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名词（下）

摊破·添字

词调名有加“摊破”二字的，意思是将某一个曲调，摊破一二句，增字衍声，另外变成一个新的曲调，但仍用原有调名，而加上“摊破”二字，以为区别。“摊破”是兼文字和音乐而言，如果单从文字方面说，“摊破”就是“添字”。

　　词中最常见的有摊破浣溪沙。沈溪沙本调为上下二片，每片七言三句，用平声韵。例如：“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

摊破的方法有二种。一种是将每片第三句改为四言、五言各一句，成为七七四五句格，仍用平声韵。例如：“相恨相思一个人，柳眉桃脸自然春。别离情思，寂寞向谁论。映地残霞红照水，断魂芳草碧连云。水边楼上，回首倚黄昏。（佚名，见《草堂诗余》）

另一种摊破是将上下片第三句均改用仄声结尾，而另加三字一句，仍协平声韵，成为七七七三句格。例如：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王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南唐中主李璟）”

这一形式的浣溪沙，在元大德刻本《稼轩长短句》中有八阕，题作“添字浣溪沙”，可知是为了和第一形式的摊破法有所区别。但是，浣溪沙一经如此添字，其音调、形式却和唐词山花子相同了。《花间集》有和凝作山花子二首，今录其一：

莺锦蝉纱馥麝脐，轻裾花早晓烟迷，鹤鶒颤金红掌坠，翠云低。星靥笑偎霞脸畔，蹙金开襜衬银泥。春思半和芳草嫩，绿萋萋。

二词完全一样，因此，汲古阁刻本《稼轩词》就把这八首稼轩词统统改题为山花子。《花间集》又有一首毛文锡的词：

春水轻波浸绿苔，批杷洲上紫檀开。晴日眠沙鸂鶒稳，暖相偎。罗袜生尘游女过，有人逢着弄珠廻。兰麝飘香初解珮，忘归来。

此词与和凝的山花子词相同，但是题作浣沙溪。在这首词后面，另有一首上下片各三句七言的浣溪沙，在卷前的目录中，也分别为“浣沙溪一首，浣溪沙一首”。可知这不是刻板错误。不过这是根据鄂州本《花间集》而知，明清坊本已误并为“浣溪沙二首”了。浣沙溪这个调名，仅此一例，故鲜有人注意，万树《词律》及徐本立《词律抬遗》都不收此调名。在《全唐诗》中，毛文锡这首词已被改题为摊破浣溪沙了。

　　南唐中主李璟的“菡萏香销翠叶残”一首，在《花庵词选》中题其调名为山花子，而《南词》本《南唐二主词》中已改名为摊破浣溪沙。

　　由以上几个例子，可知七七七三句法的曲调，在五代时原名山花子，与浣溪沙无关。宋人以为是浣溪沙的变体，故改名为摊破浣溪沙。反而不知道有山花子了。万树《词律》云：“此调本以浣溪沙原调结句破七字为十字，故名摊破浣溪沙，后另名山花子耳。后人因李主此词‘细雨’，‘小楼，二句脍炙千古，竟名为南唐浣溪沙。”万氏此言，恰恰是倒置本末。他没有多见古本词集，没有注意到山花子调名在五代时已有，而摊破浣溪沙则反而才是后出的调名。不过宋人称摊破浣溪沙，大多指第一种破法，如果象山花子那样的句法，就应当称之为添字浣溪沙了。

　　程正伯《书舟词》中有摊破江神子，实在就是江梅引；又有摊破南乡子，就是丑奴儿。又有摊破丑奴儿，就是采桑子。这一些情况，如果不是故意巧立名目，那就是出于无心，自以为摊破一个曲调，却不知共与另外一个曲子相同了。

　　《乐府指迷》云：“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者，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辈只当以古雅为主。”又《都城纪胜》云：“嘌唱，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昔只街市，今宅院亦有之。”由这两段记录，可知无论减字偷声，或摊破添字，最初都是教师或嘌唱家为了耍花腔，在歌唱某一词调时，增减其音律，长短其字句。后来这种唱法固定下来，填词的作者因而衍变成另一腔调。

转　调

一个曲子，原来属于某一宫调，音乐家把它翻入另一个宫调。例如《乐府杂录》记载唐代琵琶名手康昆仑善弹羽调“录要”，另一个琵琶名手段善本把它翻为枫香调的“录要”，这就称为转调。转调本来是音乐方面的事，与歌词无涉。但是，一支歌曲，既转换了宫调，其节奏必然会有改变，歌词也就不能不随着改变，于是就出现了带“转调”二字的词调名。杨无咎《逃禅词》云：“换羽移宫，偷声减字，不怕人肠断。”“换羽移宫”， 就是说转调。 戴氏《鼠璞》云：“今之乐章，至不足道，犹有正调、转调、大曲、小曲之异。”可知有正调，不妨有转调。在宋人词集中，词调名加“转调”二字的，有徐幹臣的转调二郎神，见《乐府雅词》。这首词与柳永所作二郎神完全不同。但汤恢有和词一首，却题作二郎神。故万树《词律》列之于二郎神之后，称为“又一体”，而删去“转调”二字。吴文英有一首词，与徐幹臣、汤恢所作句格全同，却题名为十二郎。由此可知，二郎神转调以后，句格就不同于二郎神正调，而转调二郎神则又名十二郎。万树以转调二郎神为二郎神的又一体，显然是错了。

