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爱上严嵩

    动物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谁最强悍，谁就最强大。比如猴子，猩猩，老虎，狮子，恐龙。等等。而蚂蚁，马蜂，毒蛇，鳄鱼等辈，也几乎遵循这个原则。至于植物界，是不是也这样，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明证，就不太好说，说不定也差不多。由此看来，整个生命圈，都是弱肉强食。按照人类的观点，这是生存竞争：拥有自己的，霸占别人的。
    据说希特勒上小学时，地理老师指着地球仪，问道，我们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在哪里，全班默然。只见希特勒站起来，走上讲台，抱着地球仪，说，这里。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幼年，就有超智商的野心。面对这件事，我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当初，希特勒站在德意志帝国的民族立场上，哪怕是被打死一百次，也要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扩张。对此，我们今天又该怎样评价？好在历史并不是这样，希特勒在今天，只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反证：权力与欲望的膨胀，常常导致国家民族的灾难。就像生产是女人的天职，一旦男人来进行，就很有些不可思议。但今后会不会发展到男人来生孩子，谁也说不清楚。我想说明的是，个人野心与个人欲望，不能超出自我的范围，实在忍不住要超出，也要根据自我与社会的可能性。一旦打破极限，就有可能成为永远的话柄：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
    近来，翻看历史，看到王世贞所著的《明史：奸臣传》，心里很有感触，觉得严嵩简直不是一个东西，其子严世藩更不是一个东西。看过之后，很是郁闷。觉得泱泱大国，堂堂的大明朝廷，竟然任这瘦冬瓜来折腾，无论哪个方面，都是政府的失败。
    国家权力沦落到这样的人渣手里，国家绝对要完蛋。但我仔细读过之后，觉得大明朝廷并没有完蛋，反而越活越新鲜，宛如缺氧的鱼掉进了水里。这就更加郁闷，再读之后，发现，严嵩一生，好像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
    严公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接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时，严公仆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不嫖不赌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个人生活方面，爱情、家庭都不错，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或者小蜜了。
    工作时间内，也没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书，顶多配他自己的儿子，父子俩几乎“义务”为皇帝献身。纵观严公仆，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典型的，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由此可知，严公仆的健康成长与健康堕落，都是善良的政府培养出来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老严绝对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好干部，好同志。即使是：吃喝嫖赌，也是一心为公；贪污受贿，必然迫不得已。为朝廷，赤胆忠心；为国家，鞠躬尽瘁。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居然成了大奸贼，大贪官，实在让人费解。在我把《明史》仔细翻过之后，我才觉得，历史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宛如没有信誉的小姐。
    其实小姐也讲信誉：只要你付的不是假钞，小姐也不会给你假的××，即使年龄稍长，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让你感受到基本的弹性与起码的满足。
    仔细想想，觉得老严真有些冤枉：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任何为官的，都必须要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作为严公仆，当然不能例外。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知道生命的艰辛与苦难。在科举考试的残酷道路上，摔爬滚打，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
    熬出了头的严公仆，当然明白，革命不是请客送礼，革命就是请客送礼。特别是官场游戏的潜规则。任何人打破这种游戏，等到的都是凄惨的命运：不是被皇帝拿下，就是被同僚拿下，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这个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严公仆为此，小心翼翼，为皇帝努力工作。——历来伴君如伴虎。为了伴好虎，严大人就不可能不说违心话。一说违心话，讨好了皇帝，却获罪皇帝身边，也想讨好皇帝的其他人。实质上，这都是为了争宠，进行的相互攻讦。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没有第二条道路。
    为了自己活得好，就是为了让别人活不好，只有别人活不好，才能自己活得好，这是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这在我们今天，也是绝对真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达到双赢互惠。但人是唯我动物，本质上是自私的。
    皇帝只有一个，大臣却有一大群。皇帝不用选择，大臣无法选择。宛如我们今天的企业：董事长只有一个，经理却有一大堆。一旦形成雇佣关系，经理没有选择，只能好好干；董事长可以任意选择：你不干就滚蛋。
    为此，董事长吃定了下属，下属却不能吃定董事长。皇帝吃定了大臣，大臣却不能吃定皇帝：这就是权力，或者暴力。企业是董事长的，董事长说谁就谁。国家是皇帝的，皇帝说谁就谁。嘉靖皇帝与老严，实质上就是雇佣关系，前者拥有绝对权力，后者拥有被动抉择。绝对权力主动，相对抉择被动。
    在此之下，老严开始了他的为官之路：审时度势，挖空心思。审时度势是智慧，挖空心思是心术。二者结合：为了出人头地，必须打倒同僚（能剥夺对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认清自己，又要认清皇帝。
    老严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讨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犹如我们今天，讨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实上的严公仆，真正做到了这点。这当然是智慧的较量。也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更是权力与××极度膨胀之果。作为自然人，都是有××的，作为社会人，更是如此。
    一旦掌握了权力，人的基本心态就发生本质的变化：有时几乎不是人，或者简直不是人。特别是拥有一般权力之后，总是挖空心思，不计任何代价地想拥有更大权力。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在××与利益的驱使下，当然更想拥有更更大的，拥有更更大的，还想拥有超级大的。
    而拥有超级大的，不遗余力想拥有绝对大的。这就是权力的贪婪，也是人性的贪婪。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人的××必然空前膨胀。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那种为所欲为，那种惟我独尊：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权力绝对化，导致集权者，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极度畸形。甚至我们今天。
    如前所述，老严在那个时代，难免不进入这种政治角色的追逐。在这种追逐当中，嘉靖皇帝是绝对让人恐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绝对权力遭遇绝对暴力之后，就看谁的定力怎样了。
