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有历史吗？

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从西方历史观念变迁的角度考察
本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是为了故做惊人之语，而是为了借此指出中西文明之间的隔阂。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悠久历史，充满著自豪感，因此若要质疑中国文明是否有历史，自然会引起一阵惊愕。但在近代西方和美国，中国文明是否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却有人抱持怀疑的态度，并在课程设置、系科建设等方面表现出来。多年以前，我曾去哈佛大学拜访一位旧识。他那时刚到哈佛历史系攻读博士，新鲜、激动之余，自然也不免有些得意。据他说，中国人到哈佛研究历史、获得学位的，固然也有不少，但像他那样，能在哈佛历史系就读的，却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是在哈佛的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他们的博士学位当然也不会是纯粹的历史学博士。因为美国的博士，通称哲学博士(Ph.D.)，所以回国以后，一般人也无法区别。笔者听了之后，感到有些好奇，因此也就顺便查看了一下在哈佛任教的几位历史学家。的确发现，在哈佛大学，只有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教授，才在历史系任职，而研究中国传统文明的学者，则在“（远东）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供职，至今如此。当然美国其它学校，并不完全与哈佛一样。但中国文明的研究，在美国的一般大学，也常常属于所谓“东亚（或亚洲）研究系”或“中心”，也即排除在历史系之外。这一现象，不仅在美国如此，而且在欧洲，表现更为明显。笔者有一次到德国参加学术会议，德国的“汉学家”，就对他们国家的系科设置，十分不满，认为他们长期以来被视为“另类”、处在“边缘”，只能在“汉学系”或“汉学中心”任教，而无法进入哲学、史学、文学等传统、或“正统”的科系。哈佛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之一，其系科开设，与欧洲的大学相似，因此也不足怪。
西方人将中国传统文明“另类处理”的作法，是西方人的历史观念以及西方学术霸权的反映，自不待言。因为所有非西方的文明，在西方人眼中，都等同视之。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等，都受到了同样的对待。因此有“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汉学”的名称和专业的出现。但问题是，至少在中国人看来，与那些传统文明相比，中国文明一线相传，数千年没有中断，而埃及、两河、印度等文明，尽管发生时期较早，但以后就逐渐衰微了。所以前辈学者周法高(1915-1994)曾经对用“汉学”来指称中国文明的研究，表示过强烈不满，因为在西方语言文字中，“汉学”与“印度学”、“埃及学”等专业一样，都代表了一种已经“死亡”的文明，而中国文明在周法高看来，并没有衰亡。
当然，有关汉文明是否衰亡一事，至少在西方人看来，也可以讨论。因为中国的古典文明，在汉朝结束之后，也遭受重创。以后唐朝的兴起，并没有完全复兴古典文明，而是掺合了不少其它非“汉”文化，特别是佛教，因此才有宋代“理学”的兴起，力图重兴儒学。不过，之后中国文明又由于蒙古人的崛起而再次受挫。明朝的建立，为汉文明的重振，不过几百年之后又为满族人的清朝所取代。因此，中国文明的延续发展，也几经波折，其中惨痛，往往为现代的中国人所忽视。如果说“一线相传”，主要指的是中国文字，能够长期延续。另外，异族的统治中原，又常常经历了“汉化”的过程，虽然统治者并非汉人，但在后代中国人的眼里，又视他们的王朝，为“中国的”王朝。如明朝推翻元朝之后，即依惯例，立即编修《元史》，没有将元朝剔除在王朝更替之外，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中国史学史上，所谓王朝的正朔问题，又是一个常常引起史家争论的问题。由此看来，中国人其实也为祖先的混合、交替，感到过不少的困扰。换言之，如果“一线相传”真的只有“一线”，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和问题产生了。
总结上面的讨论，中国文明的历史，迭宕起伏、曲折多变。其延续依靠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许多民族的共同努力，而其中，中国史家的工作，无法忽视。与其它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明在起始的阶段，就对历史记载十分重视。上面已经提到，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能代代相传，不曾中断，而中国人发明、使用文字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保存历史记载。由此来看明朝编修《元史》的例子，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文明的“一线”相续，历代史书的编修，可谓一个主要特征。因为从司马迁、班固的著作被列为“正史”以后，为后代人所效法，代代修史，以致有“二十四史”，而在当今中国，清史、民国史的重修和撰写，也为政府和学界所高度重视。