　　但李易安有一首转调满庭芳，与周美成的满庭芳（风老莺雏）句格完全相同，这就不知道李易安何以称之为转调了。刘无言亦有转调满庭芳(风急霜浓)一首，所不同于满庭芳者，乃改平韵为仄韵。以此为例，那么姜白石以本来是仄韵的满江红改用平韵，也可以说是转调满江红了。沈会宗有转调蝶恋花二首，亦见于《乐府雅词》。这两首词与蝶恋花正调完全相同，惟每片第四句末三字，原用平仄仄，沈词改为仄平仄。例如张泌作蝶恋花第四句云：“谁把钿筝移玉柱”，沈词则为“野色和烟满芳草”，仅颠倒了一个字音。曾觌有转调踏莎行一首，赵彦端亦有一首，二词句格相同，但与踏莎行正调仅每片第一二句相同，余皆各别。吟哦之际，已绝不是踏莎行正调了。张孝祥《于湖先生长短句》于词调下各注明宫调，惟南歌子三首下注云“转调”。但转调并非宫调名，可知是用以表明为转调南歌子。但这首词的句格音节，与欧阳修集中的双叠南歌子完全一样，可知其仍是正调，不知何故注为转调。又《古今伺话》载无名氏转调贺圣朝一首（见《花草粹编》），其句格与杜安世、叶清臣所作转调贺圣朝又各自不同。

　　从宋人词的句格文字看，所谓转调与正调之间的差别，仅能略知一二事例，还摸不出规律来。大约这纯粹是音律上的变化，表现在文字上的迹象都不很明白。

遍·序·歌头·曲破·中腔

词调名有称为遍、序、歌头、曲破的， 都表示它是出于大曲。毛文锡有《甘州遍》一首，即大曲《甘州》的一遍。晏小山有《泛清波摘遍）一首，即大曲《泛清波》的一遍。赵以夫有《薄媚摘遍》，即大曲《薄媚》的一遍。大曲以许多曲子连续歌奏，少的也有十多遍，多的可以有几十遍。一遍就是一支曲子。现在从大曲中摘取其一遍来谱词演唱，所以称为摘遍，或省掉“摘”字。

　　大曲的第一部分是序曲。序曲有散序、中序。《霓裳羽衣曲》先散序六遍，没有拍子，故不能配舞。其次是中序，才开始有拍子，舞女便从此开始跳舞。因此，中序又称为拍序。词调中有《霓裳中序第一》即《霓裳羽衣曲》中序的第一遍。“新唐书·礼乐志》载大曲《倾杯》有数十曲之多。现在词调中还有《倾杯序》，也是大曲《倾杯》序曲中的一遍。词调名又有“莺啼序》，可能亦是大曲《莺啼》的序曲。但名为《莺啼》的大曲却未见记录。

　　苏东坡词南柯子云：“谁家水调唱歌头。”《草堂诗余》注云：“水调颇广，谓之歌头，岂非首章之一解乎？”这个注不很明白。应当说是大曲《水调》中歌遍之第一遍。大曲的舞，开始于中序第一遍，而歌则未必都开始于中序第一。《碧鸡漫志》载山东人王平作《霓裳羽衣曲》歌词，始于第四遍。《乐府雅词》所载董颖《薄媚》“西子词”始于排遍第八。排遍又名叠遍，就是中序。以歌计数，谓之歌遍。歌遍之第一遍，谓之歌头。舞始于中序第一遍，歌则不一定与舞同时开始。故歌头不一定就是中序第一遍。词调中有“水调歌头”、“六州歌头”，都是这个意义。《尊前集》载后唐庄宗作一词，题曰《歌头》，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大曲的歌头了。但“水调”是宫调的俗名，也不是大曲名。“水调歌头”这个词牌名，只表示歌词属于水调，还不知道它是哪一个大曲的歌头，至于《六州歌头》，就很明白地表示它是大曲《六州》的歌头了。