    嘉靖皇帝在那个时代，努力继承了祖先的强权意志：用暴力说话。拥有绝对权力下的绝对暴力。一个国家在此前提下，没有谁不胆战心惊。因为暴力不知什么时候，就降临到头上。特别是大明政府，经历了刘瑾、魏忠贤等先进公仆的太监们，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丽折腾之后，皇帝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就更加强烈，统治的手段，也更加极端。
    到了嘉靖帝之时，对权力的绝对拥有，是皇帝们的基本梦想。作为一般大臣，在皇帝绝对权力的感召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也不得不看重权力，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权力网络，谁不遵守网络游戏，谁就率先淘汰。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是个随心所欲的人，性情变化无常，几乎没有人能够揣摩其心思。在这样一个皇帝手下供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笫三分册“明世宗”条下有这样的评说：“（世宗）刚愎自用，用法愈为深刻。”
    世宗猜忌、多疑、嗜杀，冷漠。对自已的妻儿、侍婢、臣僚，一概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陈先生又说：“盖以多疑之人，行隔绝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为愚，以察察为明之视为暗，则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韦，不得不熟谙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严嵩，此即可推知矣。”
    由此可知，大臣们在次前提下，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再看一则资料：据《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曾说：“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
    此言的意思是，当首辅的（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后果责任，要甘于背黑锅，勇当替罪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其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可知，皇帝刚愎如此，臣下之难可想而知。
    在此前提下，如果没有超常的智慧，要想在皇帝身边周旋，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老严，经历复杂，综合素养也不错，最起码的，是一个标准的文人，或者知识分子。虽然，文人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是文人，但二者有同一性。
    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政府培养官员。漫长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官制度史。在此前提下，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就成为一种必然。为了战胜对手，就必须要有非常手段——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但作为一国之君，起码的智商是健全的，真正闭目视听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作为大臣，伴虎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严公仆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窥探到严公仆的自我与社会心理。老严揣摩皇帝心理，至少是成功的，这点，我们可以用如下事例为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世宗宠信严嵩，有如此记载：“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
    这段文字，我们可知，严公仆当时对皇帝的基本态度。正是如此，老严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对此，世宗心中有数。以至后来，世宗对严嵩多有褒奖。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等。
    哪怕是令老严致仕时，世宗还在谕旨里说“嵩小心忠慎，”甚至致仕后的待遇，也比其他首辅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此事说明，薄情寡恩的世宗，对严公仆的确不错。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明白，严公仆之所以如此，与他一心一意忠于皇帝有关，一心一意跟定主子，是做大臣的基本功。这在我们今天，仍然实用。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被说成是奸臣，实在有些勉强。
    当然，我们不否认，严公仆这样做，肯定有他的基本动机，但看完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老严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动机，或者任何言行。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肯定是全民学习的榜样：一心一意跟党走，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政府，最起码也得评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但老严对名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在老严看来，只有皇帝，才是生命中的唯一，只有对皇帝忠心，才是生命中唯一的价值。抱着这样的理念，老严在政治××不堪的时代，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实在是明智非常的。
    这其中，我们不否认，当然有对权力的渴望。但纵观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严公仆有什么过分之举，甚至为其亲家在皇帝老倌面前求一个基本官职，还被皇帝老倌痛斥。由此可见，老严的弄权是不成立的。更不用说残害忠良。
    国人的价值观念，由于根深蒂固受到“价值二元论”的影响。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常常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因而往往扭曲事实。不自觉地颠倒是非曲直。由于这种价值观，我们在看待基本事物时，也总是采取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态度。
    严公仆在那个位置上，弹劾他的大臣很多。有御史王宗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巡按御史赵锦、锦衣卫经历沈炼、给事中厉汝进、南京给事中王烨、御史陈绍、给事中童汉臣、伊敏生、喻时、刑部郎中徐诗学、巡按四川御史谢瑜、巡按山东御史叶经。等等。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而这些大臣，说实在的，也是为了相互争宠而已。
    据史料记载，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记中并未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
    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之偏狭。嘉靖二十九年北虏逼近京师，“致书乞贡。”世宗令廷臣议，沈炼附议，司业赵贞吉坚决反对。事后严公仆劝其子，不要与沈炼往来，说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沈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奏章弹劾严公仆。疏中历数严公仆十大罪状。
