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安佛教沿革之整理复兴时期

应追溯到清末杨仁山居土的刻经事业。1866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设金陵刻经处，陆续雕印佛典4000多种，3000多卷。1907年秋，他又在刻经处开办佛学学堂祗洹精舍，培养了太虚大师，欧阳竟无、谢无量居士等第一批弘法人才。1910年，他复在刻经处创立佛学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经讲经活动。他的这一努力，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滥觞。
在此基础上，民国初年，太虚大师倡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佛教革新。1913年2月，在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和尚追悼会上，太虚大师发表了佛教必须进行教理、救制、教声三大革命的演说，从此举起了佛教革新的旗帜，虽然由于佛界一些人的反对抵制，太虚大师的这一主张并未社会地位天安门广场行，但是，他的这种改革思想，却在西安佛界一些激进的居士和青年僧伽中产生了浣的影响。
陕西旅沪居士康寄遥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1月，康护送其母灵榇由沪返陕，葬于西安东关寂园。从此，他即以寂园为阵地，逐渐结识团结了一批志在改革的僧伽居士，在西安掀起了一场佛教革新运动。
西安的这场佛教革新运动兴起于1926年12月。1926年11月底，冯玉祥占领陕甘后，为了巩固后方，对各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12月25日，他致电陕甘军政长官，公开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庙产。于是，康寄遥等人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开展了一场强大的宣传攻势，很快使佛教革新运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各界的谅解，从而拉开了西安佛界整理复兴时期的序幕。
1927年以后，西安佛界革新派乘胜追击，逐步巩固和扩大了这一革新成果。1927年3月20日，西安释道代表康寄遥等人联合发表《敬告各界文》，一面揭出“僧界腐败，不守清规”的弊端，公开主张“整顿僧伽制度，严整寺规，力倡教育”以自救；一面呼吁“各方谅解”佛界苦衷，万勿“横加摧残”。5月5日，康寄遥又联合儒道代表多人，发表《西安三教代表请愿书》，强烈要求省党部省农协会省工会和省商协会等机关，立即停止估量庙产、查计寺田的行动。请愿书严正指出：“三教者，乃革命之友，革命之助，革命之先觉。努力革命工作者，若摈斥三教，是犹航海者自戕其舟师，雄辩者自割其舌，健行者自断其足也。宁非自杀政策耶!”《敬告各界文》和《西安三教代表请愿书》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获得了显著成效。四日以后，陕西省政府多次发出训令布告，严令各地保护各教，并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及时解决了一些佛教案件。长安县县长呈请拆毁境内万花山天池寺等寺庙，竟被省政府严词驳回。户县侵寺杀僧、西安南关侵占庙产等案，也一一依法得到处理。
初战告捷后，西安佛界遂跨入了整理复兴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西安佛界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整顿僧伽制度，严肃寺规僧纪
太虚大师认为佛教三大革命的重点是整理僧伽制度，严肃寺规僧纪，其主要做法是改革闭门参禅制度，实行农禅并重制度，重申寺规僧纪，厉行奖优汰劣，借以实现佛界组织革命。太虚大师的这一佛教革新理论，无疑是西安佛界革新派在组织整顿时的指导思想。
1927年3月27日，康寄遥当选为陕西省佛教会会长后，决心遵照太虚大师教制革新理论，对西安佛界从组织上进行一番整顿。当时，西安佛界各宗门户之见颇深，新旧之分颇明，意见分歧，组织涣散。特别是自1926年3月刘镇华率镇嵩军围城后，省市各级各种佛教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同时，在僧伽之中，有人专应敷经忏以混生活；有人把持寺产企图世袭；更有甚者，个别人甚至嗜好甚深，勾结败类。凡此种种腐败行为，均引起各界普遍不满，并成军阀政府和土豪劣绅摈斥佛教的借口。西安佛界的组织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展开的。