　　大曲中序（即排遍）之后为入破。《新唐书·五行志》云：“天宝后，乐曲多以边地为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至其曲遍繁声，皆谓之入破。破者，盏破碎云。”又陈旸《乐书》载宋仁宗云：“自排遍以前，音声不相侵乱，乐之正也；自入破以后，侵乱矣，至此，郑卫也。”由此可知大曲奏至人破时，歌淫舞急，使观者摇魂荡目了。唐诗人薛能有《拓枝词》云：“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这是形容柘枝舞妓舞到入破时，因为舞姿摇曳以致舞衫卸落的情况。张祜有《悖拏儿舞》诗云：“春风南内百花时，道调凉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惊笑悖拏儿。”这是咏《凉州》大曲奏至急遍时的转椀舞。“悖拏儿” 不见其他记录，大约是胡人名字。 晏小山词云：“重头歌韵响铮深，入破舞腰红乱旋。”也形容了入破以后的音乐节奏愈加繁促，歌舞也越来越急速。因此，这一部分的曲子名为“急遍”。元稹《琵琶歌》云：“骤弹曲破音繁并，百万金铃旋玉盘。”张祜《琵琶》诗云：“只愁拍尽凉州破，现出风雷是拨声。” 这都是形容琵琶弹到入破时的情况。 白居易诗“朦胧闲梦初成后，宛转柔声入破时。”这是形容歌唱到入破时的情况。李后主曾作一曲，名曰“念家山破”，没有流传于后世，宋人亦不知其谱。《宋史·乐志》载太宗亲制“曲破”二十九曲，又“琵琶独弹曲破”十五曲。《武林旧事》载天基节排当乐，有《薄媚曲破》、《万岁梁州曲破》、《齐天乐曲破》“降黄龙曲破”、“万花新曲破”，这些所谓“曲破”者，都是大曲的摘遍，“薄媚曲破”就是大曲《薄媚》中的一支入破曲。“万岁凉州曲破”，就是用大曲《凉州》中的一支入破曲谱写祝皇帝万岁的歌词。

　　陈旸《乐书》著录了一阕《后庭花破子》。他说：“李后生、冯延巳相率为之，此词不知李作抑冯作。”所谓“破子”，意思是入破曲中的小会曲。王安中有鼓子词《安阳好》九首，以《清平乐》为“破子”。这是配合队舞所用乐曲。唱过“破子”，就唱“遣队”（或曰“放队”），至此，歌舞俱毕。由此可知“破子” 是舞曲所用， 或者应当说是小舞的曲破，故《词谱》注曰：“所谓破子者，以其繁声入破也。” 注得虽然不够明白， 但可知注者亦以为“破子”是“曲破”之一。

　　万俟雅言有《钿带长中腔》一阕，王安中有《征招调中腔》一阕。这两个所谓“中腔”，我还不很了解，宋人书中，亦未见解释。《东京梦华录》记天宁节上寿排当云：“第一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又第七盏御酒下云：“舞采莲讫，曲终。复群舞。唱中腔毕，女童进致语，勾杂戏入场。”《武林旧事》记天基节排当，已无此名色，恐怕只有北宋时才有。王安中所作一阕，正是天宁节祝圣寿之词，即御酒第一盏时所唱。那么，所谓“中腔”，可能也就是中序的一遍。但此说还待研考。

犯

词调名有用“犯”字的，万树《词律》所收有侧犯。小镇西犯、凄凉犯、尾犯、玲珑四犯、花犯、倒犯。又有四犯剪梅花、八犯玉交枝、花犯念奴，这些都表示这首词的曲调是犯调。

　　什么叫犯调呢？姜白石凄凉犯词自序云：“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道调宫“上”字住，双调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调曲中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他准此。唐人乐书云：‘犯有正、旁、偏、侧，宫犯宫为正，宫犯商为旁，宫犯角为偏，宫犯羽为侧。’此说非也。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宫特可犯商角羽耳。”由此可知唐人以为十二宫都可以相犯，而姜白石则以为只能犯商、角、羽三调。他的理由是：只有住字相同的宫调才可以相犯，所谓“住字”，就是每首词最后一个字的工尺谱字，例如姜白石这首凄凉犯， 自注云：“仙吕调犯商调。” 这首词的末句为“误后约”，“约” 字的谱字是“上”，在乐律中，这个“上” 字叫做“结声”，或“煞声”。仙吕调和商调同用“上”字为结声，故可以相犯。不过此处所谓“商调”，即是“双调”，不是夷则商的“商调”。故南曲中有“仙吕入双调”，亦与白石此词同。

　　张炎《词源》卷上有《律吕四犯》一篇，提供了一个宫调互犯的表格，并引用姜白石这段词序为说明，他改正了唐人的记录。他说：“以宫犯宫为正犯，以宫犯商为侧犯，以宫犯羽为偏犯，以宫犯角为旁犯，以角犯宫为归宫，周而复始。”

　　由此可知，犯调的本义是宫调相犯，这完全是词的乐律方面的变化，不懂音乐的词人，只能按现成词调填词，不会创造犯调。宋元以后，词乐失传，连正调的乐谱及唱法，我们现在都无法知晓，虽然有不少研究古代音乐的人在探索，恐怕还不能说已有办法恢复宋代的词乐。

　　但宋词中另外有一种犯调，不是宫调相犯，而是各个词调之间的句法相犯。例如刘改之有一首四犯剪梅花，是他的创调，他自己注明了所犯的调名：“水殿风凉，赐环归、正是梦熊华旦。（解连环）叠雪罗轻，称云章题扇。（醉蓬莱）西清侍宴。望黄伞，日华龙辇。（雪狮儿）金券三王，玉堂四世，帝恩偏眷。（醉蓬莱）　　临安记、龙飞凤舞，信神明有后，竹梧阴满。（解连环）笑折花看，挹荷香红润。（醉蓬莱）功名岁晚。带河与砺山长远。（雪狮儿）麟脯杯行，狨荐坐稳，内家宣劝。（醉蓬莱）”