    世宗阅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严公仆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像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怎么看都不像君子所为。当时，沈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借口杀之，时年三十六岁。反对严公仆的人，称是严授意杀害沈的，实际上，这于史无据，而杨亦非嵩党。
    其实，沈之死完全是自己的狂傲、不安份、意气用事。是性格缺陷所致，与严公仆无涉。后人多把这事算在老严头上，实在冤枉。至于杨继盛与夏言，也完全自己的行为所致。基本上与老严无关，本文不讨论。
    如上所述，老严获“奸”之名，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多少都是背着黑锅的。历史在不明真相里，反复煎煮，就越来越不明真相。再说，历史本来就是统治者的基本工具，作为一般人，是没有资格，也是不可能篡改历史的。
    说穿了，历史是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的玩物。作为一般百姓，是不可能颠倒的。因此，后人不明就里，一狗吠影，百狗吠声。再加之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大肆宣扬，比如写严公仆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老严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
    这些东西，在民间反复播演，取得了根深蒂固的广告效应，老百姓一提起老严，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个恶人，更是一个奸人。使得老严的形象，在老百姓心中，犹如黑暗中的鬼魅。其实，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内幕，是不可能知道的，犹如我们今天，社会下层，永远不知道社会上层，除非是社会上层相互泼污水：泄密。
    我们都知道，权力总是与××连在一起的，有了权力，就有了××，有了××，就有了贪婪，这几乎是一条规律。在严公仆的传记中，有一条关键的记载，是说严公仆先生的“贪”。而且这贪，使我们的公仆大人名声狼藉。
    到我们的严公仆没籍时，其贪在史料中有记载。据《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巡按江西御史成守节上籍没逆犯严世蕃江西家产数：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陈弘谟《继世余闻》记载说：“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而实际上，当世宗令将严公仆籍没财产的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时。根据资料，世宗当时仅要十万两入库。严公仆却怎么也拿不出来。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
    由此可知，我们严公仆的贪，实际上徒有虚名。据史料，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而徐在史书中被称为是“廉吏”，而且是有名的“廉吏”。据说，当年徐扳倒严公仆时，举国欢庆。认为徐给国家立了一大功。
    作为“廉吏”，徐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仅在他的家乡苏、松地区就多达二十四万亩。这些田产多是以“投献”为名巧取豪夺，强占周围农民的。在华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同时，他还拥有众多织妇。
    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记载颇详，称徐“纺绩求利”，“与市为贾”。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根本就无法统计，就连当时担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海瑞当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
    其时徐阶当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已，退还农民部分田产。但在暗中，却又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指使戴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才保住他的庞大田产。
    由此可知，严公仆的“贪”，真正可怜可叹；而徐阶的“廉”，却实在让人齿冷。历史就是这样，让人琢磨不透。《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担任十五年首辅，才有如此财产。而徐阶仅仅担任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公仆的十五倍。由此可知，对贪与廉的问题，讨论已经毫无意义。
    但历史，却把严公仆钉在耻辱柱上，不知为何。我们不否认，权力的力量。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就很值得玩味了。
    我们再看如下资料，《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二记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严公仆的这类事，居然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实在费解。我们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事实，说明严公仆并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的确高尚许多。
    我们再看一则史料，《皇明大事记：严嵩》中，记载严公仆一些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比权势愈盛，谓嵩曰：‘不记钤山堂十二年清寂乎？一介书生得此已过，过而不挹必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惮。”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条中亦有相似记载：“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公仆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由此可知，内助如此，公仆何恶。
    让人不明白的是，这样一个公仆大人，竟然落入了“奸贼”的黑名单。仔细想起来，这要归功于王世桢的个人××：泄私愤。
    文人的泄私愤是非常可怕的。孔子说，天下唯女人与小人难以养也。其实，还应该再加一条：天下唯文人难以养也。文人颠倒黑白的手段，绝对不亚于统治者的暴力。文人的卑鄙让统治者的刺刀也相形见绌。
    王世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利益纠纷。关于这件事，史书上也有记载。王世贞的父亲就是当年，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机缘，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后来被严公仆父子得知，公仆父子向王索要。王迫于公仆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公仆。后来此事败露，严公仆对其衔恨。后王忬戍边不力，被下狱，严公仆上奏章，王于是死罪。
    因此积怨，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及其他史著中，都对严公仆大加诋毁。公仆声名，一落千丈。而社会，在此误导之下，纷纷嚷嚷，猩猩吠吠，满城风雨之中，走到了今天。由此可知，历史的可怕不是暴力，而是暴力背后的胸狭气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基本走向，当然与皇帝有关。“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绝对权力的拥有者，一旦随心所欲，作为下属，就实在难为。集权下无忠臣，也许是对的；集权下显忠臣，也许也是对的。严公仆作为一个故事，虽然远去了，但是，历史总是在反复中。今天，就是昨天的集合，正如明天，就是今天的集合。当我们翻开一本历史，我们不得不思索：历史的鲜血，或者黑暗，一旦蒙住我们的眼睛，我们还能看见遥远的灯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