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1916开始对《大公报》的革新

    
    1931年，《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曾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一番，其中以报馆名义发表的长文《从一号到一万号》明确将《大公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02年创刊到1916年9月，即英敛之时期(尽管他自1912年后即不管事，然名义上仍由他负责任)；第二时期是1916年10月至1925年11月停刊，即王郅隆时期(主笔、经理都由他聘用)；第三时期从1926年9
    月1日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办起(到1949年)，即新记《大公报》时期。众所周知，这三个时期以新记《大公报》时代存在时间最长(共有二十三年)、成绩最为辉煌，其间曾获得在世界新闻界享有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张、胡及后起的王芸生他们把“文人论政”的理想发挥到了极致，攀上了中国报业的巅峰。
    百年回首，人们几乎把目光都投向了《大公报》的这一时期，这诚然没有错。至于英敛之初创时期的《大公报》，主要是民国前的十年，也曾以“敢言”著称，后世也给予了大致中肯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英敛之在报业史上的形象将愈加清晰、高大起来。最不为人注意、同时最遭非议的是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大公报〉史》〔1〕以《王郅隆接办后种种》为题，用六百多字的篇幅来概括这段历史。《〈大公报〉史略》〔2〕篇幅更短，只用了百多个字。他们都认定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是“安福系〔3〕的机关报”。《新记〈大公报〉史稿》〔4〕绪论中也有同样的说法。众口一辞，似乎无可辩驳。其实只要看看当年《大公报》的新闻、言论，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王郅隆与安福系有很深的关系，并不等于《大公报》就是“安福系的机关报”，“皖系的喉舌”，这要看经济来源、报纸的实际内容、言论倾向等。实际上1916年10月王接办《大公报》之初，安福俱乐部还没形成。他之所以接盘《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意思”〔5〕也就无从谈起，何况他本来就是1902年《大公报》创始时的主要股东之一，接盘报馆主要也是商业行为。
    一
    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从此与《大公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谈起民元报业时说，王郅隆虽然与北洋军阀(如梁鸿志、杨以德等)关系极深，“这也只是个人的关系，他对我极尊重，到我们接办后，他从不加以干涉。但《大公报》却不能说不多少受他一些影响”。“……尤其是王郅隆与他们的关系，当段祺瑞一上台我便不能不出洋了。”〔6〕胡政之说的是大实话，作为报纸的所有者，王不可能对报纸没有一点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胡政之主持期间，特别是1916年10月到1918年12月他出国之前的两年间，和他1920年5月从欧洲回国到8月中旬辞职前，他对《大公报》革新的努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干涉，《大公报》也没有因为王与安福系的关系而一边倒，或放弃对当道者的批评，实际上有些言论还是很尖锐的。下面我们先从胡政之的革新举措来观察这一时期的《大公报》。
    胡政之初入《大公报》时，“报馆如衙门，主持人称师爷”，整个报馆都是×徒，只有胡一个人不是，七个访员(记者)都是“脑中专电”制造专家。胡把他们开除了六个，留下的一个，因为其父亲是总统府的承宣官(即听差头)，“总统派车接谁和谁去看总统的消息，因为他是宣达者，所以不会错的”。同时，胡在北京聘请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新闻因此大有改观。这是他祛除编造新闻的恶习、从新闻务求真实入手整顿《大公报》的第一步。
    胡政之对版面进行了改革。《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从1916年11月10日起，也即他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尽管最初排字工不习惯，深以为苦，但他每天晚上都要在排字房指导排版。
    更重要的是他对报纸内容的革新。1917年1月10日，《大公报》在报头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预告》：“本报同人以为今日救国大计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实业乃国家存亡的关键。拟即日于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7〕几天后，在刊出这一预告同时，还刊出了《阴历新年本报大改良广告》：“(一)中央政闻公正灵敏，世有定评，益将自勉。宪法会议二读会开议在即，本报指派专员旁听，当日笔记寄津，次日与北京各报同时揭载，决不落后，而详略得宜，尤具特色。(二)各省要埠或招聘访员，或委托妥友，重要新闻随时报告，藉使读报诸君周知南北大势。(三)设‘特别记载’栏，随时介绍海内外名流意见，使读者兴趣横生，多得实益。(四)特设实业教育专栏……”
