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不是宿命论—《明清易代史独见》（增订本）前言

    
    一、初版序言
    本书是我近十年来对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史事论述的结集。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我来说，却是几经挫折之后一个迟到的春天。我早年虽有志于研究明清历史，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迫害，未能如愿，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将近知命之年，才在师友的帮助之下归队，获得了重新学习和研究的机会。所以我这十年，实际上只是研究历史开始的十年。多年来深藏心底的一些思想能够借此得以表述，环境的改善使我能够力求按照科学的原则，进行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于我都是难啃的硬果。十年啃硬果，惟敢啃而已，是否啃动，尚不敢自是；不过在力求探索历史真象的过程中，却可表达我对明、清易代之际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某些理解。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王朝更替频繁，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王朝，诸如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都是在经过了社会大动荡之后所建立的。在每一次大动荡的政治较量中，多是群雄并起，割据争锋，各自都想打败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一统天下，南面独尊。但最后的胜利者并不都是那些兵多将广、势力强大的执牛耳者，往往是异军突起，后来者居上；他们最初鲜为人所注意，其后逐渐发展壮大，终于削平群雄，创建了新的王朝。新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是由于它的创立者在与群雄相互的较量中，实施了许多优于他人和适于时代需要的政治策略和措施。从这一点讲，历史在无声地实行着优胜劣汰的选择，优者胜利成功，劣者失败而被淘汰。虽不排除有侥幸的胜利者，但它不是短命的，就是苟且偷生而毫无作为者，所以在每一次社会大动荡之后建立的新王朝，大都有若干不同于旧王朝的措施和气象，并非仍然率由旧章，依样画葫芦。
    明清之际，是我国古代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更迭时期，同样也经过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其特点是在这次社会动荡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即李自成的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明王朝，进入北京之后仅四十余日，却突然被吴三桂引导入关的清军所击败，取而代之。所以这一阶段的历史很早即为史学界所重视，自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来，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极为热烈，争论的焦点是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何以清军却入关统一了中国？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吴三桂何以要请清兵？郭沫若的意见是李自成进北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迅速腐化，不听从李岩的正确意见；刘宗敏抢劫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导致吴三桂去请清兵，即吴梅村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者也。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史学界一些人套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农民反抗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而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不是被地主阶级所镇压，就是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而蜕化变质，最终归于失败。根据这种理论，便把历史上一切治乱因革和王朝的更替，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统治阶级代替另一个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反复循环而前后没有什么质的不同。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则认为李自成推翻了明朝，这是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为什么又失败了呢？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刻骨仇恨，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吴三桂联合了满洲贵族，镇压了农民起义。姚雪垠先生为了论证农民军的伟大进步作用，在撰文批评郭沫若时，连明末确有一个妓女陈圆圆也不愿意承认，说她很早就死了，根本没有与农民军发生任何关系，说刘宗敏曾经抢夺陈圆圆这种说法，是来自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诬蔑。有的学者为了肯定李自成和谴责地主阶级，说农民军中根本没有一个李岩，一切有关李岩的记载，也是地主阶级编造出来用以诬蔑李自成的。如此等等。
    上述这些观点，乃是根据哲学上的一对矛盾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由一对矛盾中的两个方面相互斗争来决定的。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明朝统治者为一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为一方，这一对矛盾的相互斗争决定当时的历史发展。明朝之所以被推翻，是由于它的腐朽与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李自成在推翻明王朝后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根据这种观点，自然就把在关外已经建国二十八年（1616-1644）的清王朝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了。近几年来，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则与上述观点不同。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我认为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对矛盾斗争决定历史的命运，亦不是以明朝为一方，而李自成为另一方的两种力量进行斗争，而是三种力量即明王朝、关外的清兵、李自成的农民军之间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最后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李自成的失败、清王朝的胜利这种结局。尽管是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但明廷并不仅仅败于农民军，在此以前，它已多次败于清军了。从这种格局出发来解释明清易代之际，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李自成迅速败亡这一重大戏剧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不是一种偶然了。