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长征路上的湘籍女红军(二)

恰好这时，总政治部征收了一批土豪劣绅的资财，蔡畅费了老半天劲，才找到一双小号布鞋。她立刻跑去向主管物资分配的李富春请求说：“你把这双鞋给刘英同志吧！她已经很久没有鞋子穿了，脚板都快走烂了！”李富春望着妻子渴求的眼神，想着身体羸弱的妻子首先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同志时，便爽快地答应了。正好这时刘英安排完工作后跑来看望蔡畅和李富春，蔡畅急忙把鞋藏在身后，要刘英猜猜是什么。还没等刘英讲话，蔡畅就迫不及待地将那双小布鞋亮了出来，兴奋地说道：“这一双肯定合你的脚。”李富春在一旁也说道：“穿上试试嘛！”喜出望外的刘英当即就穿上了布鞋，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李富春诙谐地说：“看，我们的刘英真漂亮噢，再不是烂脚板啦！”刘英感动地对蔡畅说：“大姐，你真好！”

红军四渡赤水通过贵阳城郊时，蔡畅不顾行军疲劳，带领几位女同志，向战士们高呼口号，激励大家乘胜前进。部队快走完了，蔡畅等人还在那里振臂高呼口号。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走了过来，动情地说道：“蔡大姐，快些走吧，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5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我们要赶紧插过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蔡畅则毫不在乎地回答道：“我们一定跟上，你们放心走吧。”

被俘不忘掩护同志的“大姐”

吴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生。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建国后，在浙江省公检法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吴仲廉从江西出发不久就打摆子（疟疾），一阵热，一阵冷，把身体消耗垮了，经常掉队，但仍背着一个干粮袋、一个文件袋，擎一支火把，慢慢地赶队伍。赶到宿营地，来不及休息，就又坐在油灯下抄抄写写，将纵队司令部发下来的命令、通知、行军路线，抄写多份，送给各个部队。当她将那件水红色毛背心脱下来在火堆上一抖，虱子便扑扑蔌蔌掉进火里。

她担任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既做敌工工作，又做群众工作，是四方面军有名的“大姐”之一。西路军突围时，队伍被打散，吴仲廉从地主碉堡突围出来，抱着孩子骑在牲口上很不方便，她就忍痛把婴儿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只身逃出。她后来跟随一个干部游击队突围，队伍被打垮，她被马步芳部队俘虏，押送到西宁。在中山医院服劳役，她利用各种机会，秘密传送纸条，告诫被俘的同志，注意不要暴露身份，揭露叛徒，保护革命同志。在这里，她恰好碰到罗成训。罗成训曾被我军俘虏，当时，吴仲廉等同志曾对他们晓明大义，耐心教育，并为他们开了释放证明书，发了路费和干粮，对此罗成训非常感激的。当他在被俘红军中发现吴仲廉后，萌发了报恩之志。经多方奔走，把吴仲廉接到自己家里当佣人，掩护下来，伺机送出青海。吴仲廉通过他，还掩护了张秋琴和陶万荣（后名苏风）。后来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将吴仲廉等同志秘密押送到国民党南京“反省院”。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等同志，通过与国民党交涉，到“反省院”会见了吴仲廉等同志。几天后，张、吴、陶三位女红军被保释，不久她们经过西安到达延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经组织审查，作出了没有失节行为的明确结论。

感动儿子一生的一句话

邱一涵，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5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春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军政学校党总支书记等职。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建国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11月2日在南京病故。终年49岁。

1934年邱一涵和丈夫袁国平一起参加了长征。上有敌机轰炸，前有狙击，后有追兵；爬雪山，过草地；缺衣没食，饥寒交迫；对一个壮实的男子汉来说，都意味着九死一生，更何况邱一涵这样裹过小脚，右手又负伤致残的弱女子！邱一涵跟儿子讲述过许多长征的故事，然而很少谈及她自己。有一次，儿子袁振威傻乎乎地问邱一涵：“同学们说爸爸当大官，妈妈长征肯定骑马。是吗？”她淡淡一笑：“爸爸的马上驮的是伤员，我是拽着马尾巴过的雪山，后来还有人批评我特殊化呢！”邱一涵去世后，唐亮将军提及此事。这时，她儿子才知道，那马背上的伤员正是唐亮上将。邱一涵是斯诺《西行谩记》中提到的长征中的30位巾帼英雄之一，每当儿子问到她，邱一涵总是淡淡一笑说：“我是和大家一起走过来的”。这话听起来波澜不惊，却让儿子从小到老思索回味了整整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