一．“历史”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之所以鄙视中国文明，却也与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写作的传统有关。因此，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其实也反映了东西方史学观念的不同。可以这样说，正是出于对历史不同的理解、或误解，西方人才不愿将中国文明，视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由是，我们要解释中国文明有无历史的问题，必须从西方历史观念的起源和特征开始讲起。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有关西方历史观念的最熟悉的著作，当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由民国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译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源泉”之一，黑格尔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十分流行。《历史哲学》一书也不例外，读过的人想来不少，研究它的论文也经常出现。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演化，视为“精神”与“热情”的互动所致，当然以“精神”为主导。从这一立场出发，黑格尔将人类的历史意识，分出高下，认为中国人虽然乐意收集历史材料、记载历史事实，但缺乏“反省”的态度，更没有“精神”的贯穿，因此其记载，与历史本身，一般无二，没有本质上的区分，因而被黑格尔称为“原始的史学”。换言之，在黑格尔眼里，中国古代那些汗牛充栋的史书，不过是一些文字记录的简单堆积，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
此处不能详论黑格尔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误识，但应该指出的是，黑格尔对中国史学的这种态度，却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学者的普遍态度。譬如黑格尔的同代人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76)，是德国的一位史学大师，长期被奉为“科学史学的鼻祖”。兰克对历史的看法，与黑格尔有很大的差异，但他对中国史学的态度，却如黑格尔一样，也把中国的史学归结为“原始的史学”。这种鄙视中国史学的态度，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仍然颇有影响。杜维运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此曾有较详尽的探讨。事实上，依笔者管见，这一轻视中国史学的态度，在当今的西方史学界，仍然有一定的市场。
现在需要简单交待的是，黑格尔所谓“精神的史学”，“反省的史学”和“原始的史学”，究竟有什么差别呢？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有细致的说明，此处没有必要赘述。简单说来，在黑格尔等西方学者的眼中，人类历史的运动，并不是混乱无序，而是有一种基本的趋向，而历史研究者研究历史，也就必须在历史运动的背后，发现并揭示这一趋向。换言之，历史研究不仅是记载历史事实，而是要揭橥历史的意义。当然，历史背后的意义和趋向，在不同的研究者看来，各有不同。黑格尔便认为，这一趋向，由“精神”来引导，从东方逐步走向西方，不断进步，臻于完美。因此他写作《历史哲学》，就是为了向人们揭示他所发现的这一“真理”。
与黑格尔相比，兰克没有如此“自大”。但他也毫不怀疑，历史有其内在的一致性(coherence)。不过，兰克并不认为一般的凡人，能真正理解和揭橥这一历史的内在一致性，也即历史的终极意义。这样的工作，只能留给上帝。他尝言，“在历史的每一个转弯口，都能见到上帝的手”，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只有上帝能解释历史，所以在兰克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搜集各种史料，对历史“如实直书”，不带个人的主观偏见，因为凡人无法取代上帝的工作。在兰克提出“如实直书”这一口号的时候，正是实证主义思潮十分流行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用英国史家卡尔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因此兰克的口号，变成了史家治史的圭臬，而兰克本人，也登上了“科学史学鼻祖”的宝座。其实，兰克本人也无法真正做到完全“客观的”看待历史的变化，在历史研究中排除自己的主观见解。举例来说，兰克一生热衷研究近代政治外交史，重视运用政府档案史料，就是因为他认为近代国家的兴起，是勾勒近代历史的主线。
由上可见，虽然黑格尔与兰克对待历史研究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但他们都相信历史并不杂乱无章，而是有其形上的联贯性和终极意义。无怪乎他们两人都被视为“历史主义”的代表。这一历史主义的主要观点，用当代学术界常用的术语来形容，那就是认为历史背后有一“主叙述”(masternarrative)，或“元（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主义，他们才将西方人的历史观念，与非西方人的历史观念，加以区别。这里不想讨论古代中国人治史，是否也有一种“元叙述”。但至少可以看出，虽然黑格尔与兰克，都是近代学者，但他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还是与×的文化传统，不无联系。的确，虽然近代西方文化，往往以反×会为特点，但×对近代西方文化的的影响，仍然极其深远。这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表现尤为明显。×的历史观，与犹太教相似，都相信上帝造人，而一旦人类开始繁衍，便与上帝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或者“合约”的关系。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原罪”，人类毁坏了与上帝的“合约”，因此受到惩罚，而人类的历史，就整个是一个“赎罪”的过程。于是，人类的历史，也即人类的所有活动，就都被赋予了某种意义。换言之，人类历史的兴衰，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与上帝互动的一种延续，其目的是得到上帝的宽恕，成为其“选民”而重新进入天国。