这首词上下片各四段，每段都用解连环、雪狮儿、醉蓬莱三个词调中的句法集合而成。醉蓬菜在上下片中各用二次，而且上下片的末段都用醉蓬莱，可知此词以醉蓬莱为主体，而混入了雪狮儿，解连环二调的句法。调名四犯剪梅花，是作者自己取名的，万树解释道：

此调为改之所创， 采各曲句合成。 前后各四段，故曰四犯。柳（永）词醉莲莱，属林钟商调，或解连环，雪狮儿亦是同调也。剪梅花三字，想亦以剪取之义而名之。”

又引秦玉笠的解释云：“此调两用醉蓬莱，合解连环，雪狮儿，故曰四犯。所谓剪梅花者，梅花五瓣，四则剪去其一。犯者谓犯宫调，不必字句悉同也。”

　　以上二家的解说，都是猜测之辞，不可尽信。秦氏以为这首词也是宫调相犯，万氏也怀疑三调同属商调，故可相犯，宫调相犯，事关乐律，不能从字句中看出。刘改之不是深通音律的词人，他自己注出所犯曲调，可知这是一种集曲形式，未必通于音律。刘改之另外有一首词，句法与四犯剪梅花完全相同，只有换头句少了一个字。调名却是辕轳金井。可知这两个调名都是作者一时高兴，随意定名的。

　　元代词人仇远有一首八犯玉交枝，作者没有自注所犯何调，大约亦是四犯剪梅花之类。《词谱》把这首词列入八宝妆，从这两个调名看来，大约也是八调相犯，或上下片各犯四调。

　　周邦彦创造了一首词调，名为六丑。宋徽宗皇帝问他这个调名的意义。周邦彦解释道：“这首词犯了六个调子，都是各调中最美的声律。古代高阳氏有六个儿子，都有才华，而相貌都丑，故名之曰六丑。”由此可知六丑也是犯调，不过从调名上看不出来。如果没有这一段宋人记载，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历代诗余》有一条解释“犯”字云：“犯是歌时假借别调作腔，故有侧犯、尾犯、花犯、玲珑四犯等。”这句话未免片面“假借别调作腔”，仅指宫调相犯，并不包括句法相犯。美白石有一首玲珑四犯，自注云：“此曲双调，世别有大石调一曲。”仅说明玲珑四犯有宫调不同的二曲，但没有说明何谓四犯。这首词也不是白石的自制曲，更不可知其词名何所取义。侧犯是以宫犯商的乐律术语，凡以宫犯商的词调，都属侧犯，它不是一个词调名。尾犯、花犯、倒犯，这三个名词不见注释，想来也是犯法的术语，也不是调名。不过有一首花犯念奴，即水调歌头，大约是念奴娇的犯调。所犯的方法，谓之花犯，如花拍之例。那么，花犯念奴可以成为一个词调名，光是花犯二字，就不是词调名了。

填腔·填词

元稹《乐府古题序》谓乐府有“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氓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这段话说明乐曲与歌词的互相形成，极其简明扼要。《宋书·乐志》云：“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凡此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又有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也同样是说明歌词与乐曲的关系。

所谓“由乐以定词”，是指先有乐曲，然后依这个乐曲的声调，配上歌词。这在古代，叫做“倚歌”。《汉书·张释之传》云：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颜师古注云：“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唐、宋人叫做“倚声”，《唐书·刘禹锡传》云：“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声作竹枝词十篇，武陵人悉歌之。” 张文潜序贺方回词云：“余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携其一编示余，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宋人也有称为“填曲”的。《梦溪笔谈》：“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合。”宋元以来一般人则通称“填词”。这个名词，出现得也相当早，宋仁宗对柳永有“且去填词”之语，可见这个名词在北宋时已有。

所谓“选词以配乐”，是指先有歌词，然后给歌词谱曲。即《尚书》所谓“声依永，律和声”。以歌词配乐曲，古代称为“诵诗”。《周礼》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其三曰“诵”。郑玄注曰：“以声节之日诵。”《汉书·礼乐志》云：“乃立乐府，采诗夜诵。”这是说，以白天采集到的各地民歌，晚上为它们谱曲。可是，颜师古注云：“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故于夜中歌诵也。”这个注释，极为可笑。民间歌谣，有什么秘不可宣的，要在夜晚偷唱呢？这个“诵诗”的“诵”字，向来没有人注意郑玄的注解，连颜师古也以为是“歌诵”的意思。汉代称为“自度曲”。《汉书。元帝纪》谓帝“多村艺，自度曲，被歌声。分刌比度，穷极窈（下应为幻）眇。”这就是说皇帝能够给歌词作曲，到了宋代，就称为“填腔”。《复斋漫录》云：“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词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由此可知宋人为歌词作曲，称为“填腔”。

