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先锋”

    
    “先锋”一词对当下文学而言，早已是一种落伍，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先锋”却为“中国文学”创造了一个奇异缤纷的感觉世界，几乎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文学”的代名词，一种“文学精神”和象征。
    “先锋派”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广义的“先锋文学”可以追溯到“文革”中青年一代在诗歌与小说领域里的探索，而狭义的“先锋文学”则专指“先锋小说”，即在80年代中期出现、80年代末走入穷途末路的以形式探索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创作潮流。
    1984年马原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写什么”变成了“怎么写”，中国“先锋”的帷幕似乎就此被正式拉开。1986年，莫言、残雪、洪峰在偃旗息鼓的外表下悄悄地进行着自己的文本实验。1987、1988年，在外来思想和外来文学范例大量涌入中国大陆的潮流中，更年轻一代的“先锋派”作家似乎突然在一夜间集体成熟起来。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等拥有苍白少年与童年的时代的“迟到者”，因急于摆脱艺术史与生活史的“晚生感”，表达自己“最新”的艺术经验和被西方文学哺育长大的“优越感”，急匆匆地以“先锋”姿态在中国文坛集体亮相。〈收获〉、《作家》、〈钟山〉、〈花城〉等文学刊物成为“先锋小说”的阵地。1987、1988年底，《收获》就先后两次摆出“株先阵”，几乎把“先锋小说”一网打尽。一时间谈到文学必然谈到“先锋”，好像凡是“先锋”的就是高级的、先进的、优越的，凡是不“先锋”的就是不好的、陈旧的、落伍的、过时的。但是好景不长，1989年，短短两年的时间，“先锋”势头明显减弱。曾经被不屑一顾的故事与抒情意味掩饰不住地从叙述中浮现出来。曾经遁入历史的“先锋派”开始回盼“现实”，以一个缓缓转身的优雅姿态完成了其历史定格。西方一个世纪的文学成果和思想成就也就这样被我们“才智过人”的“先锋派”轻轻松松的模仿完毕。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1990年之后的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就彻底不存在了。孙甘露、北村等寥寥无几的几位“先锋派”作家似乎仍然隔三岔五地进行着文本实验，但热情明显大不如前，作品也差强人意，与曾经所谓的“先锋”相去甚远。江南才子苏童改投到“新写实主义”门下，完成了故事“精美绝伦”的长篇小说《米》后，开始思考“生物学”问题《蛇为什么会飞》。冷面小生余华则一改冷血本性，找到了一条左右逢源之路，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悲天悯人的中年男人，开始为福贵能否好好《活着》、《许三观买血记》之后是否能吃上一盘炒猪肝而忧心忡忡。
    有人善意地把“先锋派”的“转型”与过后长时间的沉寂看作是一次走向成熟的卧薪尝胆，但这样的善解人意怎么看都像是一种欺人与自欺。
    为何不能将“先锋”进行到底
    一场轰轰烈烈的“先锋”狂欢就这样匆匆地过去了。先锋老亦？尚能写否？在这拨“先锋派”作家中，年纪最大的现在不过50出头，小的还不到40。为何我们的“先锋派”不能将“先锋”进行到底呢？而西方的作家们却能活到来写到老，写到死呢？
    晚年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仍以口授的方式继续文学创作。英年早逝的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城堡〉。就算是曾因生计所迫为通俗小说杂志写过大量“吓人故事”的福克纳，在64岁的花甲之年，还花了很大力气写作《寓言》。尽管这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却是一次光辉的失败。
    我们的“先锋派”们似乎缺少了点至关重要的东西，当然不是体力与时间，而是缺少真正的先锋精神和坚强毅力。与这些大师相比，我们年轻的“先锋派”们个个都是识时务的俊杰。时尚不再便激流勇退，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勉强维持当下的弱势写作，不如抱着已在国内国际日益走红的名声，一版再版三版从前的强势作品，捞一点更实惠的好处，在滚滚而来的版税中永生，也算是对先锋文学的一种特殊“缅怀”。
    “先锋”不是文学的一个时尚符号，也不是一种文学潮流，更不该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缅怀和驱之不散的文学幽灵。“先锋”该是一种独立、自由、执著的探索精神；一股走在时代最前列、不断超越前人与自我、不怕失败，用文学说话的勇气；一种甘于粗茶淡饭和寂寞生活的殉道精神。我们要的不是像谁，而是“青出于蓝”和“原创”，更不是把已经冷了的饭换锅后重新炒热，而是要里外全新。