早在1927年3月20日，康寄遥等人就在《敬告各界文》中向西安佛界发出了“速理内部，免贻人以口实”的忠告，并明确指出：“各寺急宜属遵百丈农禅遗规，一方力农，一方参究，庶可免坐食寄生之诮。”《敬告各界文》的发表，说明西安佛界革新派已将组织整顿提上了议事日程，1927年底，大悲在《佛化随刊》上发表了题为《佛教革命的趋势》的评论文章。该文认为：为了护宣正法，必须整顿佛界组织，严肃寺规僧纪。”利济人群的菩萨僧应受到宗仰和拥护，禁止开坛传戒，恢复考僧制度；有嗜好有劣迹的顽腐僧，如能翻然改悟，少者可精进修持，老者可常受供养，否则，应令其自动还俗或勒令还俗。”这篇评论义正辞严，振聋发聩，吹响了西安佛界组织整顿的号角，1928年初，康寄遥等人主持制定的《陕西佛教会整理僧伽草案》，几经曲折终于在《佛化随刊》上全文刊出。该草案明确指出：“僧界不振，多犯戒规，贻人口实，遂招侮辱，故欲弘佛法，应先整僧伽”。草案认为，整理僧伽的办法有二：一为治本，措施主要是组设度憎委员会及僧产委员会；一为治标，措施主要为组设监察委员会和考试委员会。
根据上述草案有关规定，从1927年11月开始，康寄遥等对西安佛界组织进行了初步整顿，收到了一定效果。这些效果，主要表现在方丈的选贤任能、僧众的奖优罚劣和组织的健全纯洁等方面。但是，由于操之过急又不注意策略，故伤害了一些僧伽的感情，遂引起西安佛界长达十多年的内讧。
从1928年春至1945年8月，在长达16年的漫长岁月中，西安佛界内讧几乎从未间断，其中较大的冲突有二次：一次在1928年春。×应禅、空慧上书陕西省政府民政厅，以会长把持会务、会中和尚少居士多为借口，控告陕西省佛教会并要求改组。省民政厅偏听一面之词，竟下令陕西佛教会解散，该会不服，据理力争。而应禅等人则另组陕西省佛教总会，公然另立山头。从此，两会各自为政，不相为谋，直至1930年春才合而为一。另一次在1943年秋。康寄遥等人企图让太虚大
师的高足心道法师出任卧龙寺方丈，竟串通警察闯入该寺，强行驱逐陕西省佛教会副理事长、该寺方丈朗照法师。谁知应禅等并不示弱，反招来宪兵包围该寺并赶走了警察。后双方又打了数年官司，积怨益深。
(二)延请高僧赴陕弘法，扩大佛教影响
西安佛界延请高僧赴陕弘法虽始于1922年4月的妙阔法师西安之行，但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则以这一时期最为突出。从1928年6月开始，应西安佛界邀请，心宽、怀朴、华清、宝生、太虚、月溪、侦虚、祥瑞、心道和超一法师及韩清净居土、何坦拔喇嘛等高僧，均先后赴西安弘法，其中尤以太虚大师的西安之行影响较大。大师系中国佛教革新派领袖，且擅长宣传鼓动，因此，他在西安的弘法活动虽仅仅两个月，但却迅速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太虚大师是1931年10月8日由北平应邀赴西安的。大师到西安的第二天，西安佛界知名人士即纷纷赴寂园拜谒求教。嗣后，西安各界代表1000多人在民乐园开会欢迎，极尽一时之盛。从10月18日开始，大师相继在新城大楼、大慈恩寺、卧龙寺、高级中学和第一中学等处，向西安党政军民及佛界宣讲佛典，听讲者人山人海，莫不叹为稀有。其热烈情况，为近代陕西从所未有，许多僧伽五体投地，纷纷皈依座下。例如，把持会务、会中和尚少居士多为借口，控告陕西省佛教会并要求改组。省民政厅偏听一面之词，竟下令陕西佛教会解散，该会不服，据理力争。而应禅等人则另组陕西省佛教总会，公然另立山头。从此，两会各自为政，不相为谋，直至1930年春才合而为一。另一次在1943年秋。康寄遥等人企图让太虚大师的高足心道法师出任卧龙寺方丈，竟串通警察闯入该寺，强行驱逐陕西省佛教会副理事长、该寺方丈朗照法师。谁知应禅等并不示弱，反招来宪兵包围该寺并赶走了警察。后双方又打了数年官司，积怨益深。
(二)延请高僧赴陕弘法，扩大佛教影响
西安佛界延请高僧赴陕弘法虽始于1922年4月的妙阔法师西安之行，但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则以这一时期最为突出。从1928年6月开始，应西安佛界邀请，心宽、怀朴、华清、宝生、太虚、月溪、侦虚、祥瑞、心道和超一法师及韩清净居土、何坦拔喇嘛等高僧，均先后赴西安弘法，其中尤以太虚大师的西安之行影响较大。大师系中国佛教革新派领袖，且擅长宣传鼓动，因此，他在西安的弘法活动虽仅仅两个月，但却迅速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太虚大师是1931年10月8日由北平应邀赴西安的。大师到西安的第二天，西安佛界知名人士即纷纷赴寂园拜谒求教。嗣后，西安各界代表1000多人在民乐园开会欢迎，极尽一时之盛。从10月18日开始，大师相继在新城大楼、大慈恩寺、卧龙寺、高级中学和第一中学等处，向西安党政军民及佛界宣讲佛典，听讲者人山人海，莫不叹为稀有。其热烈情况，为近代陕西从所未有，许多僧伽五体投地，纷纷皈依座下。例如，当大师在卧龙寺宣讲《金刚经》圆满后，50多名僧伽居士即当场拜师受戒。