同时，也不至于沿袭旧的窠臼，把一切的历史罪责都推在吴三桂一个人身上。因此，我对清兵为什么入关、吴三桂何以降清、李自成为什么失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对当时一些有关的人和事如陈圆圆的家世、出身及其归宿，李岩在北京活动的历史事实，清兵入关初期实行的剃发令等问题，进行了一些考察。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我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从事实出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所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核心与关键搞清楚，把这些问题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搞清楚，微观上要深入，宏观上要全面，只有把问题搞清楚了，才能阐明它的意义。对同一事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绝不能因此而改变事实本身。所以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好恶和时代需要来塑造历史，进行取舍，既不能为尊者讳，有意护短；亦不能恶归下流，把脏水往一个人身上泼，而应当把当时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较量的各种力量，放在同一个历史天平上进行衡量，评比他们的优劣和是非。
    研究中国历史还必须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代的王朝更替和社会大动荡中，少数民族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某种活动，他们很少置身于事外。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首先向明朝发难的就是清王朝的创始者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在明清之间的战争进行了十年（1619-1629）之后，才爆发了农民起义，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才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在农民军力量壮大之后，尽管明朝内部有人主张先安内而后攘外，先与清朝议和，以便用全力平定农民起义，但明王朝却始终把主要的军事力量放在对付关外的清兵上，直到李自成进军北京，明朝即将灭亡时为止。所以明清之间的战争直接影响明王朝和农民军两个方面的历史命运。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向有不同意见，人们习惯于用结果去说明原因，因为后来清朝统一了中国，所以许多学者便认为清对明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有取明而代之并要求统一的意图，清朝提议与明议和完全是一种斗争策略。对此，我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与他们完全不同的见解，阐述了清朝为什么愿意与明议和的战略目的，以及明清议和失败的原因，揭示了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双方夹击下决择上的一次重大失误，丧失了获得喘息和扭转局势的机会，从而导致了后来的严重后果，此实明清存亡之大机。
    在明清之际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也常常为史学家所忽略，即蒙古问题。蒙古本来是明王朝北方的屏障，是明朝用以牵制满族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明清双方发生对抗之后，于中原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的同时，在塞外大草原也发生了一场大的动荡。先是蒙古各部的纷争，继则是满蒙之间的激烈战争，这场战争席卷了整个蒙古草原，导致了漠南蒙古为清朝的皇太极所征服，统一的蒙古从此分裂。这大大增强了清朝方面的实力，使它有力量屡次打败明军，最后乘机率兵入关定鼎中原。这一格局的变化，不仅加速明朝的灭亡，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北部的形势，造成亚洲北部民族关系的新变化，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极大。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但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根据对以上所述诸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明清之际既是一个农民大起义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剧烈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斗争和互相融合的大变革时代。在这两种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李自成并不是败于明朝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而是败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皇太极和多尔衮，这才使清朝代明而统一了中国。明清史的先辈学者郑天挺先生曾说：“1644年清军入关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非汉族政权。辽、金、元都是非汉族政权，清军入关是非汉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再度出现。”（《清史简述》）可见，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活动和地位也日益重要。那种说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实际是取消×在历史上的独立地位，阶级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实体，是不能互相代替和随意取消的。只讲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而不讲民族之间的纠纷和战争，既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况，也不能反映中国历史的全貌。
    明清易代之际的问题本来很多，我只是就目前史学界有争论和人们较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当然，这些探讨也只是学海一勺，管窥蠡测之失，在所难免。为了投石问路，惟公诸同好，方能聆听方家之教言，恳盼时贤不吝赐教。
    拙稿编就后曾就教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好友杨成孚教授，承蒙不弃，多所指正之后，谬加推许，并云：“映乾兄，你虽未垂询大作书名，我看可名曰《明清易代史独见》。”盛情难却，受之而思本书之名义，所谓独见者，一己之见、一家之言、一得之愚也。书中偶与前贤所见相同者并非苟同，而大异者亦非矜奇立异，均为笔者经过一番苦心研究所得之独立见解。书后附录《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略述郑天挺先生的教席生涯和学术思想，以志从学始末。
    陈生玺
    1990年1月于天津
    二、增订本前言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总是要谈古论今，贡献于社会让人看的，不论人们如何评论，其中得失自己心里最为清楚。这本小册子，本是十五年前（1991）集结分散论文而出版的。十五年来，学术研究的发展可说是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让人目不暇接，我在自己狭隘的研究领域也得益非浅，受到不少启发。主要是对过去某些思想教条束缚的认识。有些问题本来不难解决，但往往卡在那些思想教条的死结上，得不到解决。是生动活泼的历史画面，却总弄得千人一面，千事一个模式，使历史失去了个性。