自古以来一切音乐歌曲，最初是随口唱出一时的思想情感，腔调都没有定型。后来这个腔调唱熟了，成为统一的格律，于是一个曲子定了型。再以后，有人配合这个曲调另制歌词，于是一个曲调可以谱唱许多歌词。“填词” 与“填腔”是互相起作用的。方成培《词麈》中说：“古人缘诗而作乐，今人倚调以填词，古今若是其不同。”他以为古人都是为诗配乐，而今人则都是跟着曲子的腔调配词。这样提法，未免片面，从唐代的五七言诗发展到宋代的词，这些文学形式的改变，已说明了诗随时都在受乐的影响。不能说唐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诗、后有曲调；宋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曲调，后有词。不过，宋代词人，精通音乐的人不多，故多数人只能填词而不能填腔。

不懂音律，当然不会填腔作曲；但宋人所谓填词，最初也还是需要懂一点音律。一个曲调的转折、节奏、快慢，如果不能听懂，所作歌词就不能选字、协韵、合拍。这样做出来的歌词）就会使歌唱者拗口、失律、犯调。在宋代，歌楼伎席传唱的词调，文人都已听得很熟，因此部能够一边听唱，一边选字定句。所谓“依声撰词，曲终而词就”。或者是先随意写一首长短句歌词，‘也往往可以配合现成的歌曲。这是因为平时听得多了，虽说随意撰词，其实心中已摹拟着一个曲调。例如苏东坡作江城子词，其序云。“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又阳关曲序云：“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阳关曲。”这两段词序是东坡故弄玄虚。如果他撰词觅句的时候，心中没有想到江城子或小秦王的腔调，他随意写出来的词怎么能谱入江城子或小秦王呢？他又知道小秦王可以过入阳关曲，故作小秦玉词而令乐师唱时过腔，便题作阳关曲。由此可知东坡填词，亦有音律知识为基础。如周美成、姜白石之深通音律者，就非但能填词，也能填腔了。杨守斋《作词五要》，其三为“按谱填词”，沈伯时《乐府指迷》亦说“按箫填词”。前者要求按乐谱作歌词，后者要求依箫声作歌词，这些例子，都说明填词非懂音律不可。

但是南宋后期，词家都已不晓音律，故沈伯时教人作词，惟注意于紧守去声字，及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决不可以去声替等等规律，这是就前辈名家词中，模拟其四声句逗，依样画葫芦，也就是杨守斋所谓“依句填词”。可是，杨守斋还说：“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少，依谱用字，百无一二。”可知宋词虽盛，词家能按歌者并不多。依句填词，亦已可贵，又何怪乎元明以后，词仅存于纸上而不复为乐府乎？

由以上的文献看来，“填词”这个名词，可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按谱填词”，这些作家部深通音律，能依曲谱撰写歌词。他们也能“填腔”，即作曲。柳耆卿、周美成、姜白石、张叔夏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按箫填词”。这些作家不会唱曲打谱，但能识曲知音。他们耳会心受，能依箫声写定符合于音律的歌词，但他们不会“填腔”。苏东坡，秦少游，贺方回，赵长卿，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种是“依句填词”。这些作家不懂音律。词对于他们，只是一种纸上文学形式。 他们依着前辈的作品，逐字逐句的照样填写，完全失去了“倚声”的功效。南宋以后，大多数词家都属于这一类，但由于才情有高下，文字有巧拙，这些词家的作品仍有很大的区别。刘龙洲、陆放翁、元遗山、陈其年等，可谓依句填词的高手，厉樊榭以下至戈顺卿，就是呆板的摹古作品了。明清二代，有许多小家词人，他们的作品，破句落韵，拗音涩字。“依句”的功夫，都谈下上，也就不能算是填词了。

近代词家，自知不懂音律， 只能依句， 故自谦日“填词”。其实这还是“填词”的末流。如果能做到第一义的“填词”，这“填词”二字也不算是谦词了。

明代人开始把“填词”作为一个名词用，竟称“词”为“填词”。如李蓘在《花草粹编》序文中说：“盖自诗变而为诗余，又曰雅调，又曰填词，又变而为金元之北曲。”清代词家沿袭其错误，凡讲到词，常说是“填词”，似乎都不了解这个“填”字的意义。这是“填词”这个语词的误用。

自度曲·自制曲·自过腔

通晓音律的词人，自摆歌词，又能自己谱写新的曲调，这叫做自度曲。此语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赞》：“元帝多村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萧，自度曲，被歌声。”应勘注曰：“自隐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为歌诗声也。”苟悦注曰：“被声，能播乐也。刀臣喷注臼：“度曲，谓歌终更援其次，谓之度曲。《西京赋》曰：‘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张衡《舞赋》：‘度终复位，次受二八。’”师古注曰：“应、苟二说皆是也。度，音大谷反。”按：应劭以此“度”字为“隐度”之义。师古用应劭说，故读此“度”字为“大谷反”，即令“铎”字音，臣瓒引《西京赋》为注，李善注《西京赋》，又引用臣瓒之说，他们都把这个“度”字解释为“过度”的意思，于是可知他们把“度”字读作“杜”字音。但是应劭所注释的是：“自度曲”三个字，他以为“自度曲”就是“自制曲”。”臣瓒、李善所注释的，仅为“度曲”二字，他们以为“度曲” 即“唱曲”。可是“度曲” 二字，早已见于宋玉的《笛赋》：“度曲举盼。”宋玉用这两个字，也是“唱曲”的意思。故后世以“度曲”为“唱曲”，以“自度曲”为“自制曲”，乃是各取一说，二者不可混淆。“自度曲”是一名词。“度曲” 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语词。不能把“自度曲” 解释为“自唱曲”。