    1月28日，也即旧历年后几天，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大公报》特色的“特别记载”问世。这是胡政之亲自主持采访的栏目。每期采访一位名流，配发照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财政到社会、文化、教育、思想，无所不包，且采访对象不限于中国人，也有外国在华名流。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创举，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有示范意义。为表示郑重，每期都会标明：“内外各报有转载本栏记载者，请书明系由本报转录。”第一天发表的谈话笔记是采访李经羲〔8〕，题为《军民分治与军民合治》。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式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注意，舆论哗然，竟至于有人说：“《大公报》为李九先生作机关报矣。”之后的几天，报纸连续刊出梁启超、蔡元培、林纾、张弧〔9〕，以及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君、日本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等的访谈录。其中一些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1月30日梁启超在谈到今后的社会事业时指出国人精神上的两个弱点，一是思想卑下，一是思想浮浅，称这种精神的病根不除，则多一种主张即多一重争执，多一人活动即多一重纷扰。无论如何终归无望。他为此提出两条针对性的救济方法，一是人格修养，一是学问研究法。这些观点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仍不失其启发意义。1月31日发表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雄的《与友邦同业诸彦书》，提出新闻要独立、公平，担当起指导国家社会的责任，记者人格修养不足、用力不勤是两大弊病。新闻从业者要有世界眼光，不偏不党，才能尽责。胡政之不仅亲自翻译并且在前面写了几句话。无疑，神田对中国新闻界的希望也正是他的希望。
    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2月1日，“特别记载”发表北大教授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宜废》；2月5日又刊出北大校长蔡元培谈话，倡导职业教育，以及对大学教育的理想。在胡政之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开始逐渐形成一些自己的特色，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尤其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报人兼容并包的气质。
    在推出“特别记载”的同时，1月28日《大公报》推出“实业专纪”，发表《模范公司节省经费之实例》、《中国畜牧事业》等文。1月29日，又推出“教育专纪”，其人有日本学者的《科学的教育》、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词等。以后，两种“专纪”一直坚持隔日刊出一次。
    在那个年代，报纸普遍只重视军事、政治新闻以及花边社会新闻，而这两个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栏目，显示了胡政之的远见与魄力。当人们把眼睛只盯住政治舞台上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时，他已经如此注意教育、实业问题，其“特别记载”对文化、思想、教育和财政、外交、政治同等的关心，不能不让后人感到惊喜。
    早在1916年11月10日起，《大公报》每天都在要闻版前面刊登“今日银元行情”，以后还在报纸上登“各地股市”，说明胡政之很早就注意经济信息。
    此外，胡政之在《大公报》设置“讲坛”，提倡学术讲演，关注学术文化动向，这些都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二
    身为主笔兼经理，胡政之本人经常亲自出马采访新闻，在报业史上也有开创性。督军团开会时，“杨梆子”(即天津军阀杨以德)常派车来接他，说是“请胡师爷去记”。但他们