    “先锋”的不一定就是边缘的，畅销的也不一定是通俗的。我们暂且抛下博尔赫斯、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不说，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先锋”一定不是模仿的、流行的、温情脉脉的、可复制的，而是独创的、反叛的与不可重复的。
    不是“先锋”一词、不是我们身处的特殊时代、我们的读者让“先锋派”难堪，也不是力不足，而是“先锋精神”已逝。心无欲、心无余，力又从何而发？别墅、名车、“空中飞人”的幸福生活已让昔日的“先锋精神”和我们的身体一样臃懒不堪。
    也许，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大师的原因吧！尽管我们都不愿承认，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真伪“先锋”
    “中国当代没有真正的‘先锋派’，他们有限的叛逆意义几乎起不到挑战作用，他们不但是人们，更是他们自己急于忘记的殉道者。”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这段不客气的话，似乎道出了“先锋派”为什么匆忙偃旗息鼓的原委。
    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在这些头顶“先锋派”桂冠的作品中窥视到博尔赫斯、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夫卡、海明威、塞林格等外国大师的蛛丝马迹。曾经浩浩荡荡的先锋思潮和貌似“形式”的探索，不过是对域外现代文学形式的一次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的简单沿袭和聪明摹仿；只不过是一次证明自己卓尔不群的话语狂欢。而“先锋派”一窝蜂地遁入历史回避现实生活的创作动作，也使他们丧失了持续下去的能力。“他们根本无力对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深刻性方面提供任何具有意义的想象。”（陈晓明语）
    另一个足以证明中国“先锋派”是“伪先锋”的证据是：“先锋派”与影视的“联姻”。继莫言借着电影〈红高粱〉的东风为全国人民熟知以后，苏童、北村、余华等“先锋派”代表作家纷纷触电，他们的作品先后被“民俗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从而完成了从“先锋”作家到“明星作家”的身份转变。尝到甜头的“先锋派”作家们与影视的关系越扯越深，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
    我们不是说中国的影视是不艺术的，是庸俗和世俗的，但至少是不够“先锋”的，是通俗和消费的。我们的“先锋小说”之所以能被影视剧看中，不是因为导演有点金之术，而是小说中本身就存在着能取悦大众的可能因素。这恰恰是与“先锋”精神背道而驰的。更可悲的是，一些“先锋派”作家被利益诱惑，干脆充当起某些大导演的御用作家，争先恐后地写起了电视剧。
    “先锋派”作家的幸福生活
    从影视上名利双收的“先锋派”们，轻松地告别了小康，在通往百万、千万福翁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这劲头自然要比写小说大得多了。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撑腰之后，苦行僧般的生活就此结束，曾经备受摧残的精神也随之悠闲起来。写作成了一种休闲，肉体终于能与精神一起过上美满富足的幸福生活了。
    余华别着骑士勋章，到处演讲，最后躲进北京郊外的别墅享清福，写几篇游记和随笔，也算是拳不离手。在清华园传道授业的格非，则时常以交换教授的身份在意大利、法国、韩国旅行游历，享受着他的高级孤独。而那个被称为中国“先锋小说”第一人的汉人马原，似乎已武功尽废，除了开着新买的宝马车到处兜风之外，便只能把在同济课堂上的讲稿整理出来，然后隔三岔五地挥舞两下他的“虚构之刀”，和同学门聊聊西藏的故事和年轻时的大师情结。当然，对外只能一致宣称：闭关。
    “先锋”真的回归了吗？
    就在不久前，沉寂了十多年的“先锋派”代表人物格非终于推出了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游走在先锋边缘的老文青徐星，也出版了他的长篇《剩下的都属于你》。有人说“先锋”又回来了，“先锋文学”的又一个高潮已悄悄来临。这话似乎说得有点为时过早了吧！是骡子是马，遛了才知道。商业化的宣传、对读者（销量）的顾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日渐空洞退色的想象力，无论如何都会给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写作”带来负面的影响。
    到底是“真先锋”还是“伪先锋”。到底是“先锋到死”还是过把瘾？到底是一次真正的“回归”还是一次飘扬着“欲望旗帜”的暗渡陈仓和商业策略？在格非、徐星再次扬起的淡淡的“先锋”尘嚣中，一起回来的除了那两具曾经“先锋”过的躯体外，是否也有我们呼唤的“先锋”精神，我们忧心忡忡，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