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黄河—考证宁夏秦渠的成渠时代(三)

根据自然地理特征，河套地区可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有属于温带半干旱地区的内蒙古前套(土默特川)和鄂尔多斯东部高平原，现代年降水量250～400毫米，干燥度l．5～2．0，其中大青山山前平原潜水丰富；有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地区的陕北高原，现代年降水量可达350～450毫米，干燥度l．25～1．50。这两个地区不少平原、谷地可以发展旱地农业，虽然因春旱严重，无霜期短，收成不稳定，而且耕垦后很容易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但这些地区的种植业在没有灌溉的条件下毕竟尚可有一定收成。西部为属于温带干旱地区的内蒙古后套、鄂尔多斯西部高平原和宁夏河套，现代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上下，干燥度大于2，且降水年际间、季节间变化大，其气候比陕北、前套更加干旱，一般地说，在无灌溉的条件下发展种植业确很困难。

秦代末期，蒙恬所率大军之所以“居上郡”，28 一是因为当时匈奴主要活动于阴山南北，上郡处于关中北上朔方、五原郡的交造要道(即蒙恬所修的“直道”)上，便于控制北部新开发诸郡县；一是由于河套东部(包括陕北在内)有发展早地农业的地理基础和历史传统，29 秦代在这里的旱地农业有了更大发展，是整个北部边区的粮食生产基地所在，便于军队就地取食。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唯一的一次向北边×，三万户×集中于“北河榆中”(即前套及鄂尔多斯东部高平原)，也是因为这一块土地位于大青山的迎风面，降水量较大，发展旱地农业的条件较好，凡此都清楚说明，秦代河套开发的重点是在东部，依靠的是旱地农业

而非灌溉农业，秦代新设的三十四个县城，也集中分布在阴山以南的黄河两岸。

而宁夏河套呢，秦代在这里所置县城，现已查明的只有一个富平县，和两处亭障(浑怀障在今陶乐县境，神泉障在今吴忠县境)。31 我们分析，这是由于贺兰山以西多为大漠壁戈，匈奴在此活动较少，特别是这里发展旱地农业的条件较差，农业开发水平较低，还没有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引黄灌溉农业的缘故。正因为秦代×主要分布于河套东部，而这里并不属于秦王朝开发重点，当地劳动力很少，因而不可能有力量创建大型水利设施。   

宁夏河套是否“没有灌溉便没有农业呢?一般地说，这里没有灌溉条件，是很难有稳定的农业收成的。但问题不能绝对化，特别是古代情况更要复杂些，在没有其他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以此来反证这里秦代已有引黄灌溉农业，是不尽确切的。事实上，宁夏河套过去确实存在过旱地农业，例如地下水位较高的河滩、湖滩地(俗称夜潮地)，虽然没有灌溉，群众种植菀豆、扁豆、大麦，仍有一定收成；有些旱地(俗称撞田)则利用宁夏春寒夏旱秋雨多(秋季雨量约占全年雨量的70％左右)的特点，种植糜谷、荞麦等秋作物，多数年份也有些收成，个别年份还能丰收；考虑到秦代的气候比之今日较为温暖湿润，当时春初的物候比清代初叶早三个星期，即生长季比现在长得多，32在当时比较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富平县曾有过一定规模的旱地农业；应是可信的。当然也不排斥存在着其他一些农业类型，例如局部利用山泉沟水或浅层地下水灌溉的农业，引用黄河水漫灌少量农田的小型灌溉农业，洪漫地农业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关于“宁夏河套平原农业垦殖始于秦代，秦渠开于秦代当无疑问”的推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因与一系列事实相背，特别是没有切实可靠的文献或考古依据，单纯依靠推理来立说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四)秦渠既非秦代所开，其名又从何而来呢?秦渠原名秦家渠。有人认为，所谓“秦家”，也许与南北朝时符秦(公元350～394年间氐人符洪创建的前秦政权)有关。符秦实际上是通过匈奴族铁弗部刘卫辰来间接统治宁夏地区的，正如其后卫辰之子赫连勃勃控制宁夏地区时曾一度臣服于姚秦(公元384～417年间羌人姚苌创建的后秦政权)一样。按铁弗匈奴自末以来逐渐学会农耕，至刘卫辰时，种植业已在其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向符坚“求田内地，春来秋去”。33他们是有可能在宁夏河套修渠的。但卫辰父子臣服于前秦、后秦的时间均很短，赫连勃勃后来还自立为夏国(公元407～431年)。他们开的渠道以“秦家”为名的可能性不大。   

笔者认为，秦家渠之得名，很可能系由字音相近的渠名转音而来。据史籍记载，“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吐蕃冠灵州，郭子仪败之于七级渠”；34 宋元丰四年(公元l081年)，高遵裕围灵州，“夏人决七级渠以灌遵裕师”。35 可见唐宋时的灵州城(在今灵武县城西南)附近有七级渠，亦即唐宋时七级渠的地理位置与元明时之秦家渠(今秦渠)流经线路大体相合。看来可能当年的七级渠由于在民间流传时间长了，将“七级”误转音为“秦家”，遂以讹传讹，故西夏之后，七级渠之名消失，却在文献上出现了秦家渠。至于清人吴广成在搜集吴料、编撰《西夏书事》一书时，将秦家渠与七级渠等并列，把许多不同时代的渠名全都拉扯在一起，显然是弄错了。   

我们水平有限，对事实的叙述与论证有不当之处，尚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