    开会时满口脏话，根本无法记。加上王祝三和他们的关系，胡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有限的。我们以为，他之所以力图在教育、实业、文化新闻方面有所创新，在国际新闻与评论上下工夫，恐怕都与此有关。但也因此对报纸改革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评论是报纸的生命线。自1917年11月7日胡政之以“冷观”的笔名在《大公报》发表第一篇论评《财政与外交》以来，他几乎对当时国内、国际的许多重大事务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言论，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时期《大公报》的倾向。1916年11月9日，他在《诚意政治》论评中，批评中国政治缺乏诚意，总是以玩弄权术为能事，并对段祺瑞所谓尊重民意机关的承诺寄予厚望，对伍廷芳这个“敦厚诚实的老人”进入内阁表示欣慰。这时是他进入《大公报》之初，对军阀政府尚抱有一定的幻想，下笔时对“北洋之虎”段祺瑞难免有些好感。
    经历张勋复辟的丑剧，经历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之后，到1918年，他的论评就冷峻得多了。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告终(他称之“欧战”)，世界面临着新的变局，反观中国，则仍“以古色古香之政治自娱”。他在“时事杂感”《征聘旧人》中批评徐世昌上台后，执政的大半是前清旧人，完全没有了解新思想的能力，更不足以应付新潮流。在《又一暗流》中，他回顾了民国成立七年以来，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大抵任感情而不任理性，问利害而不问是非”，指出在他们投机图利的私心支配下，时局只能纷扰不已。他因此感叹：“中国人聚两人必闹意见，聚三人必分党派”，称之为“亡国之国民性”。
    在《国内永久平和之前提》中，他直言“南北一丘之貉，结果不能相远”，所谓调和只“不过北方官僚与南方军阀朋分权利而已，与平和二字固全不相干也”。他谆谆地劝告政客“抱定宗旨，从社会上做功夫，就地方上寻事业”，劝告当国的官僚“放开眼光开放全国政治，容纳新进有志者之活动”，寻求真正的政治和平之途。在一个军阀混战的乱世，他的这些声音是微弱的，注定了当时没有人听，事后也没有人再去注意。
    胡政之对于中外关系非常重视。1916年11月，天津各界反对法国殖民者任意扩张租界、侵犯中国主权，一时震动全国，《大公报》连续追踪报道。他本人从11月10日到12日连续发表评论《老西开交涉之研究》，谴责法国租界的无理要求，批评政府的措置失当，称其“对内则一味秘密，以愚国民；对外则求保体面，自欺欺人。外国列强知其奥妙，所以弃名求实，无不得逞。至于国民，在外交上表现出的劣根性也很突出，事前绝不督促当局，注意为未雨绸缪之计，交涉起后，又缺乏事实之研究，多为理想之壮言”，等到事过境迁，则早把一切忘到脑后。在不平等条约的损失之外，事实上的损失更不知有多少。他不无沉痛地指出，如果政府、国民不根除劣根性，哪还有什么外交可言？
    同年12月6日到7日，他就日本问题连续两天发表《我亦赞成中日亲善》。当时日本新上任的首相寺内竟出人意外地提出“中日亲善”，胡政之呼吁日本要先有亲善之实，以事实表示诚意，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同时，他认为仅有政府的亲善是不够的，还要国民的亲善。“日本新闻家应当刷新其对中国评事论人之态度”，日本人拒人千里之外的骄盈之气也要改变，否则不可能与中国人握手言欢。他的结论是：“政府亲善易而国民亲善难，在恶感已深之时言国民的亲善尤难。”所以他希望日本政府和国民应有相当的觉悟和忍耐性。
    1917年2月6日，《大公报》以《美德间之战云勃起》为题，刊载了大量有关外电对此事的评论。第二天，又以《日紧一日之美德关系》为题，对方方面面的反应作了详尽报道，比如美国政府的态度、英美欢欣踊跃的民情、德国致美国的通牒全文及其附件等。2月9日的《美德国绝交后与中国》报道，就是对在华的英国、德国等相关国家人士的采访实录，“消息正确与灵敏”。其时，英美等国要求北洋政府参战，中国尚未作出决定。英国方面的议论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治家好持稍安勿躁暂且旁观之政策，英国从前固亦用此主义，今已大受其害矣。望中国人其速起也。”与此相反，德国方面的意见却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卷入战争的理由，参战不过是“徒供他人利用”而已。
    1918年秋，在中俄外交风波中，胡政之亲临海参崴采访，历时一月，在《大公报》发表长篇通讯《旅游漫记》，详细报道中东路问题及西伯利亚出兵等实情，开创了报纸主持人亲自出国采访、考察的先例。
    他算得上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那时就开始重视国际问题，做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评论，特别是他自己署名的那些评论，都有相当预见性，比他对内政的评论要重要得多，是一个很好的国际问题评论家。进入《大公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他始终关注这次战争带来的变化，并洞察战后国际局势的变迁。1918年发表的《世界大势与中国》、《内外暗潮》等论评，他已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向国人郑重发出警告：“彼日本已布置地盘，则问题本身之我国人，顾安能久于闭门自杀坐待处决耶？”“此等危机已有萌芽，望我国民监视勿懈怠也。”
    一战告终，他在《世界之新纪元》中提出：一、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之外，应打破锁国的旧思想，了解新时代的新思潮；二、新时代的外交公开、民族自决、弱国保护等主义都是为抵制强权而设立，不是用来奖励自暴自弃的国民，必须自己争气；三、酷烈的大战虽已停止，而文化竞争、经济竞争的激烈，绝不在战争之下，中国应“急图自全之道”。