在上述高僧的努力弘法下，佛教在西安的影响日益扩大，僧伽、居士和×日益增多。据有关报刊记载，20年代末，西安的僧伽、居土仅有200多人，30年代初亦不过400多人。至于×，其时也不过1000人左右。然而，30年代中期后，西安僧伽、居士及×的人数，却有了迅速增加。1934年1月，陕西省佛教青年会成立后，会员很快由2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5月，西京妇女观音会成立时，会员亦多达近百人。1937年夏，当心道法师再次赴陕弘法时，听讲者已达10000多人了。
(三)开办各类僧校，培养佛教革新人才
康寄遥由沪返陕后，逐步认识到：为了振兴西安佛教，就必须“力倡教育，广储弘法济世之才。”因此，从1930年开始，西安佛界革新派遂努力开办各类僧校，培养佛教革新人才。2月15日，陕西佛学社在社内开办佛学讲习所，7月1日正式开学。该所由华清法师主讲，康寄遥、王子端、雷仲南等居士助教。开办后，全省各县寺庙先后选送学员30多人。1923年夏毕业时，及格六人，其他学虽，则由华清法师带往大兴善寺养成所继续深造。佛学讲习所是近代西安佛界开办的第一所僧校，其功不容湮没。在该所的带动影响下，西安佛界遂逐步兴起了一股办学热。大慈恩寺、兴教寺和崇仁寺等寺庙先后开办佛学养成所，净业寺、灵感寺等寺庙也积极准备兴办僧校。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西安佛界革新派仍不忘兴办僧校，继续造就弘法人才。1943年10月，经多年筹备，康寄遥等人在西安大慈恩寺创办了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推举太虚大师和妙阔法师为正副院长。翌年10月，该院正式开办，各县僧伽争相入学。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所僧伽高等学院，就为西安及全省各县培养了100多名弘法人才。
(四)创办各种报刊，宣传佛教革新思想
在这一时期，为了宣传佛教革新思想，西安佛界革新派还注意致力于创办各种佛教报刊，这些佛教报刊主要是：《佛化随刊》(1927年12月—1940年12月)、《佛光周刊》(1934年3月—1937年7月)和《西北佛教周报》(1940年12月—1943年春)等。
在这些佛教报刊中，无论从时间长短，质量好坏和影响大小等方面来看，都应首推《佛化随刊》为翘楚。《佛化随刊》是近代陕西出版最早、发行时间最长、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佛教刊物。它在宣传佛教革新思想，研讨教理、教制、×革命，复兴近代西安佛教等方面，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该刊在其存在的13年中共出版发行21期。举凡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思想，太虚、印光大师及华清法师等人的弘法巨制，西安佛界教理、教制、×革命主张及实践，西安佛教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国内外有关佛教的消息动态，无不一一掇拾网罗其中，从而形成了思想与时俱进、形式丰富多样、学术价值颇高等显著特点。正因为如此，该刊遂成为国内著名佛教报刊之一，畅销全国各省，被读者称为“佛海明灯”。
此外，《佛光周刊》和《西北佛教周报》等佛教报刊，也在宣传佛教革新思想，介绍陕西佛教概况和促进西安佛教复兴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刻印流通经典，发展佛教文化事业
近代以来，刻印流通佛教经典之风遍及全国各省。1920年，王莲君等人在西安南院门树德堂设立佛门请经处，是为近代陕西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的先河。
1929年后，西安佛教革新派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是年10月，《佛化随刊》社在西安中山大街90号创设佛经流通处，着手刻印流通佛教各宗经典。未几，佛门请经处与之合并。从此，该处遂成为全省惟一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的文化机构。在太虚、印光大师、戴季陶、朱子桥居士及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帮助下，该处从外省购进《频伽精舍大藏经》《碛砂经》和《藏要》等佛教经典，在西安及陕西各县佛界广为流通。该处又独自刻印过《净除业障忏悔文》《净土五经》《西方三圣像》等佛教经典，在省内外各寺院公开发行。另外，该处还刻印流通过陕西佛教组织和个人编撰的佛教著作，主要有陕西佛化社编写的《陕西佛化复兴之新纪元》、康寄遥撰写的《长安古刹纪要》《太虚大师在陕弘法纪略》筹书。