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从《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到南昌起义(一)

记得去年在网上看过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对谈，其中说到《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典范之一。毛主席神文圣武，英才天纵，这个自不必说，他的许多东西如果抽离具体的历史背景来看，都算得上是现代学术典范。不仅《调查报告》可以算是现代社会雪的典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也是现代中国文艺立论的典范，《论联合政府》是政治哲学典范，《论十大关系》更是宏观经济学的典范。但是，把毛主席的作品仅仅当成文本来看，显然是不够的。毛主席之为毛主席，不是因为他的文章，而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现在很多人都不谈作为政治家的毛主席，只谈作为军事家的毛主席，其实是对毛主席的评价的下降。

《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首先是一个政治辩护词，而不是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经典。毛主席之所以在当时丛棘复杂的局势中还拨冗写这样的文章，绝对不是因为毛主席要做一个社会学家，而是他不得不这样做。

CCP在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工人运动，而对农民运动则不甚热心。最早的农民运动发生在广东的海陆丰地区，领导人是农运王彭湃，当然现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二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党的领袖们只是听说了一些消息，并不十分了解情况。湖南虽然比上海离广东要近一些，但是消息却比上海闭塞很多。当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广东有农民运动的时候，在湖南的毛主席却并不知道。所以，毛主席在二大上提出应该重视农民运动时，并不是因为他受了彭湃的启发，而是来自他的张主席所说的“丰富的经验”。

虽然当时党中央已经知道广东有了农民运动，而且声势也算不小，但是在当时仍然深信马列主义教条的党中央看来，农民运动显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歪门邪道。欧洲的革命不是从农民运动开始的，俄国也不是。所以，在中国搞共产主义运动，当然也不能从农民运动开始。当然，在当时党中央还没有开始进行路线斗争的条件下，大家都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谁能干什么，谁擅长干什么，只要对革命有利，都可以去干，中央也不会特别反对。所以，当毛主席在二大上提出要发展农民运动时，与会者们虽然没有表示反对，但都显得非常淡漠，做旁观者状，也没有太多的支持。毛主席的热心提议没有得到中央的重视，就只好自己去搞了。

以共产主义运动号召人的CCP对农民运动不热心，而国共合作后的KMT却相当热心，对此非常支持，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负责此事。至少可以说，KMT比CCP对农民运动更有兴趣当然，作为国民运动联盟的KMT对农民运动也不是乱支持，而是非常有限的，即支持CCP提出的减租减息的政策，而反对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激进办法。KMT一大之后，国共关系如胶似漆，农民运动也就如火如荼，我们党对农民运动虽然仍然不保太大希望，但是在现实政治中，还是把它与KMT合作的一张很重要的牌。党中央并没有采取非常具体有效的措施来推动和促进农民运动，但由于毛主席的CCP党员身份，KMT还是把农民运动当作CCP的具体行动之一。所以，在国共谈判中，农民运动经常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而党中央也因此对农民运动不但不采取具体的推动措施，而且经常会要求毛主席等在具体从事这项重要工作的党员在政策上硬尽量节制，以免伤害国共合作。当然，作为国共合作的总导演，共产国际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对KMT比对CCP更有信心。

党中央对农民运动的这种不付出代价却坐享其成的现实主义态度到了北伐战争开始之后变得越来越混乱。一方面，北伐军中的主力和大量中下层军官都来自湖南，他们要求农民运动不伤害到他们自己家族和亲戚朋友的利益；一方面，农民运动却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北伐军占领湖南之前，后一方面处于矛盾的主导位置。现在回头来看，如果没有农民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唐生智会否倒戈参加北伐军其实是很不一定的。到国民政府迁到汉口之后，后一方面逐渐下降，而前一方面则显得越来越突出。北伐军的将领和军官们越来越多的要求，湖南的农民运动必须保持克制，而湖南的农民运动却因为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而越来越火爆。因为在湖南农民看来，北伐的胜利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既然胜利了，自己的要求当然应该得到满足。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想像让湖南农民运动与北伐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直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造成了国共分裂。很大意义上说，在宁汉之争中，宁方的蒋委员长之所以能够压倒汉方，也就是因为蒋委员长对农民运动的反对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反对，而汉方则显得犹豫不决，既不想伤害农民运动，又不想失去军队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