    三
    《大公报》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也引人注目。
    1917年7月1日，张勋带辫子军悍然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第二天，《大公报》以《共和果从此告终乎》的大标题，用多个版面的篇幅，对复辟的情形、处置黎元洪的传闻、任命官吏的种种、北京的秩序、清皇室的态度、外交界的反应等都作了详细的报道。饶有意思的是，“传闻大内得复辟消息，世太保、清太妃等均大哭，云每年四百万元恐亦难保云”。当天，胡政之就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论评《复辟》，寥寥数语，冷静而不失乐观：“吾人读法国革命史，诚知此举为必经之阶级，吾人观袁帝时代之往事，又不难推定其结果。”同一天在第二版还有一篇署名“无妄”的时评，甚至直言复辟是倒行逆施。
    之后，《大公报》每天都以主要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直到闹剧在一片叫骂声和武力讨伐声中匆忙收场。7月3日的大标题依然是《共和果从此告终乎》，报道北京报界已失去言论自由；张勋传出上谕，要不断地封官晋爵；“北洋之狗”冯国璋在南京通电反对复辟；澄清了黎元洪自杀的传言；清宫内部已开始为权位而争，瑾太妃等痛哭不已。这一天的“紧要新闻”也刊出梁启超反对复辟通电的全文。在论评《两日来之成绩》中，胡政之列举了复辟的“成绩”：恢复红顶花翎、三跪九叩、总督巡抚大学士；新增“忠勇亲王”一尊；骇走北京住民数千；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等，生动地记录了复辟闹剧中的种种丑态。
    7月4、5两日，《大公报》连续以《讨贼之师起矣》为大标题，报道段祺瑞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布告，称马厂誓师讨贼，北洋军界发表全体公启，汤化龙、蒲殿俊、蓝公武、宪法研究会、宪政讨论会等个人或团体纷纷发出通电，曾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也发表了反对张勋此举的电文。各地军阀四起响应，到7月5日，马厂军队一出发，北京城即已是一片“愁云惨雾”。
    在7月4日的社论《敬告国人》中，胡政之指出，复辟闹剧使“国家人格扫地几尽，人类价值因以锐减”。7月5日，他在论评《忏悔之机》中说：“张勋复辟固死有余辜，然使张勋敢为今日之举者，则历来之政府、各派之政客、有智识之国民，要皆不能辞其咎，故今日实予吾人以忏悔之机。今后国中智识阶级之人务当各养实力，各尽职责，勿图利用他力以排异己，勿更逾越常轨以致两伤。”
    7月6日仍是“薄海争传讨逆声”，《大公报》连篇累牍报道的都是各地反对复辟的通电。胡政之说：“今日乃军人拼命之会，非吾侪弄笔之时，做文章、打电报均是多事。”
    到7月7日，闹剧即将告终，张勋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欲乞降而不得。《大公报》在《逆贼无死所矣》的大标题下详尽报道了全国各地各方面对此的反应。7月13日，《大公报》以《讨逆功成》特大标题发布了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残余辫子军被遣散等消息。
    多年后，胡政之在《回首一十七年》文中说：“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翕合人心，销路大增，一时有辛亥年上海《民立报》之目。”1917年7月5日刊载的《本报特别启事》可以为证：“本报日来销路飞涨，工人印刷劳苦异常。”
    因为印报机是人工手摇的，没有用电力马达，所以工人日夜印刷不停。至此，而胡政之接办《大公报》还不到一年，发行量已过万份，成为英敛之以后的又一个高峰。
    过去一些介绍胡政之的文章常说他曾亲临在段祺瑞马厂誓师现场采访，但从当年的报纸上我们没有发现有关的信息。而关于马厂誓师的报道应来自梁启超。1931年，《大公报》发表的《从一号到一万号》一文也明确说，七月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精确明敏，段合肥马厂誓师之日，梁任公、汤济武两先生与之俱，当日誓师情形，即任公书寄本报发表者也”。
    张勋复辟这一历史事件让胡政之思绪起伏。一年以后，他还写了《去年今日》、《国庆纪念感言》两篇论评。他感叹民国短短七年，从武昌起义、南北统一、国会开幕到云南举义和讨伐张勋复辟，“国庆纪念日”竟有五个之多，并认为打破袁世凯称帝梦、粉碎张勋复辟和结束满清王朝的意义同样重大。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胡政之远在巴黎采访，《大公报》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同样足以名垂史册。
    5月5日的《大公报》“北京特约通信”，以《北京学界之大举动》为题及时报道了五四当日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其中就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有学生游行、集会时的口号、标语、誓词等等。而在此之前，5月1日就曾刊出《山东问题之大警报》。
