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科举时代的考试情结

    中国人是如此地看重科举和考试，以至于洋务派到维新派每次组织留学或者开办学堂，都要规定本次计划选拔的人才是相当于秀才、举人还是进士，以至于《阿Q正传》里，假洋鬼子拿回来“柿油党”的顶子，老百姓都要说是顶一个翰林。
    抛开腐朽的考试内容，科举作为一种文官选拔制度有其合理性。孙中山在考察了西方政治制度之后，认为西方的文官制度其实来自中国科举，回来就在三权分力之外加了两权：弹劾和考试。自然说明孙中山心目中考试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认识到，在中国人心中，对考试公正的追求，往往比对其他公正(比如财产)的追求要迫切得多，而且更为理直气壮。
    按照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说法，哪个官员要是敢不公正，坏哪个读书人的功名，城隍或者阎王就会派小鬼把害人的人拘去虐待，这是当年许多读书人和老百姓都相信的一点，而官员在考试上舞弊也会遭到重罚。单从公正性说，科举考试是严肃的和有效的。
    但是现代国家的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教育制度和大量出色的人才，这是老先生办私塾从《百家姓》教到《中庸》的旧科举模式完全负担不了的。西方的近现代教育在晚清时期引入了中国，颠覆了过去旧的教育模式。近代教育越来越具有指向性，考虑到社会需要什么人才，而后朝该方向培养，这一点和过去“用传统培养人”、“让举子代圣人立言”的方式完全不同。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人口又多，从民国时代到今天高等教育多年以来没能完全普及，校园之外，求职和职场发展无不充满着考试，此类的考试竞争性越来越强。
    比高考更接近科举考试的，是公务员考试——中国今天的文官选拔主要是依靠这一考试实现的。公务员考试近几年来越来越火，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已经出现了周游全国各地的模范参考者。中国人的考试情结还将和这种“现代科举”一起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