宋代有不少词人，都深通音乐，他们做了词，便自己能够作曲，故词集中常见有“自度曲”。旧本姜白石词集第五卷，标目云：“自度曲”，这里所收都是姜白石自己创作的曲调， 第六卷标目云：“自制曲” 。其实就是“自度曲”，当时编集时偶然没有统一。陆钟辉刻本就已经统一为“自度曲”了。柳永、周邦彦深于音律，他们的词集中有不少自度曲，但并不都标明。不过，凡是自度曲：至少都应当注明这个曲子的宫调，或者在词序中说明，柳永的《乐章集》按照宫调编辑，姜夔的自度曲都有小序。这个办法最有交代，其他词集中未有说明的自度曲，后世读者就无法知道了。

自度曲亦称“自度腔”，吴文英西子妆慢注曰：“梦窗自度腔。”张仲举虞美人词序云：“题临川叶宋英《千林白雪》，多自度腔。”也有称“自撰腔”的，张先劝金船词序曰：“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苏东坡和作序亦云：“和元素韵，自撰腔，命名。”这是说：劝金船是他们的朋友杨元素自己作的曲调， 劝金船这个调名也是杨元素取定的。 自度曲有时亦称“自制腔”。 例如苏东坡翻香令词小序云：“此词苏次言传于伯固家，云老人自制腔。”又黄花庵云：“冯伟寿精于律吕，词多自制腔。”

又有称为“自过腔” 的，其含义就不同了。 晁无咎消息词题下自注曰：“自过腔，即越调永遇乐。”姜夔有一首湘月词，自序曰：“予度此曲，即念奴娇同指声也。于双调中吹之。鬲指，亦谓之过腔，见晁无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过腔也。”据此可知，晁无咎的消息，就是用鬲指声来吹奏的永遇乐。姜夔的湘月词，句格仍与念奴娇一样，晁无咎的消息，句法亦与永遇乐没有不同。可知所谓“过腔”，仅是音律上的改变， 并不影响到歌词句格。 因此万树编《词律》，径自以湘月为念奴娇的别名，而不再另外收录湘月这个曲调。万氏解释云：“白石湘月一调。自注即念奴娇鬲指声，其字句无不相合。今人不晓宫调，亦不知鬲指为何义，若欲填湘月，即仍是填念奴娇，不必巧徇其名也，故本谱不另收湘月调。”万氏亦不收消息，即在永遇乐下注云：“一名消息。”其解释云：“晁无咎题名消息，注云：‘自过腔，即越调永遇乐。’故知入某调即异其腔，因即异其名。如白石之湘月，即念奴娇，而腔自不同，此理今不传矣。”

所谓“过腔”者，是从此一腔调过入另一腔调，“鬲指”者。指吹笛的指法可以高一孔，或低一孔。指法稍变，腔调即异。故念奴娇的腔调稍变，即可另外题一个调名曰湘月。但这仅是歌曲腔调的改动，并不影响到歌词句格。后世词家，已不懂宋词音律，作词只能依照句法填字。念奴娇和湘月，永遇乐和消息，句法既然一样，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来看，当然不妨说：湘月即念奴娇，消息即永遇乐。至于二者之间，腔调不同，却不能从字句中看得出来。《词律》《词谱》，只能以词调的句格同异为类别，无法从句法相同的两首词中区别其腔调之不同。可是，周之畸的《心日斋词选》、江顺詒的《词学集成》，都极力排低万树不懂宫调。其实，万树在《词律》卷端《发凡》 中已明白说了：“宫调失传，作者依腔填句，不必另收湘月。”万氏正因为无法从字句中区别宫调，故只能就词论词。如周之畸、江顺詒之自以为能知二词有宫调不同的区别，但他们也不可能作字句相同的湘月及念奴娇各一阕，而使读者知其有宫调之不同。不过，以文词句法而论，则湘月即念奴娇，消息即永遇乐，从音律而论，则湘月非念奴娇，消息亦非永遇乐，万氏在念奴娇下注百字令、酹江月、大江东去等异名，而湘月亦在其中，似乎湘月亦是念奴娇的一个别名，又在永遇乐下注云：“一名消息”，这样注法，确是失于考虑的。

自过腔既然不是创调，它就和自度曲不同。但姜白石以湘月编入词集第六卷自制曲中，可见宋朝人还是把自过腔作为自度曲的。

领字（虚字、衬字）

张炎《词源》卷下有《虚字》一条，他说：“词与诗不同。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 。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有’、‘那堪’之类。三字如‘更能消’、‘最无端’、‘又却是’之类。此等虚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能善用虚字，句语自活，必不质实，观者无掩卷之诮。”