    5月6日至9日，《大公报》连续跟踪报道“学界争青岛之昨闻”，对学生被捕、各方态度都有如实的记录。通过这些第一手的报道，后人不难发现，五四学生运动纯粹是外交问题引起的，毫无复杂的背景，没有组织，完全是自发行为。可见，比照报纸版面上同时刊登的那些不无肃杀之气的政府“命令”，《大公报》的立场是明确的。
    5月7日，《大公报》刊出胡政之发来的《巴黎专电》，其中说德国已声明放弃属地：“28日，英法美三国会议令日本国于得胶州湾后，以各国公认之条件归还我国。”这条专电本来是他4月29日从巴黎发出，但姗姗来迟，5月6日才到达天津，对五四并未产生直接影响。
    5月9日，《大公报》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阁员总辞职说》，称8日午后外间纷传现内阁阁员已提出总辞职，并说是国务会议上议决的，其理由是外交失败，因而引咎辞职，详情尚未探悉。
    评价一张报纸，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即使没有胡政之那些革新的努力，就凭它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大公报》1916～1920年的那段历史一笔抹去。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集和会，中国因为搭上了参战的末班车，才有机会以三等国资格派代表躬逢这一盛会。其时，各国记者云集巴
    黎，美、英等国有二百多人，日本也有三十多人，中国以新闻记者资格前往采访的惟有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他于1918年12月动身，于1919年1月23日到达巴黎。从25日和会开幕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巴黎专电”、特别是“巴黎特约通信”也因而有着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胡政之关于巴黎和会的第一篇通讯《平和会议之光景》中，他就指出，国家没有实力，不能自强，“公法固不足恃，即人道正义之说亦欺人之谈”。他告诉国人，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英、法、美、意、日五强操纵的，所有事项都是“五强”代表“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二三等国家固无可否之权也”。连代表人数都是不对等的，“五强”各有代表五人，二等国有三人，三等国仅二人。胡政之目睹强国专制的实况，情绪激荡，终于发出了“国之不可不自强也”的呼号。
    在《外交人物写真》中，几个中国“专使”莫不形神毕露，他们虽都是算得上“外交人才”，“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王正廷悃?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几个人为了争代表席次先起了一场风波，接着，陆征祥离职出走，闹了个更大的笑话。胡政之因此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在巴黎和会上，只有美国尚抱有公平的理想，能为弱小国家说句话，但在“五强”中却显得孤立。山东问题是会上与中国关系最大的一件事，中国代表竟然只参加过三次有关会议，其余决定都是在有日本代表而无中国代表的会议上作出的。胡政之的《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记》详细披露了其中的内情。
    尽管中国代表做了不少努力，无奈英、法早与日本有勾结，美国也不可能竭力为中国谋利益，结局早已注定。在一系列奔走、让步都归无效之后，6月27日夜，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三人就是否在和约上签字举行彻夜会议，最后为“抵拒国际专制主义”，临时决定不去参加签字仪式。
    6月28日，协议国代表与德国代表在凡尔赛旧皇宫签订和平条约。签约会盛况空前，出席的记者就达四百多人。中国人中只有胡政之和他临时在法国请的助手谢东发以记者身份在场，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写下了感人的通讯《1919年6月28日与中国》(发表在当年9月3日至6日的《大公报》)。
    那天的会场，代表席上留给中国代表的两个空位，直到午后三点依然空着，胡政之断定中国代表不会来了，他和谢东发分别告知各国记者，“一时争相传告，遍于全场，有嗟叹者，有错愕者，亦有冷笑者”。法国和美国人多有“惊诧叹服之感”，“英国人多露轻蔑之色”。威尔逊的笑容、路易•乔治的蛮态都和平时一样，只有克里孟梭很不高兴。日本记者见中国代表不到，有故作冷静的，有来问胡政之的，“大抵是绝对想不到而已”。一位美国人大呼：“今日之中国真中国也。”一位法国人对胡政之说：“此日本人之切腹也。”
    胡政之以中国报界名义向巴黎各通讯社发送通告，称签字无异于“引颈自决”。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竟然要在战胜与自由的名义之下，将四十万人口的领土作为对日的赠品，这种不公正之事在世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之不签字，得保其国家之尊严与名誉。”新闻稿由谢东发以精警简短的法文书写，巴黎各报多数采登。其中有的报纸还发表文章批评法国政府一味敷衍日本，将给远东带来后患。法国民报(LeJournaldupeuple)甚至刊登了一幅讽刺克里孟梭的插图。
