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目

陕西的戏曲剧目丰富多彩，数量难以确计。据1982年统计，传统剧目总数达八干七百种以上。在长期的流传、演出中，各剧种均积累了大量的优秀剧目，如秦腔的“江湖二十四本”：《春秋笔》、《抱火斗》、《八义图》、《五典坡》、《玉虎坠》、《回荆州》等；同州梆子的“八大本”：《麟骨床》、《鸳鸯被》、《惠风扇》、《庆顶珠》、《忠义侠》、《和氏壁》、《春秋笔》、《八义图》等；西府秦腔的“二十四大本”：《蛟龙驹》、《八义图》、《劈华山》、《卖华山》、《少华山》等；汉调二簧戏通称的"十大本"：《一捧雪》、《二度梅》、《三上轿》、《四进士》、《五福堂》、《六月雪》、《七人贤》、《八义图》、《九莲灯》、《十道本》；眉户戏的《张连卖布》、《小姑贤》；花鼓戏的《夫妻观灯》；端公戏的《闹东京》、《吹鼓手招亲》，秧歌戏的《觅驴子》、《亲家母打架》，跳戏的《庆顶珠》等，都是长期受到观众欢迎的保留剧目。

秦腔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传统剧目有两千六百多个。其中较早的古本有《画中人》(嘉庆十年抄本)和《刺中山》(嘉庆十三年抄本)。还有演出形式古老而奇特的剧目《断王霍霍》、《双钓鱼》等。《进妹喜》、《战蚩尤》、《尝百草》、《盗银壶》等剧目，也是其他剧种中尚未见过的稀有剧目。

陕西传统剧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许多剧种都有取材于古代生活的历史故事戏，例如列国、三国、两汉、隋唐五代和宋代杨家将、岳飞及梁山伯等故事戏。也有取材于日常生活、民间传说的故事戏和取材于《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话故事戏以及明清时代作为开台演出的《判官磨镜》、《五鬼闹判》、《钟馗嫁妹》等佛道戏。

陕西传统剧目的体裁形式有连台本戏、本戏、小戏和折戏四种。连台本戏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小戏多以民间生活为内容，折子戏则是从本戏中抽出来的独立场面或片断。连台本戏，一般为连两本、三本的，也有个别较长的，如连四本的《二度梅》、《芙蓉剑》等，连十本的如《瓦岗寨》等，更长的《粉妆楼》(道情)，甚至可以连演十八天。

传统剧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内容不断丰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变化，确立了时空自由的分场结构格局，显得更加灵活、凝练、严整。脚色行当体制也在不断完善，逐渐由行当简单的两小、三小发展成生、旦、净、丑、末行当齐全的大戏体制。经过历代艺术家和戏曲工作者的整理加工，锤炼出一批精品。

明清两代，陕西剧坛涌现出了一批陕西籍戏曲作家。明末合阳人王异和他的《弄珠楼》，清乾隆时期长安王筠和她的《繁华梦》、《全福记》等，渭南人李芳桂和他的“十大本”《清素庵》、《白玉钿》、《万福莲》等，以及清嘉庆时蒲城人崔问余和他的《碧玉钿》等等，都有较大影响。这些作家注重生活现实，描写人民生活疾苦，针贬时弊，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带有一定的反封建倾向。他们的剧作，艺术结构奇巧，情节曲折复杂，擅于在悲欢离合的故事中刻画塑造人物，富于传奇色彩。

辛亥革命以后，西安易俗社等城市戏曲固定班社的延生，标志着秦腔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这些社团以“编演新戏，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在社内设立剧目创作机构和创作队伍，涌现出大批有名的剧作家，仅易俗社一家，就有孙仁玉、李桐轩、范紫东、高培支、李约祉、王伯明、樊仰山、封至模等十多位剧作家，他们在三十余年里编演了五百多个剧目。如范紫东的《软玉屏》、《三滴血》、《宫锦袍》、《翰墨缘》、《金莲痛史》，孙仁玉的《柜中缘》、《三回头》、《镇台念书》、《看女》、《鸡大王》、《白先生看病》，李桐轩的《一字狱》、《戴宝珉》，高培支的《鸦片战纪》，李约祉的《庚娘传》、《韩宝英》，吕南仲的《双锦衣》，李仪祉的《李寄斩蛇记》，樊仰山的《抗战五部曲》，王伯明的《新糊涂判》，封至模的《山河破碎》、《还我河山》，谢迈千的《红粉青萍》等，在当时都很有影响。三意社改编演出的《玉堂春》、《卧薪尝胆》、《打金枝》、《娄昭君》、《大烟魔》、《打柴劝弟》、《苏秦激友》，正俗社改编整理的《五典坡》、《断桥》、《白玉钿》等，都是流行很广，盛演不衰的剧目，丰富了秦腔剧目宝库。这一时期，随着京剧、豫剧、评剧、越剧的传入，也产生了一批好剧目，如樊粹庭的《女贞花》《巾帼侠》、《三拂袖》、《凌云志》等，都有一定影响。

