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早期水成论思想

　　早期水成论思想

　　西方地质科学的形成，A.G.Werner的水成论的提出(1787)，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国的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见解，特别是在明朝(1368-1644)这个时期，水成论思想最为活跃。这些见解虽不如几百年后在欧洲出现的水成论那样系统完整，但其基本观点已经具备。

　　吕坤(明，1536-1618)，一位在1571年考中进士，即通过皇帝主持的国家考试而得到了最高学位的学者。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有它自己的规律；要认识这些变化的原因，还得从自然界本身去寻找。在人们问他，世界最怎样开辟出来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让人在一个大盆里装满了混有泥沙的水，再投进去几小块瓦砾和一些谷和豆，然后将它们搅浑，说这就是混沌未分即天和地尚处于原始状态时，要这些人过三天再来看结果。三天后，这些浑浊的水变清了，他说轻清上浮，这表示先出现了天；泥沙沉底，则象征着地的形成，那些瓦砾突兀，好似山岳；过了一些时候，谷豆生芽，水中还有小虫浮沉奔逐，说明人和其他生物产生在最后[1]。吕坤所作的，可以看成是利用进行模似实验来表达他的想法，在今天看来显得很幼稚，但这毕竟是在试图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践去探求自然的秘密，需知这是在距今将近四百年以前。晚于吕坤的西方水成论的先驱John Woodward(1665-1728)在 1695年发表的观点也仅说到这种程度：“在‘大洪水’时代，也就是诺亚时代，集储的大洪水爆发，把整个地球淹没，使万物相混。最后各种物质都被洪水冲走，并同水相混和，沉落下来而成为沉积物。沉积物以它们的重量为序——最重的物体(包括重的化石)形成最底层，较轻的物体形成上层。”[2]就其思想意义而言，并不比吕坤高明多少，而这里面还多了神的因素。

　　吕坤的这种水成论观点，并非个人一时的奇想，而有它的渊源，类似的想法，在他以前已有人提出，今天发掘出来的可能还只是一小部分，但已能看出当时出现这些思想决非偶然的个人行为。

　　稍早于吕坤，于1531年考中进士的王文禄，在《海沂子》这部著作中提出，当原始的混饨物质燃起大火产生高热之后，天上降下大雨，洪水泛滥，接着有大风吹水形成泡沫，这些泡沫聚集沉淀形成大陆和岛屿，高耸在中央的是昆仑山和其他许多山岳，后来洪水退却，剩下的水聚成四海。对水落的原因也有解释，说是日晒之故”[3]。

　　再早一点还有于1505年考中进士的陆深，他在《玉堂漫笔》这部著作中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说大地是从原始物质中分离沉淀出来的，并以江河中沙洲的形成来证明“凡山阜皆从水中洗出”[4]。

　　再早一点，生活在元朝(1271-1368)末期和明朝初年的叶子奇，这是一位不走运没有去考进士但很有学问的学者；1378年，当时他被关在监狱中，但仍没有忘记著书，写成了一部《草木子》，其中有大地是从水中沉淀凝聚而成的观点，而且认为“士之刚者成石”，岩石是“水土震荡，日渐凝聚”逐渐由水中的沉积物演变而成的，所以水落石出后，便有了今日的山川形势。那

　　些起伏的群山，看起来有如波浪之势，被作为水成的证明[5]。

　　再往上追溯，宋朝(960-1279)著名的哲学家朱熹[Zhu ×i(Chu Hsi)，1130-1200]在给他的学生谈话时，已提出了地是混沌的状态物质经过水的沉淀作用形成的，而且也用群山起伏状如波涛，来作为这是水成的证据。他还注意到有些山上的岩石中包含有螺蚌壳，从螺蚌是水中的生物想到这些岩石原来是水下之土，在这里运用了“将今论古”的原则。并以这一现象，即原先处于水底，位置低下的东西现在升到高处来了，本来柔软的东西现在变得刚硬了，用来论证中国人一向崇奉的哲学：事物会向对立的方面转化。朱熹的这些精彩谈话，被他的门徒记录下来，编集在《朱子语类》即“朱先生谈话记录”这部巨著中”[6]。

 　　在朱熹之前，宋朝另一位著名的学者沈括(1029-1093)，也发表过大陆是水中的泥沙堆积造成的观点，并指出是河流带来了这些泥沙。这是他在太行山东侧一带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他还注意到有些山崖中夹有条带状分布的螺蚌壳及卵石，以此证明此处乃从前的大海之滨[7]。

颜真卿

 　　用岩石中含有本是水中之物来证明这里原处于水下，唐朝(618—907)的颜真卿(Yan Zhen Qing[Yen Chen-Chins]，709-785)即已使用，他根据麻姑山上岩石中有螺蚌壳的记载，联想到海陆相互转化看来是事实”[8]。

　　大抵古代的中国人早就有了他是从水中沉淀而出的观念，这可能与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不少是由江河湖海转变而来有关；他们通过口头传述或文字记载，得知那些良田沃野有的原本是为水所

　　淹没的地方。这种水陆变化，有时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就能亲眼看到，据史书记载，有位名叫张兴世(420-478)的将军，在他出生那年，家门前的江中涌出一个小小的沙洲，到他五十二岁时，这个沙洲的面积已涨到超过五千平方米”[9]。

　　最晚在距今一千五百多年以前，沧海可以与桑田相互转化的观念，就已在中国流传，因此水成论思想易于在此基础上产生和为人们所接受。

　　虽然在有的中国学者谈论世界开辟的时候，也有始于大火的说法，但那是从×的教义推演而来，不象提出水成论的思想，有一些自然现象为依据。在中国，现代火山活动是极少见的，不能象欧洲人那样产生出火成论思想，合乎实际。

 　　在水成论思想影响较大的情况下，在讲到世界的开创时，中国人习惯于接受原始混沌物质因比重不同而分界的说法，前面那几位学者多次讲到的轻清者上升为天，浑浊者下沉为地，都不是他们的创见，而是古已有之，至迟在公元前二世纪晚期就有了这种世界开辟说的文字记载，在汉朝(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一位王子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子》这部著作中，即已作了明确的表述：“轻清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放天先成而地后定”[10]。

　　刘安并非学者，编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好去争夺皇位，《淮南子》实是他招聘了一批知识分子把当时已有的学术成果搜集起来整理编辑而成。因此，可以认为，上述关于世界开创的假说，在此书编成以前即已在中国出现，不过那时多为哲人思辨的推想。颜真卿、沈恬、朱熹注意了从地质记录去寻找证据，与西方建立科学的地质理论所走的道路是一致的，是中国学术的一大进步，所以1920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教授将蒋梦麟在一次讲演中对朱熹在地质学上的贡献作了肯定的评价[11]；1922年3月2日，中国地质学会首任会长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开幕词中，对颜真卿、朱熹的地质思想又作了介绍，并由袁复礼(Yuan Fuli[P.L.Yuan])用英语宣读，以后刊登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创刊号上[12]”。从此，颜、朱的贡献进较广泛地为国内外地质界所知。颜、朱及沈括，在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与文明》 (Science＆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也有介绍。但埋没在中国古籍中的早期水成论思想以及其他地质思想，都还有不少等待有志者去发掘。

　　Charles Lyell在他的《地质学原理》中曾经提到：地质学家对东西方创世论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它常常提到的，陆地屡被普遍大洋淹没的学说，并注意到了中国人关于洪水的传说，抓住了东方地质思想萌发时的特点，可惜在他写《地质学原理》的时候，中国的早期水成论思想似乎还没有介绍到西方，他没有作更多的评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