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的“古教四考”

    
    陈垣（1880-1971），字援庵，自号励耘，广东新会人。“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也为民国学术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光彩一笔。
    “古教四考”不是一本书，而是陈垣关于中国古代四种外来×的四篇考证性专论文章。它们分别是《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摩尼教入中国考》（1922年），这些专论或是连载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杂志上，或是以单行本出版，在问世之后的若干年内，又经作者几番增删修订，重新整理，再版发行。由于它们题材相关、体例相近，特别是以其独特的视角、丰富的资料、精详的考据、填补空缺的创举，为民国学术界开拓出一片新的学术领地——古代×史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因此，后世一般合称之为“古教四考”。
    《元也里可温教考》的内容和方法，作者在开篇讲得很清楚：“此书之目的，在专以汉文史料，证明元代×之情形。先认定《元史》之也里可温为×，然后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以为研究元代×史者之助。”作者一一介绍自清初以来，钱大昕、刘文淇、魏源等人对于也里可温的论述，从钱大昕的疑惑不解、不明何意，到尝试着解诂阐释，解为有缘的人、有福分的人、和尚道士、西洋人、景×、天主徒基督徒，前人的旧说虽也在一步步接近正解，但止于词语解释而缺乏资料钩沉和史实爬梳，陈垣通过自己广泛的材料搜集和精详的分析，展示了元代也里可温教之东来行迹，其戒律、人数、有名之人物，包括ד军籍之停止”、“徭役之蠲除”、“租税之征免”，以及也里可温教与景教之异同，及其在元代受到政府尊崇和遭遇异教摧残的史实等等，堪称一部元代×简史。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以古碑拓本为主要材料，围绕对于弘治二年（1489年）“重建清真寺记”、正德七年（1512年）“尊崇道经寺记”及康熙二年（1663年）“重建清真寺记”三篇碑文的考订，结合其他诸多汉文史料，展示了一赐乐业教在中国传播、兴衰的经过，特别是考察了犹太民族来华及定居的历史。
    《火祆教入中国考》，火祆教是唐时较有影响的西来×之一，本文考证火祆教起源于波斯“弃黑暗而趋光明”的拜火教，北朝时初传中国，称“天神”、“胡天神”、“火神”，至唐初缩写“天神”二字始创“祆”字，故有火祆教之名。文章揭示了唐代尊崇火祆教，多设火祆祠的原因，并非本心，而是出于怀柔西域的策略。唐宋以来，学者对于唐朝之大秦景教、摩尼教与火祆教往往不能辨别，混为一谈。陈垣指出：火祆与景教、摩尼的明显不同在于火祆教不传教、不译经，教民只有胡人，教场名火祆祠，或曰庙；而景教、摩尼均有传经举动，且翻译经典，教民既有外国人，亦有中国人，教场称寺。
    《摩尼教入中国考》考察了摩尼教在中国流传、盛衰的演变过程：摩尼教由波斯人“Mani”创设于公元3世纪上半叶，杂糅火祆、基督、佛教而成，唐武则天时始通中国。“天宝以前，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波斯、吐火罗。至德以后，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回鹘。”一时传布广远，遍及大江南北。唐武宗后遭禁，渐趋式微，北宋时依附于道教，南宋时复盛，元明时仍有活动，及至明清，摩尼教演变为秘密×，屡遭律禁，逐渐绝迹。
    “古教四考”陆续出版后，好评鹊起。加上稍后问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入华史略》等论著，这些以×史研究来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是陈垣对民国学术的重大贡献，也是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推陈出新，与国际汉学界接轨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陈寅恪在评论陈垣古代×史研究的贡献时说：中国古代学术中关于×史研究的著作特别缺乏，这不仅是传统四部学术忽略×的“意执之偏颇”，而且也与古代学者掌握资料的“知见之狭陋”有关，致使“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古教四考”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之《陈垣史学论著选》等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