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题曾国藩

毛泽东对于历史学有深厚素养，他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大有益于其斗争实践。毛泽东历史观之新异特色的表现之一，在于他的历史人物评价。对于殷纣王、秦始皇、王莽、曹操等历史人物，毛泽东都发表过与传统认识不同的评价。他自己称之为“恢复名誉”。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就说道：“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二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对于被称作清代“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曾国藩，毛泽东也曾有过与历史教科书中的正统论说有所不同的评论。分析相关资料，我们可以更加了解毛泽东历史思想的内质和毛泽东文化性格的特色。

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中继

青年毛泽东曾经受到王夫之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从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接受杨昌济传播的船山思想的情形。据他当时的友人回忆，毛泽东“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至第43页）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备课时，曾经再次研读过《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后来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设法从湖南补齐所缺各册。”（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通过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保存的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外出时指名要带走的书籍的书目，可以知道他在外出视察时，仍然时常要读“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页）。

有的学者曾经分析，“王船山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通过了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第二条线索是：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认为曾国藩是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重要中继的见解，应当说是正确的。在中国近代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两方面均多有建树的曾国藩，确实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看来毛泽东确实看重曾国藩的“军政谋略”。不过，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绝不限于所谓“军政谋略”。杨昌济初见毛泽东，“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说明曾国藩个人事业的成功，可能也曾经影响青年毛泽东人生斗争的取向。而曾国藩历史思想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也有诸多例证可以说明。

蔡和森曾经致信毛泽东，明确肯定了曾国藩政治能力的优越：“三年而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蔡和森给陈绍林萧子萧子升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谢觉哉曾经指示学生读《曾文正嘉言钞》。他在1922年2月的日记中还就曾国藩日记中所载楹联，表达了对曾氏文采的欣赏：“《求阙斋日记》所载楹联佳者：‘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里求活，淡极乐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时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子中普成风气。”（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至第181页）我们考察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脉络，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地域文化背景。

曾书所以可贵

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曾经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在对其成功事业深心敬服的同时，对其文章品格也真诚仰慕。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毛泽东在1915年6月25日写给湘生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又谈到往历史教员黎锦熙处求教后的感想：

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又评论道：“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他把这部书和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进行了比较，指出：

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学术之所以“可贵”，在于其结构并不畸于词章文字的华丽，而对“经济”和“统道”予以相当的重视。这里所谓“经济”，即经世济民，与现今所谓“政治”义近。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其“可贵”之处，在于“统道与文”能够“二者兼之”。这确实也是曾国藩学术思想和文化风格的特征。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在分析曾国藩的历史观点和历史实践时，毛泽东提出了“大本大源”的命题。在谈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一番话中，他在对近代风云人物进行比较时，肯定了曾国藩在文化“基础”方面的优越。毛泽东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什么是“本源”？什么是“大本大源”？有学者认为，“他说的所谓‘大本大源’还是唯心主义的范畴”，由此“表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刘广东：《毛泽东伦理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至第59页）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把心看作是世界的本源，所以他曾经十分推崇曾国藩，认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会抓人心、抓学术，掌握了‘大本大源’”。毛泽东“这样强调正人心、抓学术，从救国救民的大局来看，在当时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却是错误的”。（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决心以全副精力‘向大本大源’探讨”，“以为‘探讨既得’，就可‘权此以对付百纷’，解决一切矛盾”，“他认为，如果没有‘真知’，没有探得宇宙之‘大本大源’，即令自己确定了某种求真求美之志向，也不过是‘盲从之志’，而非‘真志’”。“发为某种行为”，“也‘无非盲目的动作’”，这种认识，也体现出“鲜明地表现在知行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汪澍白、张慎恒：《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也有学者认为，“曾国藩所追寻的本源，主要是封建伦理本体；而青年毛泽东所要追求的本源，则多少已显露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折光。”“曾国藩曾说，‘使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所说的，没得本源的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是不是受到曾氏之说的启发呢？”“青年毛泽东主张本源治世，圣贤豪杰办事，显然与曾氏的观点一脉相承。”（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至第37页）

