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服饰—陕西戏曲服装

　　宋元时期，陕西戏曲服饰已形成一定形制。勉县出土的宋金杂剧砖雕和甘泉出土的宋金陕北秧歌砖雕人物，或穿交领窄袖长袍，或着曳地袍，或套圆领宽袖长袍和宽袖衫，腰束黑带，头上或戴长角幞头、无角幞头，或扎白粗布巾，肩披坎肩，下着宽腿长裤等，戏曲服装已呈雏形。

明清时期，以明官服为基础而形成的戏曲服装，逐渐定型，日臻完备，各行当人物的鞋帽、头盔、服饰，皆有一定规范。早在明正德、嘉靖年间，西府凤翔南萧里村民间艺人雕绘的着色木版画《回荆州》中的戏曲人物已有身着绿袖红帔、绿裙、斗蓬、铠甲、靠衣，头戴彩翎、帽盔、斗笠等戏装。清乾隆年间(1836—1895)，西安的保符、江东、双赛等秦腔班社中的著名艺人，服饰装扮更为讲究和美观，旦脚尤喜艳丽。张银花赴四川金川演出，“辄敷粉施小朱衣，锦裾缨络承之，辫发双委地，缀以明珠，贯锣金钓，腕累数十。”关中以“姿擅”、“绝色”的琐儿，亦服色华艳，“两臂金玉，腕阑尚著至数十串，乡里咸讶。”(乾隆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从清嘉庆十三年(1808)同州梆子抄本《刺中山》可知，当时戏曲演出已有凤头盔、冲天冠、三尖盔、牡丹铠甲、百叶铠、皂罗袍、碧玉袍、海棠红袍、白铠甲、梅花战裙、白玉带、丝软带、熊皮靴、麒麟靴、解豹靴等服装和鞋帽，名目式样繁多，工艺制作精良。清代中叶以后，随着陕西地方戏曲的发展，民间戏衣、行头、鞋帽、把子作坊普遍兴起，西安的振兴福、复兴白、泰盛宫、天福斋，汉中的泰春和等作坊，成为陕西戏装制作的中心。管理戏衣的衣箱制也逐渐形成，衣箱又称戏箱。戏班条件不同，剧种不同，衣箱的装备也不尽相同，一般分为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和头帽箱。富有的箱主，讲究阔气和华丽，常不惜重金购置几套戏箱，称为官箱，演员自备服装行头不多。服饰多以布料、褐子、贡呢、花葛为制作材料，蟒、靠、袍、褶、帔、靴、帽等，皆为五色彩绣，花纹古朴，色彩绚丽。

辛亥革命后，陕西易俗社的改良戏曲兴起，改良戏装亦随之增多。如《殷桃娘》中的霸王靠(见图)，《蝴蝶杯》中田玉川的箭衣等，式样、图案花样翻新。演出时装戏《侠风奇缘》、《金手表》，《大烟魔》等，改用现实生活衣着，演《颐和园》、《鸦片战纪》等清代故事戏又采用清代官服与民装，谓之清装。旦脚的褶子在二十年代受武汉等地影响，一律改用玻璃管和电光片缀绣，到三十年代又受北京戏衣影响，变为纯丝绒绣衣，戏衣花纹工艺为之一变。民国二十二年(1933)起，在封至模倡导下，开始依据剧情设计制作戏衣，经在《大孝传》、《还我河山》、《韩宝英》等戏中尝试，获得成功，后逐渐推广开来。四十年代条件优越的戏班还到苏、杭、京、沪购置戏衣，兴起金银绣衣。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的新文艺工作者，为排演《查路条》、《血泪仇》等现代戏，因受物质条件限制，除自制生活化服装外，则借用群众衣服穿着演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曲服装更为讲究，日趋精美。演传统戏，多采用苏州、上海制作的服装。改编剧目和新编剧目，逐步改用新设计新制作的服装。五十年代，西安易俗社演出的《游龟山》、《三滴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的《赵氏孤儿》、《游西湖》、《金碗钗》、《梁秋燕》等戏的服装，就是由冯杰山、封至模、蔡鹤汀等专门设计，由省内外戏装工厂加工制作的(见图)。这些服装适应剧情需要和人物身份、性格特征，图案花饰力求具有陕西地方特色，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六十年代，在《灯笼红》、《红梅岭》等现代戏服装设计制作中，开始采用绸缎面料，并增饰图案花纹，力求按照戏曲艺术规律设计服装，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966年以后，“样板戏”的服装模式成为典范，设计、用料、制作等要求十分严格，各剧团对服装设计、制作，和经济投入等都给予更多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奢侈和公式化倾向。1978年后戏曲创作演出逐渐复苏和繁荣，舞台美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艺术交流活动也空前活跃，出现了许多款式新颖、色彩和谐、用料精良、制作精细的服装设计，如《千古一帝》、《冼夫人》、《西安事变》、《六斤县长》等戏，在参加全省和全国会演、调演中分别获得了服装设计和制作奖。这个时期，一些古老小剧种的服饰，大体仍循旧制，虽然显得粗简，但保存着古朴的地方特色，如跳戏开场，生扮脊官，身着红官衣，头戴纱帽，其他男、女角色，一应武师装扮，男披袍铠，女如“花鼓女子”装扮。陕北秧歌则穿五彩衣；端公戏头扎红布带，身穿黑大褂，脚着草鞋；赛戏所穿衣靠，以彩画图案绘于布料或牛皮纸，上再浸桐油，或涂蛋清制作而成，更见其古老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