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访古—寻根中原—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中原地区泛指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腹心地带，以及山西、河北、山东省的部分地区。中国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中原地区历来也被看作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文明的中心区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珠江流域等地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在各地都找到了早期文化的遗存，对这些早期文化的研究表明，中国各地的早期文化和早期文明的演进方式可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因此，对于所谓的中原中心论，或者是中国文明的一元中心论，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在此，我们想就中原地区在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问题进行一些反思。

20世纪初期，当近代考古学刚刚引人中国之际，最初发现的就是在河南省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时至今日，仰韶文化仍然是黄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虽然它的分布范围覆盖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但是，这种文化的中心区域始终是在河南省的黄河沿岸一线。黄河、黄土、黄帝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远古文化历史画卷中的基本要素。

仰韶文化之后，黄河流域普遍进入龙山时代，一时间，各种地方类型文化百花齐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然而，这种文化的多元发展在黄河流域仅仅是长周期变化中的昙花一现，随着夏族的兴起，夏人很快统一了中原地区，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世袭王朝。夏商周三代沿袭，中原王朝统一的范围逐步扩大，终于在秦帝国时期达到了整个黄河、长江流域的空前统一，奠定了今日中国文明的基本框架。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学陆续在长江流域也开始有所发现，70年代以后，随着长江上游的早期巴蜀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下游的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等一系列地方文化的发现和研究，长江流域古代文明的轮廓逐步显现出来，人们也开始对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交流问题，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长江文明作用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夏族的发祥地在长江下游地区。这种认识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因此，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赞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一些早期的城堡和城市遗迹，由此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在黄河流域，目前已经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夯土城墙，如郑州西山古城年代距今约5300年前后。而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城址在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已经发现了许多。长江流域发现的古城年代甚至更早，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最早的始建年代为距今6000年前后大溪文化早期，后来又多次加修，一直延续到距今4600年前后。而相当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古城在长江流域也有大量的发现。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两大区域内的聚落、城堡、城市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它们经历了长时期的并行发展过程，长江流域文明化的开始和逐步发展，并非是受到黄河流域影响所致。

长江流域的早期文化中很早就出现了使用玉礼器的现象，在安徽含山凌家滩曾发现大规模的红烧土祭祀遗迹，许多围绕着祭祀遗迹的墓葬中随葬各式玉礼器。在年代稍晚的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高台式的人工堆土祭坛和贵族墓葬，如反山、瑶山、莫角山、汇观山等遗址组成了以莫角山为中心遗址的规模巨大的“良渚遗址群”。良渚遗址群的大面积人工建筑基址所反映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规模，良渚墓葬所表现的社会等级的复杂程度，都说明这里曾经出现过高度繁荣的早期文明形式。但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的这种早期文明和长江中游地区规模宏大的石家河城址群一样，迅速衰落和消失了，长江文明的发展由此陷入低潮。有些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衰落并非是外族入侵的结果，而是洪水作用的结果，滔天洪水迫使良渚人北上，参与了中原地区的夏代立邦建国的活动。

在长江上游地区，成都平原内也已经发现了若干个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城址，如新津宝墩古城的年代与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基本同时，宝墩文化的确认，对于说明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三星堆器物坑所表现的那些造型独特的青铜面具和金杖、神树等用具可能另有来源，但是，它显然不是来源于中原地区。

长江流域的上述发现已经表明，在中原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同时，长江流域的确存在着许多早期的文明形态，或者说正在迈人文明时代。可是，这里最终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世袭专制的中央王朝，因而，长江流域也就不能代表中国文明化进程的最高水平。

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的整体衰落显然具有深刻的原因。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良渚文化的大型人工祭坛也是组织大规模人口集体劳动的产物。就同时期对土地和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来看，长江中下游比黄河中下游地区要更加繁荣，而繁荣的反面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下降。有的研究者发现，石家河文明的繁荣是在石家河文化的早期阶段，到早期偏晚阶段，石家河文化所代表的南方文化的对外扩张，受到中原龙山文化的遏制，华夏族与有苗的长期战争可能是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衰落的的直接原因。如果说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消失主要是由于天灾，那么，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则是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部落集团的逐步强大，在逐鹿中原的战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种局面不仅使得长江文明的进程被迫迟滞，也决定了中国最早的中央王朝只能是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种结局虽然不能完全被人理解和接受，但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它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不能给以假设的。