易俗社的剧目，具有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开创了秦腔反映近代现实生活的先河。它们大都具有反帝反封建倾向和提倡科学、民主、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特别是一百多出时装戏(当时叫文明戏)，紧扣时代脉搏，积极反映新人物和新生活，如《新女子叮嘴》、《秋风秋雨》、《新华梦》等，受到普遍欢迎，起了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戏曲活动蓬勃兴起，为“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指明了方向。在《讲话》精神感召下，马健翎等一大批剧作家投入了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创作演出了二百余出革命现代戏。同时，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新编和改编上演了一批历史剧和传统戏。如马健翎的《血泪仇》、《穷人恨》、《两家亲》、《大家喜欢》、《一家人》、《十二把镰刀》、《顾大嫂》、《鱼腹山》，杨绍萱、齐燕铭的《逼上梁山》，李纶、魏晨旭、任桂林的《三打祝家庄》，王大化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周而复、苏一萍的《牛永贵挂彩》，贺敬之的《秦洛亚》，王震之的《松花江》，张一然的《上天堂》，黄俊耀的《阎王寨》、《两兄弟》、《肃奸图》，田益荣的《回头是岸》，袁静的《刘巧儿告状》，张剑颖的《黄花岗》、《关中四杰》。墨遗萍的《正气图》，王志胜的《洋铁桶》，张棣赓的《闯王遗恨》、《平鹰坟》，袁光的《兄弟会》、《屈原》(与姜炳泰合作)等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为鼓舞群众投身革命斗争的精神食粮。

陕甘宁边区时期上演的剧目，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它们利用传统戏曲形式表现现实生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随着剧目内容的变化，在唱腔、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也都有了发展和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戏曲工作，各级文化主管部门都设立了相应的戏曲改革机构。全省各地(市)县成立了戏曲剧团，并设立于专业编导人员。广大戏曲工作者遵循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一手抓新剧目的创作，一手抓传统戏的改编，取得了丰硕成果。截止到1982年，建国三十多年来，全省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四百多个，新编历史剧七百多个，新创作和移植的现代剧目六百二十多个。在多次戏曲会演中，都涌现出了不少的优秀剧目，如五十年代的《烈火扬州》、《迎春花开了》(陆苍)、《梁秋燕》(黄俊耀)、《两颗铃》(马健翎、黄俊耀等)、《双阳公主》(尚小云)，六十年代的《一罐银元》(赵西文)、《三世仇》(柳滨等)、《延安军民》(尚小云、史美强)；七十年代的《枣林湾》(郑宗义)、《屠夫状元》(刘安民等)、《西安事变》(杨克忍等)，八十年代的《六斤县长》(陈正庆等)、《红线记》(王小康)、《杏花村》(毋致等)，这些新创作的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六斤县长》演出达千场以上。改编的传统剧目，如《火焰驹》、《三滴血》、《破宁国》、《游西湖》、《窦娥冤》、《铡美案》、《法门寺》、《白蛇传》、《周仁回府》、《五典坡》、《玉堂春》、《王佐断臂》、《昭君出塞》、《花木兰》、《兵火拉伞》、《一文钱》、《王魁负义》、《杀狗劝妻》、《三上轿》、《紫金簪》、《打镇台》等，均已成为各地舞台经常演出的保留剧目。马健等改编的《游西湖》、《游龟山》、《窦娥冤》、《赵氏孤儿》、《白玉钿》、《金琬钗》，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演出，受到好评。《火焰驹》、《三滴血》还被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发行海内外。

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干扰，陕西也出现了一些缺乏艺术生命力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剧目，这样的剧目没有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消亡。

陕西省一向很重视戏曲剧目的搜集整理工作，对各剧种的传统剧目，从五十年代起便组织专人进行挖掘、整理、编辑，陆续汇集成册，至1982年底，已经编辑成书的，有陕西传统剧目《秦腔》三十四集，《同州梆子》两集，《西府秦腔》两集，《汉调桄桄》十一集，《汉调二簧》八集，《眉户》三集，《碗碗腔》九集，《陕西道情》五集，《线戏》三集，《跳戏》、《弦板腔》、《老腔》、《阿宫腔》、《弦子戏》各一集，共收剧目七百五十八本。还出版了《易俗社秦腔剧本选》、《范紫东秦腔剧本选》、《马健翎现代戏曲选》、《陕西现代戏剧作品选》和《影剧新作》(四辑)、《剧目选编》(两辑)等，共收剧目近百个。另外，《陕西戏剧》、《西安戏剧》也陆续刊登了大量剧作。至于各地市自行刊印的剧本更是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