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

印光法师(1861—1940)俗姓赵，名绍伊，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陕西合阳赤城村人，少习儒业，曾著《声庠序》，盛弘儒教，力排佛老。19岁时，因事偶至终南山南五台，听一僧开示，顿有所悟，遂植佛根。
光绪七年（1881），印光法师至南五台圆光寺，从道纯和尚出家，住无门洞参究佛典，翌年，赴安康县双溪寺受具足戒。未几，复返无门洞博览经藏，专攻净土。
光绪十二年(1886)，初具根底后，印光法师负笈远游，求师访友。始北上北京红螺山专修净土，学业大进。旋在北京、温州等处担任副讲席，弘扬净土，初露锋芒。光绪十九年(1893)，浙江普陀山住持化闻法师入京，为该寺选拔检阅人选。印光法师以道才出众中选，遂结伴南行，被举为法雨寺上座。从此，法师即在该寺藏经楼遍参诸法，精研净土。为尔后发扬光大净土宗奠定了基础。
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印光法师在该寺珠宝殿宣讲《弥陀疏钞》，微言大义，新人耳目，听众无不叹服。圆满后，法师居藏经楼闭关苦修，深究佛理，著书立说，足不出山垂20年。其时，江南各宗高僧，常与法师辩难释疑，法师旁征博引，口若悬河，熔八宗于一炉，而以净土为不二法界。辩诘者莫不心悦诚服，称其为“大无畏”。
入民国后，印光之名渐著，以至闻名天下，1924年12月4日，据印光法师致高鹤年居士书云：“光数十年来印光二字不敢露出，由阁下多事之故，欲令贱名遍刺雅人耳目，愧何如之。”事情是这样的：1912年春，浙江著名居士高鹤年远游秦晋，专程赴终南山拜访印光法师，未遇。翌年8月，高复往普陀山法雨寺拜访法师，一见如故，称其“言语快利，道气过人，今日稀有之僧宝也”。于是，高求得法师之稿数篇，刊于上海《佛学丛报》。自此，世人始知印光之名。随后，高又与浙西徐文蔚，瓯东张云雷等多方搜寻法师文稿，得其文一百多篇，编为《印光法师文钞》广为发行，法师声名由是大著，上至总统督军，下至贫民百姓，莫不许法师为净土宗十三祖而争相推祟迎送，朝山问道。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颁施法师“悟澈圆明”匾额一方，并发布指令褒扬。陕西督军陈树藩曾派定慧和尚专程赴浙，敦请法师返陕弘法。全国各省僧众，争相皈依座下。刊印佛经之士，莫不以经师校阅鉴定为惟一善本；朝山问道之人，莫不以得法师只字片言为奇货可居。
印光法师修持以实学、实行、实证为主，常言“今人多尚空谈，不务实践，应真信切愿以修实行”。其虽身居南方而心系故乡。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法师即致信西安大兴善寺住持体安和尚，嘱其弘扬净土，福祐秦邦。1922年春，法师千里返秦，在长安、朝邑和合阳等县寻访应季中，刘芹浦、王幼农等人，劝他们资助刻印《辨异录》《安土全书》等佛教经典。1923年秋，法师又致信合阳赤城村友人王幼农，商定刻印佛经之事。1927年1月13日，法师复致书郑子屏居士并汇款3500元，助其在陕西办赈。法师的修持业绩主要在南方。1930年以后，法师掩关苏州灵岩山报国寺，专心校印《净土经论》，修订普陀、清凉、峨眉和九华等《四大名山志》，在此期间，法师亦未忘济世救民。曾在灵岩山建立净土道场，在上海创办弘化社，以净土法门开示后进，弟子多达50万人。法师以卫国卫民卫教为己任，并以之指导僧俗信众。不愧为一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高僧。
法师道貌严峻，每遇背教离经僧伽，辄加呵斥，其高足见之，犹有如凛秋霜肃然起敬之感，其余僧众，更是丝毫不敢苟且，故人称其“道风峻肃，有泰山巍峨之感”。法师无傲气而有傲骨，平生与达官贵人交往，从不出一阿谀奉承之语，不喜交接非类。名利之徒，望之却步。
法师德高识广，治学勤苦，诸宗兼通，尤精净土，遂使一乘大教归于一元总门，犹如江河纵横而归于大海。法师力倡念佛生净土一法云：“非极乐往生一法，九界众生，无以上报其觉；十方诸佛，无以下尽其化。”此言被全国佛界奉为金科玉律，奉行者遍及大江南北。其著作宏寓，风行海内，主要有《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嘉言录》和《印光法师诗钞》等。 抗战爆发后，法师避居苏州灵岩寺，闭门不出，专事念佛。苏州失陷后，日军中的佛×多人闻名上山恳求开示，法师义正而辞严地说：“少杀人，多念佛。”闻者当时虽不悦，然归来均相戒勿扰此山，故活人甚多。此后，法师遂谢绝应酬，不言世事，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0年冬，法师有疾，久治不愈，延及12月2日，溘然西去，其临终前犹督众念佛，发愿俱生西方，言讫则安然圆寂。法师圆寂后，浙江、江苏、广东、广西和河北等省佛界纷纷开会追悼，并编印法师遗文多种行世。
噩耗传至西安，陕西佛界曾开展各种活动以志纪念。其高足康寄遥、俞嗣如等居士，事后主持西北印光法师永久纪念会，建立印光法师舍利塔殿，刊行印光法师净土经书，借以寄托对法师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