中原部族的胜利，是否就意味着中原地区文化的最后胜利呢?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良渚文化虽然消失了，但良渚风格的玉礼器却出现在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遗存之内，玉礼器所代表的神秘信仰和等级观念也反映在上述文化之中。显然，中原文化传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各方面的合理成分，有些甚至就是来自于敌对一方或者是被征服者的文化因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通过这种兼容并蓄，才使我们体会到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

当龙山时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时，在黄河以北的农牧业交接地带，也出现了两种文化传统的碰撞与融合现象，以内蒙古长城地带为中心，此时分布着大范围的畜牧经济文化，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都具有这种畜牧文化的特征。畜牧经济和游牧经济都需要不断的寻找新的草场，不断的扩张分布的范围，这种扩张在×时就不可避免的要遭遇那些早就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定居民族。因此，农牧之争既是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争夺和反争夺，也是农牧两种文化观念的渗透和反渗透过程，最终，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出现了反复割据的农牧交错地带，游牧部落从中原文化那里获得了粮食、礼仪制度和等级观念，而中原的部族却从游牧文化那里学得先进的武器制造和战争技术，弓箭、青铜短剑等新式武器，以及车战法和骑兵技术等都是首先出现在游牧文化之中，然后传人中原地区。在这样一种交流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农业部落逐渐变得骁勇善战，从而在与南方文化集团的战争中获得优势。

在龙山时代，山东半岛地区始终处在当地土著文化的控制之下，山东龙山文化发展了很高的制陶技术和酿酒技术，酒可以使懦弱者醉生梦死，同样也可以使强者更显英雄本色。在东夷与夏商部族的交往中，酒、酒具和饮酒习俗逐渐成为夏商文明中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以饮酒作乐为表现的礼乐文化也就构成了中国早期礼制的主要内容。究其本源，这些文化传统的形成应该是东夷部族的贡献。

从以上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当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化时代的时候，在中原地区的外围，大多数地区的土著文化也开始了这样一种发展进程，文明时代是以一种“满天星斗”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各主要原始文化分布区内。正是这种多元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古代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更多的表现形式和地域特征。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中原地区并没有体现出所谓的中心作用。我们发现，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并不比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地方文化更加发达。但是，在其后的发展进程中，一些地区的文化整体衰落了，出现了有利于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强化，终于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国家政体。而这种新的文化发展中心一经出现，便显现出巨大的能量，夏、商国家控制和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随着武王伐纣的成功，周人在全面整合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各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的战略，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处于两大文化中心边缘的其他地区的各种地方文化。显然，周文化的内涵已经不能简单的用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文化来概括。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作用呢?从考古发现来看，夏商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不是它的陶器和其他日常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它的礼仪制度和等级观念。周文化对于夏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也是体现在这些思想方面的东西上。这些具有中原文化传统的各式礼乐制度和其他表现形式，同时也影响到了北方的长城地带和辽河流域，南方的四川盆地、湘江流域、赣江流域等地，我们可以从辽宁喀左铜器窖藏、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湖南宁乡老粮仓铜器群、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等发现中看出，中原文化对于所谓土著文化的影响和同化作用，就是通过这些东西实现的。反过来说，各地的地方文化正是在接受了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和等级观念后，逐步开始按照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模式向前发展，西周的大分封和秦帝国的大统一，都是基于这种模式的一种发展结局。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它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方面，即社会的思想和观念体系层面，而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表现在文化的表层层面，即物质文化产品的基本形态上。也就是说，当各地的土著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作用时，一般不需要改变自身的基本生活方式，而仅仅只是按照中原模式重新组合各自的社会阶层，确认各阶层的等级秩序。由于中原文化的价值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它才得以长期存在，并成为中国广大地域范围内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共有特性，也即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内涵。

综上所述，如果用一些简单的话语对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加以概括，我们可以说，在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化时代的初期，这里的文化更多的吸收了其他地区文化中的精华，逐步形成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当在逐鹿中原的历史进程中，夏商王朝成为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形式后，中原地区开始显示它作为文明中心的辐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西周以后，遍及全国各地。在中原地区作为文明中心不断发展和强化的同时，长江流域以及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逐步衰落，最终被统一到了中原文化圈之中。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模式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