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该处协助上海佛界刻印流通宋版《藏经》的事迹。此经原藏西安卧龙寺，为国内孤本，在佛教经典中颇有价值。1923年冬，康有为讲学西安时发现后十分惊喜，立即倡议影印出版以广流传。当时，康遂与卧龙寺住持定慧法师签订合同，商定由康在西安校定后运上海影印。但是陕人群起反对，合同未能履行。这场风波过后，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下令省教育厅将该经送省图书馆妥善保管。1932年12月，康寄遥等人委托朱子桥在上海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决定在西安制版后送上海印制。为此，1933年6月，康寄遥等人在佛经流通处设立“影印宋版藏经会西安办事处”，邀请太虚大师高足范成法师主持其事。1934年12月，影印宋版《藏经》陆续出齐，该书合计6351卷零591册(缺11卷)，共印500部，印制此书耗资32万多元，历时两年。诚为中国近代史上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的一件盛事。
（六）兴办公益事业，参加各种抗战活动
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参加各种抗战活动，这是西安佛界在这一时期从事的又一项主要工作。由于他们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克尽国民职责，积极救世，匡助社会，因而博得了民众的好评和政府的重视。
早在西安围城期间，西安佛界的著名法师定慧、聪慧、贞如及居士康寄遥、高戒忍等人，纷纷在西安城内外设立难民收容所和粥厂，借以救济城内外的难民和民众。他们这种积极救世、匡助社会的义举，受到了杨虎城将军和西安、长安、户县民众的支持和资助。1929年陕西连续五年大早，西安及其周围各县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在此情况下，西安佛界又一次发扬大乘佛教积极救世精神，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其时，康寄遥出任陕西省赈务会主席，慈云法师、路禾父、俞嗣如居士等人，则分别为西安佛教和慈善团体负责人。在他们的多方呼吁下，全国慈善机关陆续送交赈款700多万元及大量物品，为陕西人民熬过灾难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高戒忍、杨叔吉等居士则开办收容所、灾童所和佛教医院等公益事业，极力救护西安及各县灾民灾童。凡此，都得到了杨虎城将军的支持和民众的称赞。
在这里，特别应该提及的是朱子桥居士在西安等地的救济事业。朱子桥(1874—1941)，朱庆澜，浙江绍兴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历任广东、广西省长及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等职。1926年皈依佛门，从此致力慈善事业。1929年，朱赴陕救济旱灾，联合各方慈善团体，全力操办陕西赈务，陕民无不称颂。他曾在西安创办中医救济医院为灾民治疗疾病，在西安、扶风和黄龙山创办灾童教养院，收养灾童，复创办眉扶银洞滩及宽难三垦区安插灾民。旱灾过后，他继续在西安等地举办各项赈务，功绩斐然，有口皆碑，被人们称为“佛教大护法”。
抗战爆发后，西安佛界以民族大义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战活动。1937年8月12日，康寄遥撰写了《佛×怎样抗敌》一文，主张佛×应依佛教教义，积极参加救护、慰劳、募捐和宣传等各项抗战工作。此文刊出后，在全国各界引起了较大反响。1939年9月，云中法师率领陕西佛教救护队奔赴晋南战场，日夜精心救护伤员，曾受到中国佛教会和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公署的表彰和嘉奖。1941年春，西安大兴善寺僧伽创办西安佛光纺织厂，除自给自足外，还为军民提供了大量布匹，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西安佛界的这一爱国举动，赢得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好评，从而成为西安佛教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这一时期，西安佛界还著书立说，整修寺庙并开展了各种佛事活动。凡此一切，都推动了近代西安佛教的整理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