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面子与文化的底子

    
    这个时代的一些文化名人很讲究面子。尤其凭借着电视传媒载体提供的便利，更加耐不住寂寞，踢开冷板凳，直走到荧屏前弄景，还不无感慨地说：这比先哲孔子坐牛车奔波于各国的讲学可进步多了。其实那种凡事紧张的功利心态，不知道距离孔子的从容淡定要有多远。
    近日看了几次电视访谈节目，节目主持人解释体育比赛说，运动员在比赛中所以有战胜美国队的强烈欲望，就是因为他们平时面对浑身优越感的美国人丢失了面子，硬要在赛场上找回来！原本属于体育范畴的竞技精神，竟被曲解成政治的附庸和民族的快意恩仇！对于这样明显的谬误，作为节目嘉宾的一位当今快成了电视明星的文化名人，不仅赞同并且以文化的名义给以附会阐释。这对于一个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的文化人，面对自己不甚精通的文化领域随意进行比附是很失体面的。现在的一些文化名人啊，只要在某一领域有了知名度，人们就期待着他能诠释世间万象，而文化名人为了面子也就毫不犹豫地强撑着，这真是一个“粉丝”崇拜明星的时代！
    其实，中国传统的文化名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很注重文化内涵的。尽管过去的纸质媒介无法和现在的信息传播同日而语，但在古人身上透显出极强的自信，这是因为他们只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张扬个性，高蹈理想，仰天大笑也能立在天地间。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王勃虽“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然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率性让后人企羡。他们流传千古就是因为有特立独行的人格，有着极深厚的文化底子，哪里需要外在面子上的装点，与其在面子上强撑，不如好好修修自家功课。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人物都秉承了这个基本素质，摒弃了面子上的炫耀，注重个人的内在文化修行，把学识深厚且不拘礼法当成一种文化性格写进典籍中世代传承。
    因此，看道家学派的人跑到深山密林去归隐，做闲云野鹤一样的文人，倒也洒脱。寂寞了找几个朋友聚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虽说也有些作秀的嫌疑，但毕竟是给野外的山水注入了书卷气，身子是清洁的，身外也是清新的，表情是闲适的。即使少了些人前露脸的机会，但他们那极有韵味的琅琅书声也能跋山涉水地来到世人面前，有的竟穿越千古，流传至今。你看庄子走在山阴道上的神态，那种优游和气度不仅倾倒了奉命恭请他做官的楚国使臣，更让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仰望，虽槁项黄馘，却口吐莲花，心游万仞；即使取类设喻，也能落崖惊风，幻化万方，那真是站在文化长河上游的一道绝佳风景，他太真实了，直把面子承载的沉重负担尽甩脑后，而守住的是自由的高贵，人性的尊严。
    其实，越是有成就的人越是顾及脸面，这是常理，只是有些人能清醒地认识到生命之中有比面子更重要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舍一时之面子，而成就千古之大业。据史载，唐太宗曾有好几次在后宫发火，下决心要把常让他丢面子的魏征杀掉，魏征屡犯皇威，屡次在人前让他下不来台；可每次生气后冷静下来，他能反省出魏征批评的深刻用意——那是做臣子对皇帝的忠心！反过来讲，如果皇帝有包容的雅量，得有多少魏征为朝廷尽职尽责啊。因此皇帝可能失掉的是一时的面子，但是他得到的是一面反观自己得失的明镜，一面烛照历史的明镜；舍弃些许面子，坐拥历史上的大唐盛世，这真是一种智慧。
    从这点上讲，中国现代文人特爱面子确实丢了一些本该继承的传统。眼睛太关注一些面子上的东西，胸襟就变狭窄了，做事也少了章法。据《世说新语•容止》载，三国时曹操接见匈奴使臣，“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接待完毕，曹操派人问使臣对魏王的印象如何，使臣回答：“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若早知别人有如此的慧眼，何苦要制造些假象装门面？且不管这个故事真实与否，但是给那些太爱面子的人上了一课：能否“雄远国”，相反，过于注重面子上的掩饰往往成为点缀史实的笑话。
    世人注重面子是不分民族和种族的，关键是要在足够的文化底子之上来整容，这样言谈举止中才能流露出人们期待的惊喜。尽管不同文化都在宣扬个人价值的实现，但这种价值的体现都是讲究文化内涵的，这才是能够输出的民族形象。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说“面子”》的文章：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如此说来，文化人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受到世人的尊重，作为一种文化的路标立在那里，就必须要注重自己的文化底子。其实，民族的形象立于世界之林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