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湘西“神童”熊希龄与《湘报》的渊源(一)

熊希龄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作为《湘报》的真正主持人和创办者，虽然少有激烈的文字和言论，但是他以《湘报》为据点，与守旧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湘报》，以往的研究大多将目光放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身上，对于另外一位与湘报休戚相关的重要人物——熊希龄却少有提及，关于《湘报》创办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也颇有争论。本文试图根据相关史料，说明熊希龄在《湘报》创办及发展过程中的事迹和作用。

熊希龄于1870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城，自幼聪明过人，14岁考中秀才，有湘西“神童”之称。1889年，熊希龄入读沅水校经堂。这是一所仿效长沙湘水校经堂创办的新型书院。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新书籍，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1891年，熊希龄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秋考中举人，次年中贡士。湖南地处内陆，地理位置较为偏僻，鸦片战争后将近5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的熊希龄仍是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1893年他给湖南巡抚吴大徵上书提出的救国之道，还是“兴教养”、“严吏治”、“立炮台”、“修城池”等，无法从学习西方的角度寻求经国济世的良方。1894年的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人，也将故步自封、保守排外的湖南人惊醒了。他们从对湘军昔日战绩的迷恋中抬起头来，深感时变事迁，湘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此，谭嗣同说，湖南人“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 [1] 。甲午战后，湖南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熊希龄也以此为契机，在环境变化中一步步完成了自身思想的转变，从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子转变为一个以维新变法为目标，以经国济世、御侮求强为人生大义的维新志士。1896年，熊希龄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两湖营务处，潜心探索古今中外各种军事制度。当湖南在地方上率先举办新政，兴起变法的时候，他又毅然辞去营务处总办职务，全力投入湖南的维新运动。此时的他，已是翰林院庶吉士。

创办《湘报》，是熊希龄对湖南新政的一大贡献。此前，湖南学政江标改革了湖南校经书院，创办了《湘学报》，以讲求时务、学习“西艺”为宗旨，但是它是期刊，不是日报，所以严格地讲，《湘报》才是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的主持与创办者是谁？通常以为谭嗣同、唐才常是湘报创办人而非熊希龄。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呢？笔者以为，其一，据《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记载：“湘报是由谭、唐集资筹办的。”[2]中华书局影印的《湘报》说明和《中国近代期刊编汇录》也采此说。这是极大的误导。其二，谭嗣同、唐才常被认为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左派，他们发表过许多言辞激烈的文章，后来又杀身成仁。或许是因为死亡无与伦比的震撼力和文字的感召力，熊希龄的声望和名气要稍为逊色，加之后来他任民国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时期的一些行为，人们往往忽视了本该属于他的光荣。然而，历史不会因此而改变其真实面目。有皮锡瑞日记做证：“观秉三（熊希龄字）所办湘报馆，活字机器皆备，请戴宣乔主政，二月初出报。”（皮氏1898年2月14日日记）[3]《唐才常年谱》也有“熊希龄发起湘报，亦公任总撰述”之记载。《湘报》第一号发刊词说：“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渡，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事实上，《湘报》筹办时，谭嗣同在南京，他在《湘报》发刊前二十多天才回长沙，不久又回南京，他并没有参与报纸的创办，仅仅在后来任董事和撰述。至于唐才常，他当时还是《湘学报》的主笔，根本未能分身，只是参与协助，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熊希龄。

为了使《湘报》顺利发刊，熊希龄不遗余力，主持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购买机器。《湘报》定位为日报，要保证顺利出刊，没有先进的新式机器是不行的，为此，1897年4月，熊希龄通过汪康年在上海订购印刷机器和活字，商定9月16日运货至湖南，但迟迟未能运到。熊希龄多次写信催促当时的经办人吴云记，11月下旬机器终于运回长沙。

筹集资金。当时报馆的经费来自三方面：一是私人集资，当时的董事会成员蒋德钧、唐才常、梁启超、谭嗣同、邹代君、李维格、王铭忠及熊希龄本人均有捐助；二是靠董事会以外的人捐助；此外，每月从省署拨银200两，待报馆开办之后即行停发。

创立完整的办事机构。当时设立的机构主要有：编辑处，收支处，排字处，印刷处，管报处，校对处等。熊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何来保、戴德诚、樊锥六人为撰述，唐才常任主笔，另任李维格为西文翻译。

订立办刊宗旨和章程。1898年1月，熊希龄订立了《湘报馆章程》，规定宗旨为“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并强调“首重知己”，“重在记实摘要”。此外，熊希龄还为报馆制订了严格具体的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提高办事效率，保证报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