有关这一历史观的全面描述，由中世纪的×教父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完成。圣．奥古斯丁写有《上帝之城》一书，希图从×的历史观出发，来整合、解释世俗的历史，并将之与×会的历史、也即所谓“神圣的历史”融合起来。这一作法，在当时可谓势所必然。因为×兴起于西元一世纪，而×会的强盛，要到罗马帝国的后期才开始。而在×兴起以前，人类历史已经有好几千年，因此圣．奥古斯丁就必须对“前×”的历史，也即“世俗的历史”，与以后“神圣的历史”相连接，这样才能解释×的兴起。他的看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将以前“世俗的历史”，如古代埃及、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历史，都视为×史的铺垫，是人类从“世俗之城”走向“上帝之城”的必经之路。因此，这些早期的历史，虽然是“世俗的”，但由于与×会的历史相连，因此也就变得有意义了。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开始走向近代，以世俗化为标志之一，其表现是反对×会的思想控制。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发掘和认识，科学革命中对教会宇宙观的突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寻求思想解放，后浪推前浪，不断冲破教会的束缚，个人主义得到伸扬，在神面前不再像以前谦卑、恭顺，而是强调人是万物之灵长，“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一自信在历史观念上的表现就是，自十八世纪以降，历史进步的观点、今胜于昔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换言之，西方人开始对过去，甚至对古典时代，采取了一种蔑视的态度。当然，这种蔑视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经过了不断的波折。譬如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就有“古今之争”，一派人认为古典文化，如希腊的雕像和悲剧，价值永恒，后人无法超越，而另一派人则为科学革命的成果所鼓舞，指出了近代文化的长处。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主张近代文化先进的人为主导，因此经过这一运动，古不如今的观念，在欧洲得到了普及。这一现象的出现，其意义是空前的，因为所有的古老文明，都对其创始时期的文化，也即雅斯贝斯所言文明“轴心期”的“哲学突破”，报以十分的崇敬。如中国人对儒家经典的尊奉，西方人对《圣经》的崇拜等等，都是极好的例子。但是十八世纪以后的西方，由于科学革命的成功、启蒙思想的普及和工业革命的开始，已经使西方人认为现代人不再有必要对过去顶礼膜拜，因为人类的历史已经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对历史思想、历史研究而言，历史不断进步、并且一线发展的观念，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二是培养了“时代不同”(anachronism，常译“时代错置”)的观念。两者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历史研究而言，史家重视古代历史，由来有自，更无需说西方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引起后人的艳羡，十分自然。但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家，则强调近现代的历史，当与古典时代的历史，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价值。伏尔泰自己身体力行，写作了《路易十四时代》，指出十八世纪的法国，代表了西方文明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而且比以往的希腊、罗马时代，更加辉煌。这一对自身所处时代的高度自信，有助“时代不同”观念的形成。所谓“时代不同”，就是否认传统的“往者为来者师”的思想，认为过去的一切经验，已经不再对现在有用，而是一去无返了。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性质。以前的历史研究，是为了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有用的经验，来直接指导现在的活动，而在这以后的历史研究，是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回视、审查、总结过去，追溯、归纳和解释现代社会形成的原因和轨迹。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哈佛大学，只有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史家，才会在历史系任职的原因了。对于十九世纪以后的西方史家来说，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代表了一个崭新的、独特的新阶段。譬如德文中的“近代史”一词，其原意是“新历史”(neueGeschichte)，就是这个道理。以此而言，在这以前的所有历史，都须列入“另类”，区别对待。但是，为什么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纪史，没有被归入其它系科，“另类”处理呢？如同上面所说，这是因为西方史家认为，只有研究“前近代”的历史，才能理解和解释近现代历史和社会的形成和渊源。可是，非西方的“前近代”历史，就不会享受如此待遇，因为这些社会和文明中，没有能像西方文明一样，培育出划时代的近现代文明，因此它们本质上是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因此对它们的研究，就不必与西方历史一样对待。
的确，虽然西方人认为近现代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他们的历史进步、一线发展的观念，与中世纪×的历史观念，颇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历史不断进步，走向完美，就是用世俗的语言，表达人类赎罪完成，最后进入天国的×向往。而一线发展，就是以上帝为万物的缔造者，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上帝意志的产物，因此都会或先或后，接受上帝的甄选，往前行进。在此意义上看，西方的文明，尽管独特，但只是先驱者、或先行者，负有引导其它文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