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英时作品系列》

    
    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在《民主与领袖》一书中曾将孔子和亚里斯多德并举，认为孔子的思想能够给现代民主领袖提供最需要的品质。仅就儒家“以身作则”的精神伦理来看，它就完全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其言外之意，儒家的某些思想与现代文明之间有种紧密的同构关系。
    近读“余英时作品系列”，我对此感受尤深。余英时在总序中说：“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余先生的这种治学策略，我以为至少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借助西方人文价值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审视和清理；二是重新发掘并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自身特殊的魅力和活力——就像当年的林语堂那样，不断彰显东方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某些特质，并以此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从余先生的学术思路来看，他的确以此而为之。尽管他并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来直接印证西方现代价值理念，但是，在各种精妙的史学发微之中，他每每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某些恒久特质。譬如，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无论是探讨先秦的“游士”和后来的“士大夫”，余英时的立足点都在于考察他们对自由、独立以及反叛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关于汉晋之际士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和魏晋士风的分析，更是突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自由冲动、反叛意志以及个人操守，这无疑从本质上呼应了西方有关现代知识分子独立、自由、公正的价值理念和批判立场。余英时自己也说，西方学人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与中国的“士”极其相似。而西方学人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是十八世纪才开始的，但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存在，且中国的士人更强调内省的力量和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这种不言自明的文化骄傲，再加上他那详实而无可辩驳的考据性研究风格，足以让西方人吃上好几惊。
    记得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虽然没有×，但是中国人却有信仰，这信仰便是天地人的合一。在这种“天人合一而育万物”的信念里面，其实也隐含了西方×的“上帝创世”观。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神之社会里，其实都是由人来建立的，这便突出了某种“入世”的功能。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各种×都在中国可以找到存在的根基。余英时显然承继了他的老师钱穆先生的这一思想体系。因此，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一书里，他坚持鲜明的人本主义立场，不仅分析了儒学在思想与建制之间的差别，指出了儒学在明代以后的“游魂”状态，而且从现代性角度强调了儒学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似乎才可以重新获得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在他看来，王阳明以后的儒家有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不再把“道”的实现完全寄托在建制上面，而是遍及“愚夫愚妇”，转而注重民间百姓如何在日常人生中各自成圣成贤。而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私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生存法则，也体现了西方近代以来有关“公私”之别的社会理论。
    有趣的是，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余英时还以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为立足点，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价值观与道德观。譬如，他认为西方的法律之所以规定亲属之间不能相互为证，并不是担心他们串通案情，而是不希望父子之间的亲情受到摧残——父子之间的伦理亲情崩溃，人间温暖消失，法制再严明也没有意义，而“儒家一方面强调‘为仁由己’，即个人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伦秩序”，所以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说。尽管这两者之间崇尚的目标不一致，前者强调亲情伦理，后者崇尚礼仪，但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指出了个人并非简单的个人主义之权利主体，而是一个具有价值自觉的道德主体。
    说实在的，读余英时的文章，我深深地叹服于他那极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也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活力——记得前些年，我们的思想界就有人大谈“文化殖民”问题，只不过现在已由先前的军事殖民和经济殖民慢慢地改为文化殖民了，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但余英时的论述告诉我们，一种文化，如果它拥有强劲的生命力，那么靠“殖民”的手段是不可能消灭它的；反之，如果它已不具活力，不必动用“殖民”它也会自然消亡。
    不久前，欣闻余先生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我想，这个奖既是对余英时学术水准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文化中巨大生命力的一次证明。文化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实体，我们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让这个生命显示出它那卓尔不群的精神品格和人文魅力。
    《余英时作品系列》（六册）三联书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