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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陵”主人是“梁祝”故事的女主角吗

以稿换稿】【繁体】  作者: 佚名   来源: 网络整理   阅读 次  【    】【收藏

    
    今年将发行《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邮票的计划公布后,对于“梁祝”故事的原地就开始了争论。
    从《中国邮政报•集邮导刊》上已经发表的文章来看,对于宁波的梁山伯墓属于历史的真迹大家无异议,争执的焦点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冢”之墓究在何处?对此,出现了宁波说和宜兴说。麻承照先生的《梁祝起源考》、钟祖霞女士的《“梁祝”原地考析》和王悦康、张钟汉先生的《宁波高桥是“梁祝”传说的发源地》等文章,依据梁山伯曾任浙江省宁波县县令和病故后葬于该地,有梁祝墓和梁山伯庙等历史遗存、考古发掘考证、古籍记载和义忠王(梁山伯)庙记等进行论述,认为梁祝墓在宁波,“梁祝”故事的发源地应当是宁波;而叙禄(先生)、海琴(女士)的《也谈“梁祝”的起源——与麻承照先生商榷》和梦人先生的《宜兴祝陵应为“梁祝”原地》等文章,以祝陵碑记年代久远为依据,认为祝英台是江苏宜兴人,“梁祝”故事的发源地应该是宜兴。
    由于宁波、宜兴两地的主要分歧发生在祝英台这个“梁祝”传说故事的女主人翁身上,因此,只有搞清楚祝英台是哪里人,才能真正揭开梁祝墓和“梁祝”故事发源地的谜底。那末,祝英台到底是何方人氏呢?相关的记载(包括宜兴的地方志)又是怎样说的呢?
    一、说祝英台是浙江上虞人的记载有:宋代明州(宁波)知事李茂诚在《义忠王(梁山伯)庙记》中说,祝英台自称是“上虞之乡”人。《义忠王庙记》云,会稽梁山伯“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问曰:‘子为谁?’曰:‘姓祝……’曰:‘奚自?’曰:‘上虞之乡’……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怡然相得,……于是乐然同往。肄业三年,祝思亲而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省。之上虞……山伯怅然,知其为女子也。”。明代张时彻编修的嘉靖《宁波府志》中说“晋梁山伯……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二年,山伯方归。访之上虞,始知祝女子也,名曰‘英台’”;清代吴景墙光绪年间编修的《宜兴荆溪县新志》中称“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父母欲为择偶,英台曰:‘儿当出外游学,得贤士事之耳’。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宜兴善权山之碧鲜岩,巩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则梁不知为女子。临别梁约曰:‘某月日可相访,将告父母,以妹妻君。’实则以身许之也。”
    二、与宜兴相关的记载有:明代《宜兴县志》卷九明邑令(一)中称:“阳羡善权禅寺,相传为祝英台宅基,而碧鲜岩者,乃与梁山伯读书之处也。”清代吴骞在《桃溪客话》卷二《祝陵》中称:“祝陵虽以英台得名,而墓道则不知所在,民居圜阓颇稠密。按咸淳《毗陵志》曰:‘祝陵,在善权山,其岩有巨石刻云碧鲜庵,盖祝英台读书处’……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事类于诞。然考《寺志》齐武帝以英台故宅创建,又似有其人。特恐非女子耳……骞尚疑祝英台当亦尔时一重臣,死即葬宅旁,而墓或窬制,故称曰‘陵’。碧鲜庵,乃其平日读书之地。世以其诡装化蝶为名氏偶符,遂相牵合,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欤?”
    清代人吴骞向人们提出了祝陵祝英台“特恐非女子耳……骞尚疑祝英台当亦尔时一重臣……世以其诡装化蝶为名氏偶符,遂相牵合,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欤?”的疑问,对善权山祝陵祝英台与“梁祝”故事女主角牵强附会之说,提出了以为不实的看法。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醒吗?
    以上《义忠王(梁山伯)庙记》和《宜兴荆溪县新志》的记载中,都明明白白地说祝英台是浙江上虞人;而在《宜兴县志》和《桃溪客话》卷二《祝陵》中,却只有“相传为祝英台宅基”和“乃与梁山伯读书之处也”、“幼与梁山伯共学”等语,并未提及祝英台是何方人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吴景墙在《宜兴荆溪县新志》中的“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英台曰:‘儿当出外游学,……’因易男装……遇会稽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宜兴善权山之碧鲜岩,巩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则梁不知为女子。”的记载,也肯定了祝英台是“上虞富家女”。以上记载足以说明,作为浙江“上虞富家女”的祝英台,她是与梁山伯“偕至宜兴善权山之碧鲜岩,巩庵读书”才到宜兴的,并非土生土长的江苏宜兴人。令人费解的是,梦人先生在撰写《宜兴祝陵应为“梁祝”原地》文章时,所引用的《宜兴荆溪县新志》原文,为何要把“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这段文字避而不谈?是没有看到呢,还是有意隐讳?
    鉴于祝陵并无“梁祝”真正的“同冢”之墓遗存,按“梁祝”故事民间传说情节,“梁祝同冢”是由祝英台去祭奠梁山伯墓产生的,而不是梁山伯到祝英台墓去“同冢”。所以,就算祝陵曾有祝英台之墓,也不可能是“梁祝同冢”之墓,只是徒有“碧鲜岩者,乃与梁山伯读书之处”之名而已。
    而在浙江宁波高桥的梁山伯墓,经考古发掘和专家考证,其墓室规格和随葬器物,均符合晋代的墓葬制度,这与梁山伯曾为县(鄞州的古称)令和逝于斯葬于斯的史实是相符的。特别令人惊异和值得深思的是,这座梁山伯墓有前后两块石质墓碑,称为“蝴蝶碑”:墓的正面(南向)一块是横式的,上书“敕封晋梁圣君山伯之墓”;墓的背面(北向)一块是竖式的,上书“晋封英台义妇冢”。因此,宁波高桥的梁山伯墓才是“梁祝”故事的“同冢”之墓。
    1987年在鄞州(鄞县)梁祝墓、梁山伯庙的历史遗存现场召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确有其人其事。为此,无论是从梁山伯曾为县县令和逝于斯葬于斯的历史事实考虑,还是从梁祝真正的“同冢”之墓在宁波考虑,宁波应是“梁祝”邮票的最佳原地。同时,在探讨“梁祝”邮票的原地时,如果冷落了梁山伯这个“梁祝”故事中的男主人翁,是不全面和不公允的。因此,将浙江宁波作为“梁祝”邮票的真正原地,应当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它比以江苏宜兴作原地要合情合理得多。
    以上所见,请梦人先生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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