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大凡学者总给人一种学识渊博、风度儒雅的印象，而历史学者更是以谦和、敦厚著称，然而，我们翻开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却发现何先生在描述其学术上的努力，用的多是“打进第一流期刊”、“打进第一流学府”、“打出‘汉学’藩篱”、“打进社会科学园地”等军事术语。这些“彪悍”的语式与何先生魁梧的身材联系在一起，难免使人浮想连翩，有人说这是“南人北相”，也有人说这是浙江金华的“火腿味”使然。这些说法掺杂着中国传统民间面相术的神秘色彩，使人哭笑不得的同时，也的确给传主的人生增添了不少传奇性，但是它们却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那便是——《读史阅世六十年》本质上是一部学术自传，而何先生本人也是一名“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
    志业（Beruf）是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学术与政治》演讲中的一个关键词，英译为vocation,calling。广西师大版中文本译者在注中有如下解释：在德文中，“beruf”一般用来指职业，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时，给这个字提供了强烈的×背景，强调“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因此它有强烈的价值意含。也就是说，当个人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某事便被赋予了价值；即使此事本身无价值，由于神的召唤，去做此事仍是有价值的。志业，可以理解为作为一种心志取向的职业或事业，所以会有某种心志取向，自然是出于一种价值观。
    何炳棣1917年生于浙江金华，据说是南宋理学家何基的后裔，而他的父亲曾任宁波法院的检查官，后来又办过新式小学，所以何炳棣从小就受到中西两种教育文化的熏陶：一方面，何父从6岁起就培养他在国学方面的根基，“他从不自系统的四书五经入手，而是以最能引起幼童兴趣的历史人物故事出发，相当自然地也就涉及相关的典章制度方面较专门的问题。这种似乎任意粗浅的‘经’‘史’之间频繁的穿梭读书办法有利于培养‘分析’和‘联系’事情之间复杂关系的思维”。（第8页）另一方面，何父忧虑他在新式教育方面能否培养出竞争的潜在优势，“因此在我小学五、六年级时，他叫我下课后去一家孔庙后边的夜校学习英文”。（第8页）更为重要的是，“父亲无意诱导我一生专攻历史，他却明白的叫我立志先考进清华，再准备考出洋”，于是，何炳棣从9岁起就以考清华作为头一项大志愿，考留学作为第二项大志愿。可以说，何氏这次“立志”决定了他毕生努力的方向，也正好应了曾国藩的名言：“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求变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由于何炳棣生性聪颖，他小学只读了三年，便在11岁半那年进入了著名的南开中学，与著名作家韦君宜同级。而在诸多的南开校友，当然以1917年毕业的周恩来最为显赫，据说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与他的这位师兄救国救民的志向相比，何炳棣的志向确实寒碜了点，但作为一个青年人他还是不失血性的。高二时，何炳棣当选为学生刊物《南开双周》的编辑，可在这一年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却勒令其停刊，此举激起公愤，引发学潮。何炳棣因此事被开除，随后他转到另外一所中学，于1933年考入山东大学，34年再转入清华，从此，何炳棣跟蒋廷黻、陈寅恪、雷海宗、郑天挺、冯友兰等名师学习，如鱼得水。清华四年，何炳棣在读书方面以“扎硬寨，打死仗”的功夫磨练意志，并且自己的培养自修的习惯，为考留学作准备。
    1936年12月爆发了如火如荼的“一二.九”运动，何炳棣关心的只是留学考试的事情，所以他只管自己埋首读书，并不想介入。可当时清华学生会为左派学生控制，“他们越来越不择手段，不断的酝酿制造反政府游行示威，鼓动风潮，罢考罢课”，这些有意闹事的举动引起何炳棣这类想安静安静读书的学生的不满，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在回忆录中，何先生认为自己当时毫无政治背景，我们从后来的两件事情来看，这一解释应该是可以接受。第一件事情是，据《我的一生——沈奇回忆录》披露，1965年1月22日，时任国民党驻美大使蒋廷黻对沈奇谈对美宣传问题，“尽管美国的知识分子如费正清，留美学人如何炳棣，对我们并不友好，但仍应设法拉拢。”（第309页）第二件事情是，1968年，作为中央研究院士的何炳棣因为在新加坡城演讲的尾声中讥评了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与中央研究关系中断，直到1990年才恢复正常。（第430页）从这些事迹中表明，在政局动荡、思潮迭起的二十世纪中国，何炳棣作为“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并没有为左的、或者右的政治潮流所挟裹，这实在是一种奇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何炳棣坚守的是乃师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学术人格传统，如果说他实在有什么政治立场，那就是朴素的爱国主义政治立场，或者是一个不自觉的“韦伯式”国家自由主义者。
    1940年，何炳棣初次留美考试失败。经过充分准备后，到了1944年，他东山再起，终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夺魁。1945年11月，何炳棣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他艰苦卓绝的学术生涯。到了1948年6月，最多两年半的清华庚款公费到期，何炳棣为了完成其博士论文，出于生计不得不接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聘约，举家迁往温哥华。随后的几年，何氏挫折连连，他申请美国博士论文基金失败无法返回美国，博士论文计划受挫，完成后又无法出版，这些打击一度使他陷入了低谷。但就是在这种逆境中，从1953年开始，何氏用三个夏天的时间遍翻美东三大图书馆所藏的三千种方志和三、四百本善本方志胶片，超过了传统学人中读方志最多的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第271-272页），这些史料为他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每当夜里从国会图书馆读书出来，他总会从心里发出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第301页）
    虽然何炳棣开始做的是英国史，但其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是一部“史料充沛”、“具有思维魄力”的论文，这为他转向中国史研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用西洋史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史，对他来说，不再是空话，而是有丰盛的实际经验可据。从英史到国史，用何炳棣自己的话说，像跃龙门；一跃而过的处女作则是《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之研究》，接着是《美洲作物传华考》、《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明清人口史论》、《明清社会史论》、《中国会馆史论》等一系列论著，源源而出。笔者虽然不才，但草草翻过何氏部分著作后，由衷钦佩者大致有三：
