美差，明里暗里示意索要贿赂。陈鹏年秉公而对，概不应允，多多得罪于人，结果，不少人跑到皇帝跟前说他的坏话，弄得玄烨也对陈鹏年起了怀疑。后来，阿山等人反复攻评诬陷于他，陈鹏年被免职下狱，江宁百姓“呼号罢市”，千余生员更准备为之向玄烨集体请愿（《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七，下同）。玄烨向大学士李光地了解情况，李光地却反而称赞阿山“任事廉干”，帮着说陈鹏年的坏话，玄烨便将陈鹏年“夺官免死”带回北京武英殿让他去伏案编书。

　　康熙四十七年，陈鹏年复出，任江苏苏州知府，到任即禁止淫风恶俗，清理积案，访贫问苦，赈济难民。次年，代理江苏布政使，因秉性刚正，不肯逢迎巴结总督噶礼，又被噶礼告了黑状，部议要将陈鹏年削职为民，充军黑龙江。玄烨对陈鹏年已有初步的了解，便下旨让他重返武英殿修书。噶礼仍落井下石、紧追不放，又将陈鹏年当年游览苏州虎丘的两首诗找了出来，硬说诗中有暗喻、影射反对朝廷的意思。这回，玄烨倒是没有听信谗言，他说：“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久欲害之，曾将其《虎丘》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干碍。”（转引自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第346页）

　　康熙六十年，陈鹏年代理河道总督，无论三伏炎天，还是风霜雪雨，奔走工地，指挥治理黄河水患。雍正元年（公元1783年），他被正式任命为河道总督，虽为从一品大官，却经常食宿河堤，与士卒夫役一起堵口疏流，最后因积劳成疾，病死在施工现场。雍正皇帝闻其噩耗，感叹说：“鹏年积劳成疾，殁于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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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山不高，多少年来，都是这样默然无语地伫立着。胡安国的墓就在隐山南麓，一杯黄土同样默然无语，丝毫也不张扬。然而，山谷间涌动着的晴岚，仿佛在显示着地层之下那深邃厚实的底蕴，不由得让人记起唐代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句子：“山不在高，有仙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