    首先是对于历史事件的评论，以今律古，用结果去说明原因。所谓历史的发展规律，好像是一种超然的意志力量，历史运动和历史人物不过是完成这种超然意志的工具。如关于明清之际的历史，最初是建州女真（1616年称后金，1636年改称清）的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在建州女真和明王朝的斗争过程中，明朝内部又爆发了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这三种力量争斗的最后结果是：明朝灭亡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以建州女真为代表的清朝胜利了。用这种结果去说明原因，好像历史的发展一开始就直奔主题：明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它的腐朽，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所谓的历史局限性；清朝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它是一个新兴的民族，从一开始它就有夺取天下的宏大策略，等等。根据这一观点，自建州女真进入辽东以来，明朝对清方的长期抗争就没有什么意义，明朝早就应该举手投降。李自成十多年的农民起义斗争，也只是在制造自己的最后失败，清军入关统一中国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就导致了以今律古的宿命论，完全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表现这种动力的人民群众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观能动性。我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并不是这样，绝不是宿命论，而是有选择的。
    最初努尔哈赤的起兵反明是由于在边境上和明朝官吏的矛盾而产生的，所谓七大恨所致，并没有夺取天下的政治野心。占领辽东后还想和明朝议和，明朝不肯，明朝不肯是因为辽东原是明朝的地方，被努尔哈赤用军事手段夺去了。明朝不肯但又无力夺回，女真仍想让明朝承认它占有辽东的权利，这就导致了双方战事的继续加剧，在明朝方面，由于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便引起了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之后，明朝便受到东西两方面的夹击，顾此失彼。在这种情况之下，本可以与清方议和，获得暂时喘息的机会，先专力解决农民军问题，然后再解决辽东问题。最初明朝不同意与清方议和是正确的，因为袁崇焕两次在宁远、锦州打败了清军的进攻，把明朝在山海关的防线从宁远推倒了锦州，若如此坚持下去，明朝有进一步打败清军恢复辽东的可能。但是在后来，明朝在辽东的战事节节败退，农民起义的势力又不断壮大，在这种情况下与清方议和，则是一种必要的选择，但明朝由于决策上的失误，失掉了这个机会，导致了后来清兵入关和入据中原的历史变局。对李自成而言，同样如此。李自成在占领襄阳后，决定西进长安，收取三边，巩固后方，然后东渡黄河，直攻北京，这个抉择是正确的，所以很快取得了胜利。但是在进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听从李岩等人的正确意见，忙于追赃，放松了对吴三桂和清军的警惕，在山海关一战之后，仓皇西逃。若能固守北京或与清方谈判，仍能保持胜利者地局面，这也是抉择上的失误，是由于主观认识上的原因造成的，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客观上有多种选择，选择正确了，就胜利，就成功，选择错误了，就失败，就灭亡。这不仅是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如此，其他时代也是如此，例如，秦汉之际，项羽西入咸阳后为诸侯共主，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没有听从范增的正确意见，除掉刘邦，导致了后来的垓下之败。对刘邦而言，也有类似情况，当楚汉相争的剧烈时期，刘邦想削弱项羽的势力，郦食其建议他封六国之后，刘邦同意了，并马上派人去刻印，好让郦食其带着去发送，正在这时，张良从外边回来，听说此事后对刘邦说，“谁与陛下划此计者，陛下事去矣”（《史记•留侯世家》）谁为你出这种注意，你的事情完了，分封六国后之后，天下游士各事其主，诸侯各就其国，有谁还能帮您打天下呢？刘邦立即取消了这一决定，后来遂取得了消灭项羽的胜利。又如在三国时期，群雄并起，刘备到处奔波，毫无立足之地，后来诸葛亮建议他先取荆州，再取益州，然后联吴拒魏，刘备采纳了，取得了胜利，成三足鼎立之势。关羽没有很好的贯彻这一策略，得罪了吴国，结果失了荆州，导致蜀汉只能蜷曲在偏僻的蜀地。若关羽不失荆州，那么三国的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种局面，后来统一三国的就不一定是篡夺了魏国政权的司马氏了。明初也是如此，朱元璋过江之后，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张弱陈强，究竟先取谁最好，刘基建议应先取陈友谅，后取张士诚，他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明史•刘基传》）朱元璋采纳了，结果鄱阳湖一战，打败了陈友谅，后来消灭了张士诚，最后建立了明朝，若先取张士诚，让陈友谅坐大，陈居上流，那么后来的结局就很难设想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宿命论，注定谁一定会成功，谁必然会失败。在这里也表现出了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他们才智品格的优劣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之大。
    其次，就是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划是非，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是太深了。因为历史往往乃是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其中是非曲直比较错综复杂。用阶级斗争、阶级界限来划是非比较简单，对凡属于下层民众或农民起义者，便尽量给予肯定和拔高，对凡属于上层或统治阶层的人和事，则尽量给予否定或贬抑。例如明末农民起义中有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李岩，有的记载说他是河南杞县人，明末巡抚尚书李精白之子，经过考证，李精白没有一个叫李岩的儿子，清初的《开封府志》辩解说杞县本无李岩其人。于是有些作者便一口咬定，明末各种史书中关于李岩参加农民起义的记载，都是地主阶级为了诬蔑农民军而编造出来的，遂以讹传讹。许多学者从各方面论证明末农民起义军中，确有一个李岩，是河南人，但否定论者仍然坚持地主阶级的诬蔑论。八十年代中期河南学者李肖胜同志进行了实地调查，从河南杞县西寨乡《李氏族谱》中发现了关于李岩其人的佐证（《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1期）,有些学者仍然闭着眼睛不看这一事实，固守成见。鄙人撰文，从李自成进北京后关于李姓将军的各种记载，有李过、李友、李岩，以及和刘宗敏分住于不同的宅第和不同的活动，进行论证。有些学者仍不承认这些事实，从个别记载中找出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还是一口咬定本无李岩其人，好像承认李自成军中有个李岩，就降低了李自成的高大形象，提高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因为李岩确曾提出过一些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导致农民军后来的失败。
    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我把近几年来有关论述明清之际一些史事的文字，重新集结，增订出版，敬献一得之愚。初版至今已十五年了，十五年来关于明清史的研究已经拓展到更广泛和更深入的领域，而且目前正在撰修清史，拙作不过是钩取沧海中之一勺而已，企盼时贤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