    一，何氏志向远大，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抱定两个愿望：“首先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与师友们的讨论，尽力了解国际上哪几位近现代史家代表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紧接着博士后全部投入国史研究时必要跳出的‘汉学’圈子，以西方史最高水平为尺度，并以自己国史研究的部分心得尽快地尝试着打进西方历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第一流刊物——这才是国史研撰较高较难的试金石。”（第10-11页），所以他的美洲作物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人类学学报上，早稻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经济史学报上。正是因为有着如此骄人的成就，就连向来自负的的余英时在读过他《北魏洛阳城郭规划》一文后也不得不夸他“才大如海”（第363页）。
    二，史学首先靠材料说话，所以何氏的研究极端重视史料，他说“个人生平不同阶段的主要著述真正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对大量多样史料的严肃考证与综合。”（第491页）其精彩案例之一就是1965年《中国会馆史论》的写作。在海外汉学界，日本的中史学人，史料用功之勤远超一般中国学人是公认的事实。大名鼎鼎的杨联升治史决窍之一就是“先以日人著述为‘引得’，不时再加自己穷检遍翻所获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汉学界赢得博学无双的美誉”（第364页）。在中国会馆史研究上，杨联升尾随日本学者仁井田升，根据道光（1834年）《重继颌县会馆录》所保存的原序，认为会馆最早创设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这在国际上几成定论。而何氏却从50年代大量方志札记中找出民国1919年版《芜湖县志》中互相印证的记录两则，确切的证明永乐迁都北京（1420年）后，即有芜湖人工部主事俞谟在北京前门外长巷三条胡同购置房地产，随即捐为芜湖会馆。于是得出“可见会馆的起源比一般中、日学人所采取的年代要早130多年”的结论。（第365页）
    三，何氏的社会科学功底和考证功夫都很了得，被认为是利用社会科学结合传统考证方法研治国史最成功的史家。1975年，何氏的英文著作《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出版。该书以严肃的科学、考古、训诂互相核正，证明在具有“自我加肥”性能的黄土地带，自始出现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而不是像某些考古权威讲的“砍烧法”。由此拉开了与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长达十几年的论战。1996年，何氏的重要论文《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通过对古籍中「菑」、「新」、「畬」三个专词的意涵的寻索，并且纳入harlan和beadle两位权威科学家的意见，断言中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是一個最多三年周期的轮耕制，再次强化了他以前的观点，笔者有幸在网上找到此文，深为何氏“科学与考证互证”的方法折服。据笔者所知，在何氏之前，能娴熟应用这种方法治国史的就只有大名鼎鼎的气象学家竺可桢，1972年，竺老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考古资料、物候记载、地方史志等文史资料为据，利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法，得出中国5000年气候变迁的清晰走势，居然与西方科学家运用同位素方法测得同时代气温变化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且得出了“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后在中国之后”的意外结论，令人叹为观止。
    读史阅世六十年，始终萦绕于何先生心头脑际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课题”、“第一等重要问题”这些概念，这说明何氏具有希腊人“追求卓越”的品性，但他在气质上却似乎更接近罗马人，以致一生“学战”不断。在这些学战中，何先生虎虎生风的气魄和雄才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但其中也不难发现一些负气和遮掩的成分。比如说，何炳棣在书中第415页，说与张光直相通一气、遥遥呼应的许倬云对他的“农业”（以粮食生产方式为主）的定义大相质疑，其实何炳棣大可不必如此敏感多情，因为许倬云在他的《求古编》里就曾多次引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而且屡有赞同（“两周农业技术”，第154、155、158、159页）。再比如说，何氏晚年进行先秦思想史攻坚，考出《孙子》成书于公元前512年，早于《论语》，为吾国最早的私家著作，故亦早于《老子》，而且《老子》之辩证思维实上袭《孙子》，这一项成果被海外史家汪荣祖称为“首发孙老易位的‘石破天惊’之论”。殊不知，大陆思想史家李泽厚其实早在1984的《孙老韩合说》（《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后收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就已经提出：“《老子》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对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政治-哲学理论的。其后直接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韩非）。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一条重要的线索”。李氏这一观点虽然只是假说，但它高屋建瓴、洞察隐微，对后来的学者颇有启发，难怪屡被引用。但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对李泽厚的这一创见不置一词，不知是没读过，以致选择性失明呢，还是他有意无意的在遮掩什么？
    当然，所谓“瑕不掩瑜”，后学如我等又岂可因小失大，错过真正的宝山呢？孟子曾用“以志帅气”来描述他所谓的理想人格。这里的“志”主要是指理念目标和意志能力，“气”主要是指情感或情感需要，所以，转换成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理论，“以志帅气”就是强调“超我”对“本我”的控制性。而在何炳棣的字典里，他的“超我”就是“学术”，就好比音乐之于贝多芬，绘画之于梵高，足球之于马拉多纳。因此，在《读史阅世六十年》这部气魄宏大的“学术回忆”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何炳棣“以学术为志业”的一生，这里有一个读书人的抱负、学识、才思和气局，同时也演绎着一个学者在二十世纪的片断、心事、神话和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