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中国昔时书院今何在(一)

    书院在唐朝末年发轫，到清末新政时被废止，这期间它走过了大约1000年左右的历史行程。记得一句诗：回首风雨路，她还在。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教育史上的一朵耀眼的奇葩，风雨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她还在吗？回答是否定的，绝对的否定。正像我们的近现代新人着急于“除旧布新”而将之全盘否定了一样，我们在非此即彼的思维之下，书院精神也渐渐被我们抛弃了。我反观今天教育的种种缺失，迫使我不得不站在历史的面前，以史为鉴。我深知在这个崇尚流行的时代，一味的“布新”已让我们忘却了历史，而忘却历史的民族是浮泛的，它最终导致的可能就是民族精神的中空，沦落为别人的附庸。中国要想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教育要想改变民众的“集体无意识”的悲哀，我们就需要发现传统，传承和发扬我们传统文明中的有利因素。对于教育，我想我们永难排斥这种功用；更何况，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发现历史会给我们的人格个性发展，拓夯出厚实的基础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视野从整齐划一的官方教育中投射出来，特别的关注书院教育。

一、

    一种特色产物的出现，必有产生它的土壤并在这种土壤中汲取充足的养分。当然，如果我们生长的土壤不能给我们提供之，这种特色也未必无也。正所谓“穷则思变”，更多的时候，即我们在脚下的这片土壤中再也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改变现状。中国教育就是这样。谈到教育，谁也无法回避它的结构、性质、目的和功用。对于我国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固然它在每一段历史时期都打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烙印，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发展里程；但我认为，就教育的各个纬度而言，我们古代的教育实在是平庸无奇，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少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千篇一律的封建教育中，只要有一点特色，它就彰显难能可贵的价值来。不用怀疑，这里所指的特色即是书院教育。

    书院教育的兴起源于历史现实的困境或缺失状况。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说：“予惟前代痒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他认为书院兴起的原因在于官方教育的衰落不振，有志于学的士子刻意为之，以及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这是很有概括性的归因。后来的书院发展无外乎这三种因素的作用。现实需要、学术牵引和政府力行是历史改革的基本力量，离开了哪一种，改革都可能显得动力不足。书院教育算是对正规教育的一次改革，它的蔚然大气当然少不了其中之一，但它在产生之初，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实的需要，现实的急切和危机呼唤一种新生。“书院之实何为乎？……郡邑之学有废而不立之时，学者无所就于学。于斯时也，私设 舍，广集学徒，以补学之缺。”元代学者吴澄也这样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把书院教育作为官方教育补充而产生的。事实上后来的学者都多是这种观点。明朝著名的心学家王守仁（阳明）在《万松书院记》里认为：“惟有我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而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学校之不逮也。”如果说他和前人有所不同的话，他则直接指出官方教育的弊端是促使书院建立的原因。不管王朝的统治阶级如何想把书院官学化，书院在这时成为官方教育的对立面，成为官方教育理应借鉴的不同的参照系统。在学校兴盛的时候，“书院自无异教”，但在学校弊端众生的时候，就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系统来“扶其弊”。

    书院严格的说，它的发轫不过是充当藏书和以备朝廷咨询的机构，后来渐渐发展为与官方教育有质的区别且明显优于官方教育的体系，这是它在产生时没有想到的。我认为，一种新生如果是在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下而没有足够的准备阶段，它的出现就可能是畸形的。现实需要往往让我们不能静下心来做准备功夫，可是，历史却告诉我们，书院并没有因为现实的急切需要而畸形发展。原因何在？我想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者和教育执行者都应该静下心来反思一下。现实的迫切需要不能扭曲精神的浩然正气，书院教育在产生之初自觉的秉持着一种精神，暂不论这种精神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那的确是它产生的重要内涵所在。

二、

    我们在论及某一事物时，一般是先对其做一性质的界定，至于它的结构和如何形成结构则是放在性质的界定之后的。在我看到的所有的关于书院史的著作时，几乎都难免于这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尽管它可能带有传统思维“天人合一”的色彩，但也让我们一目了然的了解要关注的对象。书院自主创办及由此而决定培养什么人，以什么人为培养对象的重大问题上，是构成书院与官学二种教育体系的质的区别。这就是在说，书院在性质上是不同于官学的。但我们要怎样具体而得当的界定这种性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