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是一篇精妙绝伦的赞美词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多年来，一直被选入初中语文教材。在分析这篇文章时，人们大多认为文章主题表现的是作者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虽处逆境仍不计个人得失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其主要依据就是文中的最后一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诚然，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从教育学生的忧国忧民思想出发，就应当这样分析，引导学生向这方面理解。
    然而，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是偏颇的。至少并不全面。如果照这样分析，那就会令人感觉这篇文章前后的内容有矛盾。
    文章开头写：“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取得这样好的政绩，“乃重修岳阳楼”，并且又邀请范仲淹“作文以记之”。
    这段文字平铺直叙，简洁明了，看似平淡。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去细加品评。但是恰恰就是这个段落，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疑问：能做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不会只有滕子京一个人。范仲淹对这个政绩，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滕子京为什么只邀请范仲淹“记之”，而不去邀请别人？范仲淹要记的话，就多记一些歌功颂德的话是了，为什么偏偏要在后文大篇幅发那么多的感慨呢？
    显然，照传统那样理解，后面的“忧”的思想感情与“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乐的意味不符。
    我认为，《岳阳楼记》这篇文章的忧国忧民思想是次要的。——它的主旨思想是赞美人，赞美的是滕子京。
    要真正体会这一篇《岳阳楼记》的本意，我们就不能不考虑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关系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两个人的遭遇等。
    范仲淹出身微寒，幼年丧父，靠自己发奋读书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他在政治上积极主张革新，兴利除弊。这就与当时的保守派发生矛盾。他性格耿直，不畏权贵。这对于仕途中人并不是好事。因此他得罪了权贵，在仕途上屡糟坎坷，几遭贬谪。但是，范仲淹并不失其忧国忧民之心，励精图治之志。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励。这是他的主流思想 。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力主革新，在政绩方面颇有建树。
    范仲淹以如此之人格，在政治生活中，恐怕难以找到与他志同道合，用现在的话，可称为“同志”的人了。而且在几遭贬谪后，许多跟他关系不错的人，也都渐渐地疏远了。这不能不更令范仲淹感到悲凉与失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无论遭遇如何，也不改自己志趣，仍然能够积极进取，成绩颇显的时候，范仲淹就会赶到莫大的欣慰，自然就会给予许多嘉许赞扬。
    竟然就有这样一个人。虽然极为少见，几乎是绝无仅有，然而毕竟还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滕子京。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曾共同防御边郡，抗击西夏的入侵。两人都学高耿直，志趣相投，素来友善，互为知音。滕子京因事被人劾奏，范仲淹力保不已。但最终的结果是，滕子京被贬到了岳州，也就是《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巴陵郡。第二年，范仲淹就被贬到了邓州。两人可称为是：“同是天下沦落人”了。而在这当中，范仲淹一直牵挂着滕子京。因为滕子京在被贬时“愤郁颇见辞色”。范仲淹惟恐他因而再罹祸端。
    幸而，滕子京没有让范仲淹失望。他在被贬到岳州以后，依然是尽职尽责，努力政务。也与范仲淹那样，颇有建树。只用一年多，就使巴陵人民安居乐业。又成功扩建了岳阳楼。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所以就写信给范仲淹，特请范仲淹“作文以记之”。也许滕子京的本意就是让范仲淹记录一下关于岳阳楼方面的东西，以便让人多了解岳阳楼。但是范仲淹的思想远不在此。他的思想更是在另一方面。
    既然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他也就希望别人会这样。谁能够这样做，他就会感到非常高兴。滕子京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至少在巴陵这个地方是做到了。能做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体表现。这是可以名垂青史的工功德，是值得称颂的。而范仲淹作文的出发点也就在这里。
    《岳阳楼记》的第一段，写滕子京在巴陵取得“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样的成就，只是在“越明年”，即一年的时间里。范仲淹当然是带着满怀喜悦的心情来写的了。无论作者心里还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在这里替滕子京歌功颂德是不容置疑的。下面写“巴陵胜状”，范仲淹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只是用“前人之述备矣”一句，节省了许多笔墨。因为范仲淹本来“作文”的用意也不在此。
    下面又写仍然有“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里的“情”与什么有异？我认为，这个“览物之情”就是指下面的两种情况。即“霪雨霏霏”时的“感极而悲者矣”和“春和景明”时人们的“喜洋洋者矣”之情，这是人之常情。
    “得无异乎？”句。作者在这里说：有没有人不是这种感情呢？也就是说，超乎常人的感情呢？答案是肯定的。有。这个人就是滕子京。
    但是超乎常人之情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一种似乎过于超脱，类似道佛。而其真正原因是，这种人的心思纯粹在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者并不赞成这一种，因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意思是没有乐的时候，不符合人的感情需求。另一种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种是抛开个人喜乐，把国家和人民的喜忧放在心上，先替百姓解忧，，在百姓得乐以后，自己才得乐。这正是范仲淹极为赞许的。百姓之忧是什么？无非就是不得安居乐业，政不通人不和。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不是简单一句话就完事。做起来实在太难了。而滕子京做到了。至少滕子京在做法上，和范仲淹是不谋而合。在当时的情况下，滕子京能实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美好愿望，的确不容易。这也是范仲淹极为赞叹的原因。“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意思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滕子京之外，再有谁和我是同道之人呢？或许当年的大宋朝不止是这么两个人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但是在范仲淹的笔下 ，我们看到的只有这滕子京一个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范仲淹对滕子京的极其推崇赞美之情。也许滕子京这面并不想得到范 仲淹这么高的赞誉，但是范仲淹就这样写，至少给他带来安慰和鼓励。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岳阳楼记》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叙写滕子京“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政绩，借写人们对岳阳楼景色的不同感受，突出表现了滕子京勇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实干精神，表达了对滕子京热情洋溢的赞美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