    挟五四的风雷，中国代表断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啻是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和英法等列强一个响亮的耳光。胡政之说，我国外交向来讲屈服，“今日之举，真足开外交史之新纪元”。
    采访巴黎和会的经历令胡政之一生难忘，成为他新闻生涯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多少年以后，他在动员萧乾以《大公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欧洲战场时还动情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我赶上，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被你遇上了。”
    和会结束，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继续在欧洲各国采访。从1918年到1920年，他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欧美漫游记”，对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国都有细致、深入的观察。
    五
    欧美之旅进一步开阔了胡政之的眼界，回国不久的1920年7月，他就在《大公报》发表的《本报改造之旨趣》一文中提出：“新闻为社会之缩影。吾国社会所最缺者，为世界知识
    。自来报纸所载世界消息，或传自机关作用之通信，或译自辗转传闻之外国报，东鳞西爪，模糊不明，以致读者意趣索然。本报今后于世界潮流，国际形势，当编成系统，记叙本原，以期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
    向国人普及世界知识，加强系统、可靠的国际新闻报道，有如此清醒的认识，胡政之在百年报业史上算得上是先驱。在上海报界欢迎会上，他就指出：“我国人与外国人隔阂太甚，必须注重国民交际。”而通过报纸普及世界知识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所以他一回到天津，即着手改造《大公报》。除了注重国际新闻的报道外，他还孜孜“以灌输政治常识自勉”，认为英国国民富于政治能力有赖于报纸对国事的详细记载，久而久之养成了英国人丰富的政治常识。他说：“报纸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党派所得而私。吾人业新闻者，当竭其智力，为公共利益。”他以不负“大公”之名，做社会的公仆自任，决定开辟“社会之声”栏目，作为“社会公众发表意见之机关”，“专收外稿，为民呼吁”，传达社会各界的声音。在“政治腐败，国民失望”的中国，他以《大公报》为公器大力提倡改革、寻求精神解放，所有这一切都是他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尝试。
    从7月1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每天都有的“思潮”栏目，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哲学、法律、政治、社会学等。当日的“宣言”中说：“本报为顺应世界潮流，提倡文化运动，故特辟思潮一栏，用研究的精神求事理的真诚。不搀派别的意味，为一家一说张旗鼓，愿陈列其所知以供社会的批判。不愿矫饰其说，诱致社会于盲从。”此外，“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两个栏目是交错刊出的，前者发表的文章如《欧洲人之废战运动》、《日本自由劳动者组合之真相》、《劳农俄国之真相》等，后者如《商业上英美之争霸》等，大体上都是有关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深度报道。
    7月2日，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一文，认为中国处在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必须对于旧势力足以自立，然后对于新势力乃有所建树可言”。要想自立，首先是平息内乱，修养民生；其次是充实国防。但他所说的“充实国防”不是专指练兵，他认为只有教育普及、科学昌明、工业发展，“有强健之国民，坚实之组织，则矗立世界潮流中，自可安然无虞”。
    其时，中国共产党尚未出世，他即已开始关注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中他已提及《共产党宣言》(即《公产党宣言书》)。在《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论评中，他说：“中国自来四民平等，匹夫而傲王侯，布衣而致卿相，未尝有阶级也。……中国本无欧洲之历史，复非欧洲之社会，若强将西方社会主义之说，移植中土，此与创造历史、创造社会无异，其为不当，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因此他提出中国的改造“当根据中国之历史国情，参酌世界之潮流趋势，采特殊之方针，取资本主义之长处，以谋殖产兴业，行社会主义之精神以弭社会革命”。“抑今日中国改造之根本问题，尤在教育，方今资本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方法问题与时间问题。于此首当注意者，为一般国民之政治教育，盖往昔之政治，为特殊阶级之专业，而今后之政治，则国民全体之职务。”