沈义父《乐府指迷》也有一条讲词中用虚字的。他说：“腔子多有句上合用虚字，如嗟字、奈字、况字、更字，料字、想字、正字、甚字，用之不妨。如一词中两三次用之，便不好，谓之空头字。”

以上从一字到三字的虚字，多用于词意转折处，使上下句悟结合，起过度或联系作用。明人沈雄的《古今词话》 把这一类虚字称为“衬字”，万树在《词律》中就加以辨驳。他以为词与曲不同，曲有衬字，词无衬字。按：沈雄以词中虚字为衬字，实有未妥。在南北曲中，衬字不一定是虚字，有时实字也可以是衬字。故词中虚字，不宜称为衬字。

在清代人的论词著作中，这一类的虚字都称为“领字”，因为它们是用来领起下文。如“正”、“甚”之类，《宋四家词选》中就称为“领句单字”，这便说明了“领字”的意义。

领字的作用，在单字用法上最为明确。因为单字不成一个概念，它的作用只是领起下文。二字、三字，本身就具有一个概念，使用这一类语词，有时可以认为句中的一部分。它们非但不是领字，甚至也还不能说是虚字。

宋人所谓虚字，都用在句首。近代却有人说：“虚字用法，可分三种。或用于句首，或用于句中，或用于句尾。用于句尾者，多在协韵处，所谓虚字协韵是也，此在词中，可有可无。用于句首或句中者，其始起于衬字，在首句用以领句，在句中用以呼应，于词之章法，关系至巨，无之则不能成文者也。”（见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按：句尾用虚字，是少数词人偶然的现象，辛稼轩就喜欢用虚字协韵，例如六州歌头歇拍云：“庶有瘳乎”，贺新郎下片云：“毕竟尘汗人了”，卜算子六首歇拍都用也字，如“乌有先生也”，“舍我其谁也”。这一类虚字，已成为词句的一部分，作实字用，并不是宋人所说的虚字。沈祥龙《约斋词话》把姜白石词“庚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二句中的“先自”和“更闻”认为是句中虚字，这显然是错误的。总之，来人所谓虚字，都是起领句作用的，所以，它们必然用在句首。清人称为“领字”，其意义更为明确。

领字惟用于慢词，引近中极少见。单字领句，亦比二三字领句用得更多。故学习作词，或研究词学，尤其应当注意单字领字。单字领字有领一句的，有领二句的，有领三句的，至多可领四句。今分别举例如下：

向抱影凝情处。（周邦彦：法曲献仙音）
想绣阁深沉。（柳永：倾杯乐）
但暗忆江南江北。（姜夔：疏影）
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吴丈英：唐多令）

以上一字领一句。

探风前津鼓，树抄旌旗。（周邦彦：夜飞鹊）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柳永：八声甘州）
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抒，（姜夔：齐天乐）
奈云和再鼓，曲终人远。（贺铸：望湘人）

以上一字领二句。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柳永：八声甘州）
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辛弃疾：摸鱼儿）
奈华岳烧丹，青谿看鹤，尚负初心。（陆游：木兰花慢）
帐水去云回，佳期奋渺，远梦参差。（张袁：木兰花慢）

以上一字领三句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出，朝露漙漙。（苏轼：沁园春）
皇一川冥霭，雁声哀怨；半规凉月，人影参差，（周邦彦：风流子）
想骢马钿车，俊游何在；雪梅蛾柳，旧梦难招。（张翥：风流子）
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新月初笼。（辛弃疾：沁园春）

以上一字领四句。

　　一字领二句的句法，在词中为最多，如果这二句都是四字句，最好用对句。一字领三句的，此三句中最好有二句是对句。如柳永八声甘州那样用三个排句，就显得情调更好。一句领四句的，这四句必须是两个对句，或四个排句，不过这种句法，词中不多，一般作者，都只用沁园春和风流子二调。

　　ד合用”，即，“应当用”，这个“合”字是唐宋人用法，不作“合并”讲。

词题·词序

宋人黄玉林(升)说：“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明人杨升庵（慎）也跟着说：最初的词，词意与词题统一，后来渐渐脱离。

宋人黄玉林(升)说：“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明人杨升庵（慎）也跟着说：最初的词，词意与词题统一，后来渐渐脱离。

这个观点，有两个错误。第一，他们都以为词调名就是词题。第二，他们都以为先有词题，然后有词意，这是本末颠倒了，例如河渎神，最初的作者是为赛河神而制歌词，乐师将歌词谱入乐曲，这个曲调就名为河渎神。可见在最初的阶段，是先有歌词，后有调名。第二个阶段，凡是祭赛河神，都用河渎神这个曲子，文人就依这个曲调的音节制作歌词。所以此时调名与词意统一。后来，河渎神这个曲子普遍流传，不在祭河神的时候，也有人唱这个曲子。于是文人就用别的抒情意境作词。从此以后，调名和词意就没有关系了。黄、杨二人把词调名称为词题，这是词的发展在第一、二阶段的情况，到了第三阶段，词调名就不是词题了。温飞卿有三首河渎神，词意是咏赛神的，又有二首女冠了，词意是咏女道士的。这两个调名，可以说同时也是词题。但另外有许多词，如菩萨蛮、酒泉子、河传等，词意与调名绝不相关，这就不能认为调名即词题了。综观唐五代词，调名与词意无关者多，故黄玉林说“唐词多缘题所赋”，这个“多”字也未免不合事实。

