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长沙抗日救亡怒潮(一)

进入30年代以后，湘省政局相对稳定，长沙经济有所增长，文教事业也获得较大发展。同时，行政建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33年8月，长沙市经过多年的筹备正式设立（由何元文担任第一任长沙市长），仍为省直辖市和省会，长沙作为湖南政治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

1936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暂行条例》，正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省划分行政督察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7年12月，湖南开始普遍实施，当时全省划为9个行政督察区，以专员兼任驻在地县长。今长沙市及所辖4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驻测阳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是省府的派出机构，以代行省府职权，对所辖市、县政务进行督察。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1949年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结束时才废除。

整个30年代，长沙在政治上可大书一笔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长沙举行了示威大会，提出厉行对日经济绝交，迫使日资10余家企业陷入停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长沙抗日救国会、商会、长沙县教育会等纷纷致电慰问和声援十九路军。2月7日，长沙全市罢工罢市，各界民众冒着风雪举行示威大会，高中学生纷纷请缨杀敌。1933年初，日军大举进攻华北。长沙中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军训，准备出关支援前线。2月，湖南航空救国会在长沙成立，发动募款捐机活动。3月，湘雅医院20多名师生组成医疗救护队赶赴喜峰口抗日前线，救治负伤官兵。1936年长沙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蓬勃发展，先后成立了长沙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剧社、新声歌咏队、文艺作者协进会等抗日救亡文化组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7月8日发出通电，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用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7月9日，长沙各大报纸冲破当局所谓“不得扰乱视听”的禁令，揭露了日军侵华罪行，号召全省人民奋起抵御外侮。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爱国思想的长沙人民，迅速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的怒潮。

省城广大群众得悉日寇侵华罪行和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事迹后，纷纷行动起来。长沙邮电工人立即致电卢沟桥将士“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并表示“誓为后盾”。长沙铁路工人也立即成立了“慰劳前方将士办事处”，通电粤汉铁路工人一致捐薪援助。各学校学生则组织了大批募捐团，向各界募捐物资，慰劳前线抗日战士。一时慰勉二十九军将士“坚守疆土”的通电和要求蒋介石迅速宣布抗战的通电，有如雪片纷飞。援助前方将士的活动，遍及各界。迫于各界的呼声和压力，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也于22日电请国民党中央政府“当机立断，抗敌雪耻，勿再委曲求全”。

7月下旬以后，平、律、沪、宁各高等学校的大批学生迁来长沙，长期在外地工作的湘籍文化界著名人士吕振羽、翦伯赞、杨东莼、李仲融、田汉、张天翼等相继撤退来长，他们与长沙各界爱国进步人士一道，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抗日救亡力量，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创办各种救亡刊物，开展救亡活动。久处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古城长沙，呈现出一派群情鼎沸欣欣向荣的抗日救亡景象。

7月24日，回湘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与长沙各界爱国进步人士一道，将何键成立的长沙抗敌后援会改组扩大为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8月16日，该会奉令改称湖南人民抗敌总会，在成立宣言中号召全省人民为救民族生存，团结一致，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并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和实行全民抗战。10月17日，又发起成立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这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下一个最大的全省性的群众抗日团体，吕振羽、田汉、翦伯赞、张天翼等23人被选为理事，由于领导坚强有力，该会成员曾发展到1000多人，直接领导和组织的抗日团体，仅长沙就有30多个，成为群众抗日活动的中心。12月19日，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成立，中共党员吕振羽、翦伯赞、谭丕模被选为理事。除此之外，省会长沙还有湖南职工抗敌后援会、长沙职业青年战时工作团、青年外交促进会、长沙市新闻记者抗敌后援会、湖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世界语学会、战地服务团、一致剧社、南国文艺社、湖南大学明日社、抗敌儿童剧团等抗日救亡团体。这些团体以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揭露、驳斥亲日派的投降谬论和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行，解除中间分子和部分群众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