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多少红军蹈死赴黎明(二)

　　4　他们在一场场险恶的战斗中慷慨赴死。师长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时只有27岁

　　被堵截在湘江东岸的红5军团34师师长陈树湘决定突围，成功后到湖南打游击，不成功战死沙场。当天晚上，34师分两路突围。团长韩伟率100团掩护陈树湘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师部及101、102团500多人向×围。100团走到猫儿园附近，又与追兵遭遇，全团投入所有兵力与敌人拼死抵抗。而由陈树湘率领的师部和另两个团余部后来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陈树湘身负重伤在道县被俘。

　　韩伟回忆说：“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狂，命令属下抬着陈树湘去向主子邀功领赏。而重伤的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的头，送回他的原籍悬挂在城墙上。王光道等其余指战员也终因在敌人重围下，弹尽粮绝，大部分光荣献身。”

　　亲自指挥攻打遵义的3军团参谋长邓萍是在1935年2月27日的作战中牺牲的。

　　据在长征中任红3军团11团政委的王平回忆：当天下午攻城前我们“去观察地形，趴在一个小土墩旁用望远镜观察”。我说：“我们迎着太阳。敌人在城墙上看(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城垛里用‘九响连珠炮’乱打。这种枪要是被打中，死不了也得残废。”邓萍蹲在我和张爱萍的侧后。邓突然抬了一下头，即被打中头部，一声没吭就倒下了。张爱萍对于这一幕也是终身难忘。他说：“突然，他的头栽到我的右臂上。我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他的血已染满了我的衣襟。”邓萍牺牲时只有27岁。他是军团长彭德怀的得力助手。

　　在长征中任红25军225团政委的刘震在回忆录中写道：独树镇之战是红25军长征途中最为险恶的一战，是红25军生死存亡之战。在最危急时刻，红25军政委吴焕先赶到阵前，指挥224团、225团就地进行抵抗。他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随即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展开白刃搏斗，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

　　然而这样一位好政委却于1935年8月21日不幸牺牲。那天，红25军由泾川县城以西翻越王母宫塬，徒步涉河。部队刚过一半，山洪暴发，河水陡涨。军直属队和在塬上担任后卫的部队被阻于汭河北岸。此时，敌35师千余人从塬上突然来袭。红25军后卫在塬上四坡村与敌展开激战。因先头渡河部队难以回援，后卫部队处于背水作战，形势极为不利。正准备过河的吴焕先见此情景，立即带百余人冲上塬头，直插敌人腰部。他向部队高呼：“压住敌人就胜利，绝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红军战士不顾泥泞路滑，从侧后向敌人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塬上部队也实行反击。在我军夹击之下，敌人纷纷溃散。战斗中，吴焕先壮烈牺牲。

　　贺庆积回忆说，1936年2月初，红2、6军团在黔西北的鸭池河渡过了乌江天险，攻占了黔西、大定、毕节。在打鼓新场战斗中，红6军团17师师长吴正卿不幸牺牲。前任师长苏杰已在招头寨战斗中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前后几个月的时间，我师即失去了两位可敬的师长。

　　5　中央红军长征前约8.8万人，到达陕北后已牺牲了约8万人，但亲历者说其实不止这个数

　　安登榜是红军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他的职务是红军羌族大队长。他佩带着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把老式的战刀。尹全学是跟随他的200名羌族勇士中的一位，也是参加红军的人中的唯一一位健在者。解放后，尹全学回到故乡带回了安登榜已经阵亡的消息。他回忆道：“我们跟着大队长沿着这条河赶上红军的队伍，朝草地进发。到了毛尔盖，有一天晚上，他带着10多名红军去找粮食，一夜没有回营。天亮以后，我们骑马去找，走了20多公里地，终于找到了大队长和十几个红军战士的遗体。他们浑身是刀枪留下的伤痕，周围的青草黄花都被血粘在了一起。”

　　红军在草地行军时，因为饥寒交迫，不少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同队的人看见了，虽然非常悲痛，但并不表示悲观失望，反异口同声地说：“同志，你已经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尽了最后

　　一口气。”旁边的人插上一句：“不要紧，你的任务我们来完成。”“我们为中国的独立、解放流最后一滴血。”

　　那些叫不出姓名的红军官兵虽战死沙场，坟头却永远朝向红军北上的方向。

　　史载，中央红军长征前约8.8万人，长征到达陕北只有7000人左右，损失约8万人。邓逸凡(长征中在红1军团2师担任要职)1996年4月20日在广州对笔者吴东峰说：其实不止这个数。以2师为例，出发时有7000人，途中合并其他部队的，俘虏的，招兵的，补充3万多人。那时途中招兵，一招就几千人。2师总数应是3.7万余人，到了陕北只剩700多人，损失了3.6万多人。其他红军部队亦然。

　　研究长征史专家胡华教授估计开始长征的部队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因为第5次反“围剿”战斗中营以下的指战员伤亡惨重。而长征中，红军的新兵部队损失最为严重。

　　1933年在长冈乡407名青年中有320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1934年10月，有近5万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至1934年的一年里，有2万多人参军，仅1934年5月一个月就有2000人参军。1933~1934年间参军的人中，大多数人参加了长征。

　　据在长征中任红3军团副参谋长的伍修权估计，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几个月中，新征了5万兵员。李德估计，红军过贵州省边界时，已损失了一半新兵和75%的“后备兵”。所谓“后备兵”，即为挑夫。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情况的报告》中说，红军长征前为“保障红军主力此后西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3万名志愿者参加。”陈云又说：“在湘南，敌军对红军两面夹攻，切断了红军第34师与大部队的联系。该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官兵在突围中大部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