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的历史与历史研究的“假设”

    
    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假设”的历史是要不得的。理由是，历史是过去的存在，“假设”历史等于以子虚乌有的方式虚设历史。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在历史研究中，历史的“假设”不可能是完全凭空的设定，人们也不可能把凭空想象的东西当作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而据此展开历史论说。其次，长时段历史的纯粹“假设”也是不存在的，任何研究者不管多么异想天开，都不敢、也不会以整个历史乃至一个历史阶段为“假设”。以中国史研究为例,可以肯定，谁也不敢“假设”秦汉、隋唐这样的历史阶段或其中的某个王朝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来撰写中国历史或构建历史理论，因为那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假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限于某个事件或事件的局部；而且即使对事件或事件的局部，也不可能完全撇开已知的历史前提进行“假设”，而只能以已知的事实为前提做有限度的假设。绝对的“‘假定’的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所谓“‘假定’的历史”这个命题所讨论的是指在研究历史事件或其局部时，以一定的已知条件为前提所做的“假定”。
    那么，是否可以对历史事件或其局部进行“假设”呢？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客观存在性角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或其局部都是已经发生的,因而没有“假设”问题。但是，任何历史事件结局的生成虽是唯一的，但这个唯一结局在最初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历史事件在最终成为历史事实之前，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每一种都可能促使历史事件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变化。正是由于这些可能性的存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才有价值；否则，一切都是命定，奋斗有何意义？举例来说，三国时代著名的赤壁之战以曹操失败而告终，作为历史上的客观事件，就其存在性而言，这个结局是唯一的，是没有也无需“假设”另外的结局的，但我们在研究赤壁之战时，是否可以“假设”曹操获胜这一结局呢？事实上，“曹操获胜”这种可能性在赤壁之战结束之前是一直存在的，并非子虚乌有，它是一种没有转化为历史事实的可能性，在一定时间内也是客观的。如果把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比作斜倾的天平，历史的“砝码”最终倾向了孙、刘联军的话，那么，在天平发生倾斜前，天平另一端的曹操军事力量的存在是客观的，而且这一端的力量也有使天平倾向自己一端的可能，只是各种“砝码”的综合最终导致了曹军失败的历史事实。历史研究者的使命就是探讨造成天平倾斜的“砝码”是什么，这些砝码是怎样形成以及怎样发挥作用的。人们研究赤壁之战，探讨它的成败得失，当然要从“曹败而孙刘胜”这个事实出发，但也同样可以“假设”曹操胜利这个“虚拟”的事实，在这个前提下找出这个“虚拟”事实成为历史事件所需要的“砝码”来，对比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实际活动中所缺少的砝码，从而可以很自然地找到造成曹操失败的历史“砝码”。因此，无论探讨历史事件的结局，还是探讨结局之外的其他可能性，都是需要且必须做出“假设”的。
    但是，做出“时代错乱性”（anachronistic）的假设在历史分析中意义就不大。还以赤壁之战为例。我们可以假定曹操获胜的结局，但不能“假设”曹操拥有原子弹就可以获得胜利，因为这种时代错乱的假设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是无意义的。前些年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在分析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总要加上“由于没有先进生产力，得不到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个原因，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假定”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战争存在着得到先进政党领导的可能性，而这显然像“假设”曹操拥有原子弹就可以获得胜利一样，属于历史假定中的“时代错乱”，是无意义的。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是为人们提供认识历史的镜子；司马光的著作被直截了当命名为《资治通鉴》，其鉴古知今的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了。黑格尔认为，“我们学习历史时知道，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但他能说出这句话本身就反驳了他的这个见解，证明他是向历史学习的。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是对史学功能的准确概括。正是史学的这个功能促使读史之人喜欢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假设”中探讨经验和教训。
    有人认为“假定”历史中不是事实的东西没有意义，其实不然。譬如，有人“假设”袁世凯在接替孙中山任总统后，能够励精图治，遵守约法，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将是另一个样子。就袁世凯违背约法、醉心帝制、开历史倒车的历史事实而论，这样的“假设”自然是没有意义的，但对于民国以来的读史之人而言，考虑中国未来建立怎样的制度以确保最高当权者不向独裁者演变，遵守宪法和法律，促进中国向进步的方向发展，这样的“假设”就富有意义。所以，如果不是简单化地对待历史中的“假设”，那么一些看似荒谬无意义的“假设”，从历史的借鉴功能的角度，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其正面意义。
    实际上，前辈史学家以历史的“假设”方法成功地探讨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例证俯拾即是。试看郭沫若在其名作《甲申三百年祭》中那有名的铿锵有力的“假设”：“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坏了军纪，对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地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又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有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郭沫若全集》第4卷，第203页）按照历史不能假定论者的观点，李自成的失败和满清入关已是历史事实，郭沫若再做那么多的“假使”，岂非村夫野老之辈无聊而多余的废话或梦呓？然而，郭氏所做的这些“假设”在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失败之前确实是存在的，是没有成为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假设———恕我在这里也做一次“假设”———李自成能够借鉴以往的历史,大功未必不能告成。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可能性都不存在，也不能就此全部否定这些“假设”的必要性，因为它们可以为后来的革命者所面临的相同或相似的情况提供借鉴。《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被中共作为整风文件学习，难道能否认这些“假设”所显示出的巨大价值吗？难道当时的革命者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假设”，从中加以借鉴并获得教益吗？
    恩格斯说：“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有人以这段话为根据说明历史研究中不能“假设”，其实这是对恩格斯见解的误解。自然界和历史的研究以既定的事实出发，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稍具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它并不意味着不可以从既有的事实前提做出的与现有结论不同或相反的推测和假设。如果没有活跃而严密的假设，恐怕任何研究都难以进行下去。世界科学史上，当时看来异想天开的“假设”后来被证明为真理的例证不胜枚举。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具有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可实验性和重复性。这也是大多数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结论慎之又慎，不愿也不敢视为绝对真理的原因之一，任何人除非理智不健全，都不会也不敢认为自己可以垄断真理；只有那些具有狂热×思维特点的人，才会时时、事事认为自己真理在握。
    历史是过去的存在，但历史研究永远是一门“现在”的学问。在这门学问面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那种认为使用“假设”方法会得出“奇怪”的结论，搞乱人们的思想认识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杞人忧天。一个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民族，不会因为学术研究中出现的新观点或一时看来不妥当的观点而出现混乱；相反，墨守成规，思维呆板，思想僵化，自以为是，动辄以真理垄断者自居，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大的危险。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与我们民族需要和提倡的思想解放背道而驰的，国人对此不可不察之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