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东晋诗人陶渊明与桃花源(一)

提起“桃花源”，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是他，写下那篇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使桃花源成了“把古今游人忙煞”的游览胜地。这篇《桃花源记》，倾注了诗人毕生的辛酸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成篇，与诗人的品德、气质、经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在浔阳郡柴桑县的一个乡村。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陶渊明从小就朝夕和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色接触，渐渐养成了淳朴坦率的性格。少年时代，家境已经衰落，致使他“少而贫苦”，常常没有吃的喝的，冬天还穿葛布的单衣。但是，他的精神生活是相当丰富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些儒家、道家的经典，史学、文学等类的名著，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和丰富的想象。儒家的经典，教导他有所进取；道家的哲学，又教导他有所不为。这些互相矛盾的哲理，使他在进入社会以前，已经对人生有了种种设想，决心“大济苍生”。“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赛翮思远翥”。果真，在他29岁的时候，要远走高飞了！

飞呀，飞到哪儿去呢？公元393年，29岁的陶渊明竟飞到了“州祭酒”的官爵上，他第一次出来作官了！但是，在那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时代，作一个小小的“州祭酒”是很不得志的。性情刚直坦率的他，受不了做小官的那种拘束和折磨，更看不惯官场中那种谄上骄下，胡作非为的腐朽的作风，不久，他就辞官了。公元400年，陶渊明在家闲了六、七年之后，又到桓玄手下去作事。他原以为桓玄和其父桓温一样具有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雄心，投奔桓玄可以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壮志。然而，他失望了！桓玄实际上只是一个私欲熏心的人物！悔恨加上烦恼，陶渊明决计辞官归田了。公元401年冬恰逢母丧，陶渊明趁此辞去官职回到了家乡。转眼又过了三年，陶渊明已40岁了，但壮心不已，“四十无闻，斯不足。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之遥，孰敢不至”！他仍不远千里寻找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当时有个刘裕因镇压孙恩起事，，四、五年中，从一个无名小辈一跃成为督八州军事的大将，而且经过他一番“以身范物，先以威禁”的整顿，扭转了东晋王朝政府长期以来存在的“百司废驰”、积重难返的腐败局面。陶渊明很崇拜他，投到他门下作了一位参军。但是作了刘裕的参军不久，陶渊明又后悔！经过两次出仕，他看刘裕不过是个无耻之徒。刘裕当时只不过是掌握了东晋王朝部分的军事、政治权力，羽毛还未丰满，就拚命翦作异已，一年之内，就杀害了讨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杀害了无罪的王愉父子。于是，他离开了刘裕又作了刘敬宣的参军。不久之后，刘敬宣完成了江州刺史的使命，于公元405年上表辞职，陶渊明也随之去职了。陶渊明本该隐居田园了，是啊，那叮当流淌的溪流在呼唤他，新枝在向他招手，乡邻在向他微笑！“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的生活不是千百倍地胜过无聊的仕宦生涯么？但是，同年秋天，陶渊明又作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岁终，会郡遣督垂至，吏请曰：“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各乡里小儿！”便辞职而去，高歌《归去来辞》结束这这13年曲折复杂、充满矛盾、相当痕苦的仕宦生活！13年来，他时而出仕，时而隐归，然而全都彻底失望了！这13年来，对他来说，是一场迷梦。好在迷途知返，“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等待他的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隐居生活。田园风光，是如此美丽宜人，欢乐的鸟叫，和煦的春风，都给他的感情镀上一层愉悦的色彩，复苏了那一颗变得麻木了的心。他早起去田中锄草，晚上带月茶锄头归来；那田畴里禾苗的青气，珠贺玉润的夕露，使他感到如此的亲切。陶渊明归隐以后，一方面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一方面与情趣相投的读书人来往，时而是“奇文共欣赏，疑羲相与析”，时而又是“登高赋新诗”。他感到欢快、兴奋，许多歌颂田园生活的诗文，也不断地流注笔端。然而，现实生活毕竟是冷酷无情的，田园风光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经过战乱的浔阳农村也并不如他所描绘的那样和平与安宁。他躬耕自资历，虽然一直坚持不懈，但生活每况愈下，甚至连最低限度的温饱生活也无法维持！还能继续“乐天安命”么？不能，“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会言”！他是信奉天道的，可是总结自己五十余年的生活，对天道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就在这时候，已经进入暮年，思想正在剧烈变化的陶渊明，想起了一连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