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低潮、复兴到衰败

    科考在元朝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开科取士的传统基本上被取消，读书人流落民间，说评书，写剧本，当时给人分阶层，九儒十丐，读书的只比要饭的强一点，关汉卿在《窦娥冤》里写的“地也，你不分好歹枉为地。天也!你错勘愚贤枉做天。”其实也是读书人对自己生存状况的不满。
    形势在明朝得到了改观，尽管明太祖朱元璋会经常把读书人出身的大臣们在朝堂上脱下裤子打屁股，杀起人来也厉害，但他毕竟恢复了科举制度，给了读书人向上的路，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明朝亡了国，那么多读书人愿意殉死或者终身不仕。
    明朝的科举制度并非全是毁灭人才，这一制度下甚至也出现了王阳明、于谦和史可法这样善于带兵的进士。但这种完备的科举制度已经出现了一种暮气：中国的青年人除了做官外难以有“有出息”的职业，除了科举考试没有别的选择。
    在同一时代西方的年轻人则有很多人生选择：当海军、当工场学徒、当药剂师，甚至当海盗在当时都是有前途的职业。中国就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老科场笼罩下，丧失了腾飞的机会。科举已经在不断落后于这个时代，清朝作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出了科举文化笼罩下中国读书人心灵的扭曲，蒲松龄能写出《聊斋志异》这样好的小说集，却一直没有中举，到老了只获得一个“科举考试热心参与奖”，因为考试多次年纪太大而获得相当于举人的待遇。吴老和蒲老认为罪在科举，以为科举不再，中国人便没有了这种心灵扭曲。其实这种科举意识、考试情结，已经内化成为了中国民族的性格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