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词，都是小令，它们常用于酒楼歌馆，为侑筋的歌词。词的内容，不外呼闺情宫怨，别恨离愁，或赋咏四季景物，文句简短明白，词意一看就知，自然用不到再加题目。以后，词的作用扩大，成为文人学士抒情写怀的一种新兴文学形式，于是词的内容、意境和题材都繁复了。有时光看词 的文句，还不知道为何而作。于是作者有必要给加一个题目。这件事，大约从 ???? 苏东坡开始。例如东坡更漏子词调名下有“送孙巨源”四字，望江南一首的调名下有“超然台作”四字。都是用来说明这首词的创作动机及其内容。这就是词题。有了词题，就表明词的内容与调名没有关系。但曹勋《松隐乐府》中有几首词，调名为月上海棠，隔帘花、二色莲、夹竹桃、雁侵云慢，词的内容也就是赋咏这些花卉。这样，调名也就是词题了，本来可以不再加题目，可是，当时的习惯， 调名已不是词题， 故作者还得加上一个题目“咏题”，以说明“月上海棠”等既曲名，也是词题。不过，这几首词是作者的自制曲，还是先有词而后后制曲，并非所谓“缘题作词”。惟有陈允乎作一首赋垂杨的词，即用垂杨词调，但是他还不得不再加一个题目“本意”。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条谈到词题的，他说：“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 诗词中之意， 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何，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王氏反对待词有题目，这一观念是违反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诗》三百篇以首句为题，不能说没有题目。《古诗十九首》是早期的五言诗，正如唐五代的词一样，读者易于了解其内容，故无题目。但毕竟不便，故陆机拟作。仍然以每首诗的第一句作为题目。魏晋以后，诗皆有题，题目不过说明诗的主旨所在，本来不必完全概括诗意。王氏甚至说“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可谓“危言耸听”，难道杜甫的诗，因为有题目，便不成其为诗了吗？

不过玉国维这一段话，多半是针对《草堂诗余》而说的。明代人改编宋本《草堂诗余》，给每一首原来没有题目的小令，加上了“春景”、“秋景”、“闺情”、“闺意”之类的题目。明代人自己作词，也喜欢用这一类空泛而无用的词题。这是明代文人的庸俗文风，当然不足为训。

“同序”其实就是词题。写得简单的，不成立的，称为词题。如果用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来说明作词缘起，并略为说明词意，这就称为词序。苏东坡的满江红、洞仙歌、无愁可解、哨遍等词，调名下都有五六十字的叙述，类似一段词话，这就不能认为题日了。

姜白石最善作词序，其庆宫春、念奴娇、满江红、角招等词序，宛然如一篇小品文。序与词合读，犹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及序。序与诗词，相得益彰。但是也有人不欣赏词序。周济《论词杂著》说：“白石小序甚可观，苦与词复。若序其缘起，不犯词意，斯为两美已。”又说：“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观，味同嚼蜡矣。词序作词缘起，以此意词中未备也。今人论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许复沓，而独津津于白石词序，一何可笑。”

周氏既知道白石词序“甚可观”，又笑人家“津津于白石词序”。这倒并不是观念有矛盾。他以为白石词序孤独地看，是一篇好文章，但如果与词同读，便觉得词意与序文重复。这意见虽然不错，可不适用于姜白石的词序，因为姜白石的词序，并不与词相犯。至于周氏以“曲白相生”比喻，这却比不与伦了。在戏本里，道白与唱词各不相犯，因为道白和唱词互相衔接，剧情由此发展。如果唱词的内容，就是道白的内容，观众听众当然嫌其重复。词序并不同于道白。唱词的人并不唱词序。词序是书面文学，词才是演唱文学。所以词序与词的关系，并不等于道白与曲词的关系。词的内容即使与词序重复，其实也没有关系。

南词·南乐

词在唐五代时称为曲子词，到了南宋，简称为词。在北方，金元之间，兴起了北曲，这又是一种曲子词了。于是北方人称词为南词，以区别于北词(曲)。《宣和遗事》称南渡文人为南儒，称词为南词。欧阳玄有《渔家傲南词十二阕咏燕京风物》，这些都是北方人的语言，南方人不说。明代李西涯辑五代宋元词二十三家，题作《南词》。明初词人马浩澜自序其《花影集》云：“余始学为南词，漫不知其要领。”这都是明代初期人沿用元代北方人的名称，而不自如其误。

词又有称为南乐的，也是元人语。王秋涧南乡子词序云：“和幹臣乐府南乡子南乐。”以词为南乐，则北曲便是北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