其实，毛泽东当时所说的“本源”，未必有明确的哲学内涵。由于借用前人使用语汇，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文辞表现形式有时相对朦胧模糊的特征，实不必强以现代哲学概念作贴标签式的解说。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本源”意识或许并非仅仅“受到曾氏之说的启发”，而“与曾氏的观点”似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实质上却明确体现出新的时代特色。毛泽东说：“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我们看到，毛泽东所说的“本源”，可用以“临民制治”，可导致“富强幸福”，其实质，即“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因而似乎可以理解为与现今通常所谓历史本质、历史规则语义相接近，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有历史理想、历史意志的涵义，也许使用历史趋势、历史方向等概念，亦比较接近其原意。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涉及“大本大源”时还说道：“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毛泽东热情期待诞生新文化的思想革命，并以为新的历史观将成为新文化的旗帜。

对历史规律的认真探索，是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青年学人的共同的追求。青年毛泽东立志“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将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意或震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这里所谓“明贯过去现在将来”，所谓“百世可知”的“大本”，与一般意义上所说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十分接近的。

看来，毛泽东由曾国藩思想而提出的“本源”说或“大本大源”说，已经对于曾国藩的历史意识大有超越。而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毛泽东的有关认识，则又有显著的变化。然而他当时即期望“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志向的形成，却隐约有曾国藩影响的痕迹。

传教：迎合中国人的心理

毛泽东与曾国藩的“本源”观有所不同，然而他们对于某些历史现象的认识却颇多相近之处。例如，对于西汉初年思想家贾谊的《治安策》，曾国藩曾经有这样的评论：“奏疏以汉人为极轨，而气势最盛事理最显者，尤莫善于《治安策》，故千古奏议，推此篇为绝唱。”他还赞美贾谊这篇政论“于三代及秦治术无不贯彻，汉家中外政事无不通晓”。（《鸣原堂论文o贾谊陈政事疏》）毛泽东对《治安策》也有高度的评价。他在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的信中写道：“《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一说“于三代及秦治术无不贯彻，汉家中外政事无不通晓”，一说“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都高度肯定了贾谊这篇政论的价值。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集中体现于《讲堂录》中这样的内容中：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他认为，如同宋代范仲淹高过韩琦一样，清代的曾国藩也超过与他“并称”的左宗棠。他认为，曾国藩和范仲淹同样，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

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曾屡战屡败，甚至不止一次绝望自杀。王闿运《湘军志o营利》中说，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指出他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甚至不如其部将。然而最终能够转败为胜，重要因素之一在于采用的宣传鼓动方式的优越。洪秀全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得到片断的×教义，稍加改装而成为“拜上帝教”，用以动员群众。对于“孔孟诸子之书”，则“尽行禁除”，企图彻底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曾国藩注意到太平天国的这一特点，在《讨粤匪檄》中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于是以捍卫传统“名教”，“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为号召，动员“凡读书识字者”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曾国藩以传统伦理纲常作为维系军心的基本形式，又以亲子师生的宗法关系强化军队内部的人事结构，教育将士习劳忍苦，一扫清朝八旗、绿营的陈腐陋习，终于取得了对太平军作战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曾国藩和洪秀全不同政治策略的优劣。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经指出：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在中国要成就政治事业，必须“迎合中国人的心理”，这是毛泽东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扑灭”太平天国起义时，认真分析曾氏一方和“洪杨”一方不同策略所得出的结论。

办事：治兵与安民

毛泽东《讲堂录》中写道：“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恺撒以不谨于先夜，明日被杀于议场。某军之将，不察于蹬，亡身及军，以至危国，可不惧哉！”这样的内容有可能与曾国藩家书所谓“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以及曾国藩《杂著o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所谓“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有关。

曾国藩从古代兵法中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当时战事的战术原则，如以主代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很可能也对毛泽东用兵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曾国藩治军十分重视“禁骚扰以安民”，将此列于《劝诫营官四条》的第一条。蔡锷1911年编定的《曾胡治兵语录》中，第八章《仁爱》也有这样的内容：“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1858年，他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以简明通俗的语言要求部队重视军民关系，其中可见如下文句：“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国藩治军经验的某些影响。

当然，湘军作为护卫清王朝专制主义政权的地主武装，所谓“军士与民如一家”的“民”，无疑首先是富绅地主。而毛泽东领导的，则是以最广大劳苦群众作为阶级基础的人民军队。“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谈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然而又都是红军的本质所决定，没有丝毫虚伪的表演成分的。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的积极内容被吸收借鉴，对于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熟，应当是有益的。这种吸收和借鉴，曾经受到中共党内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在《革命和战争》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讥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蛮横地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第133页）其实，革命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所谓正统的“现代的战术”、“现代战略”，才是并不符合于中国社会实际的并不合用的理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