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崇拜摩罗：出走是高贵的—以屈原和鲁迅等为例

那些出走的人安徒生在一篇文章文章里写到：“ 在所有的时代和国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造福人类的伟人和殉道者在怎样走着荆棘路。”这些走在荆棘路上的人是光荣的，同时也是不幸的。这些殉道者注定是不被众人理解的孤独者，注定要在孤独中滋长力量，在孤独中默默的惠及人类。

自从读到安徒生的这句话，我就本能的，甚至极端的认同安徒生的判断。在所有的时代和过度，总有一些人要踏上荆棘之路去殉道的。荆棘路是遥远的，因为很少有人喜欢那种血淋淋的疼痛感，也很少有人能承受那种绝对孤独状态的骄傲，更很少有人为此而为同时代的人所诟病和污蔑。但他们确实是存在的，也常常因为他们确实是存在的，我感觉到人类的高贵。他们之所以要走上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是因为他们身上凝结着人性最美好的光辉，他们要占据更多的光明，他们对自己有着更高层次的价值要求。于是他们无法忍受自己所置身的时代，他们要通过自己痛苦为人类设计更美好的未来。于是他们出走，离开那个无法忍受的时代，离开无法忍受的同类和自己族群！

出走既是对当下的否定，也是对未来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一个人的全部，即对真理的追求，对人格的捍卫，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努力！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出走者也不不少见，为此，我常常想起屈原，想起陶潜，想起鲁迅。

据说，屈原是被放逐的，他的离开仿佛很被动似的。但是，如果他不对君子人格义无返顾的坚持，他会被放逐吗？他一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最后投江殉国。有人说，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我觉得这样的评价还不够。在我看来，屈原悲剧的起点是因为他坚持要做一个醒着的人，举世皆醉，但是他坚持独醒！就是这个独醒，我们才看到了屈原的力量，那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格气魄！从这一点说，“哀南夷之莫余知兮”的屈原是多么有力量，是多么让人钦敬和崇仰，屈原被怀念，追想，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出走的人。

陶潜说：猛志固常在！我们常常把他看成隐士，真的是如此吗？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对他真的有那么大的诱惑吗？就为了去看看田间乡趣，蝶舞蝗飞吗？！为了不让自己为五斗米折腰，他离开了腐烂不堪的官场，五斗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生存和人格之间做出巨大的选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带月禾锄归的陶潜，看到的是一个连生计都为之所迫的淘潜，但是在人格领域，他是高贵的。他并非没有改变生计的机会，但是为了生活而改变自己的气节，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于是他走了，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或许比屈原的价值在精神层面还要大些，一篇《归去来辞》为中国文人打开了一条自在的精神通道，从此，历史上的统治者将中国文人一网打尽成了不可能。想起陶潜，我总要有一个侠士的形象涌现在我的眼前：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我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出走的人还很多很多，但是现代之后，真正出走的人是屈指可数的。我的视野里，只有鲁迅一人而已。离开、走、路等等在鲁迅的文章中经常出现，鲁迅的走，要比以往的任何先贤都更坚决更有力量，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出走的人都更为彻底，他的追求在当时的中国文化时找不到价值归宿，整个灵魂都出离了国土。

如果放在我的生命写作视角中，这些出走的人，都是立着的人，也因此，他们都很高大。臣服的人是无法出走的，他既看不到远方，也没有直立的能力。以鲁迅为例，首先，他洞察了中国和时代的关系，中国当下和历史传统的关系，以及在这样的社会土壤和精神氛围中人的处境，于是在他得出一系列独特的历史结论之后，对生命本身进行了反思、追问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