    事隔八十多年，经历无数的风云变幻之后，重温他当年的思考心得，确实有恍如隔世之感。他的判断容或有不当之处，他的预测可能并不准确，但他对民族命运忧戚之至诚，却不因时势的变迁而淡化。在这篇文章最后，他提醒国人要防患未然，假如国民缺乏谋求公益的道德，并无担当公务的知识与能力，一旦在国家权力支配下扩大“公生活”，结果“将养成新官僚派，或少数暴民，矫窃公意，成少数专制之局”。抚今追昔，这些恳切之语不禁让人无语凝噎。
    就此，我们可以把《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和《本报改造之旨趣》看作是胡政之一年半来欧美漫游、考察的总结，表达了他对世界形势以及改造中国、改革报纸的基本主张，值得深入研究。
    由于胡政之出国日久，《大公报》景况已大不如前。正当他准备重整旗鼓、改造《大公报》时，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打响了。后来，皖系在战场上迅速战败，8月12日，王郅隆在仓皇出逃日本前夕发表声明，宣布与《大公报》脱离关系，并提退股本。同一天，胡政之也发表《启事》，“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离开了他曾寄予希望的《大公报》。等到8月20日，“改组”后的《大公报》复刊时已面目全非，“思潮”、“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这些栏目都消失了，连报头的字体也变了样。此后的《大公报》自然不会受皖系军阀的控制，更不可能是“安福系的机关报”了。
    从1916年10月到1920年8月，胡政之第一次进入《大公报》，前后不足四年，其间出国一年半，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间不过两年有余，但在他的报业生涯中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为他六年后第二次入主《大公报》，以“四不”方针开辟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奠定了基础。
    综观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其爱国热情丝毫不亚于其他进步报纸，新闻报道客观、详实，内容丰富、活泼，评论也能切中时弊，特别是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以及对战后世界潮流、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都证明了这是一张站在时代前面的报纸，也证明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在这段经历中，胡政之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了，一张报纸如果不能经济独立，又与政治势力有扯不清的关系，一旦政局波动，报纸也就跟着跨了。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不是什么“安福系的机关报”，但其老板王郅隆与“安福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想完全摆脱一个政治派别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六年后，当胡政之故地重来，和张季鸾、吴鼎昌联手盘下已倒闭的《大公报》时，办一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民间报纸，走言论报国之路的酝酿早已成熟。以后《大公报》每一页的辉煌几乎都离不开胡政之的努力，他早年那些有益的探索、尝试(比如对经济新闻、国际新闻的重视等)几乎都派上了用场。
 
    注释：
    〔1〕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载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
    〔3〕“安福系”：1918年，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包办国会选举，史称“安福系”。
    〔4〕〔5〕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6〕《胡政之谈民元报业》，《人物》杂志第1947年11期。
    〔7〕《大公报》复印件，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1916年—1920年的《大公报》。
    〔8〕李经羲(1860～1924)，李鸿章之子，1917年6月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7月被免职。
    〔9〕张弧(1875～1937)，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政署署长、财政总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