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运动想到的

“五o四”即将来临，回顾中国近一个世纪来走过的历程，给当代中国予以适当定格，应该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不无裨益。
五四运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可谓颇合时宜，因而颇得人心。自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打跑了帝国主义列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沧桑磨难，丧权辱国时代暂告一段落，国民终于有了主权；“反帝”任务可谓基本完成。“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从“反帝、反封建”的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并没有完整地站立起来，而只是爬了起来，喘了口气而已。过了不久，在“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红太阳”的万丈光芒照耀之下我们又趴下了。或者说，一只脚是站起来了，另一只却一蹶不振了。
推翻帝制，赶走末代皇帝，并非意味着“反封建”使命的完成。当今世界，远的有西洋的大不列颠，近的有东洋的倭寇，还有袖珍国如卢森堡、荷兰、比利时等都还留有君王，但它们绝非封建专制的国家。政权与治权分离，共和宪政已成国基。
专制制度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两者几乎是同义词，而帝制只是封建社会形态的形式之一；所以，只要有专制独裁的存在，封建专制的阴影就不会散去；因而“反封建”的任务，就远未结束。仅仅将推翻帝制视为“毕其功于一役”，未免过于天真。斯大林时代的专制独裁程度远不亚于彼得大帝，希特勒之专制独裁也决不逊色于历代普鲁士君王；个人崇拜，一党专政等均是专制政体的前提条件，而专制政体乃是封建制度的余毒。
五四运动还提出了“德先生、赛先生”。在此姑且不谈“德先生”，因为此先生离吾国国民意识相距甚远，阿Q子孙后代的香火依然旺得很。此时谈民主政体等近乎天方夜谈。即便是“赛先生”也步履维艰，迟迟未能光临。科学是一种求真的理性精神。凡是失真的东西就是缺乏科学精神，昔日大唱“大炼钢铁，赶上英美”，举国欢腾，此其一；今日所谓的“科教兴国战略”被视为国策，即其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科学精神，无从谈起。古今中外，综合国力的竞争乃是制度的竞争；从商鞅变法的制度创新到秦的一统天下，还有英美崛起打败老殖民主义等，无不是后来居上，后发优势。没听说有过科教可以兴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成功案例。洋务运动，甲午海战便可佐证。时代已迈进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竟连洋务运动都不能超越吗？
科学精神的另一体现就是法制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法制观念是对事不对人的，也是求真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以公平、公正的法制建设为前提的。然而，在一个集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于一身的官本位社会里，有政党企业、政府企业的介入，大有鲨鱼吞虾米之势；垄断行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此的市场经济运行不可能有fairplay；而一定是foulplay。再说，以官为本位的社会机制也是封建遗毒。蝗虫般的贪官污吏，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席卷中华大地；无官不贪，与古代社会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亦即由此机制而来。不是说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各级党校培养出来的吗？有什么样的教练员就会出什么样的运动员，师徒传授，解惑布道，可见一斑。还有，“左手管右手”的自我监督机制失灵，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我们已进入了以法制建设为前提的市场经济阶段，实在为时尚早。对此，五四运动请来的“赛先生”一定望尘莫及。
况且，如今的“北大”早已成了“学阀”，安得设有林琴南、辜鸿铭、梁漱冥等之类大师的教席乎？“学而优则仕”，欺世盗名等利禄之徒，比比皆是；“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已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以斑窥豹，余岂足道哉？未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诸先生在九泉之下于此作何感想。
此外，五四运动的初始意义是一场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推广白话文，给了中国传统文化以致命一击；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异端，得以在中国传播而大行其道，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可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文化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导致我们今天仍处于文化真空的社会。教条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后果也是祸福参半的。新文化建设的任务远未完成，其具体表现在：当代中国之各阶层人士的人生价值取向，一片迷惘；几乎人人都是迷途羔羊。以人文终极关怀的，以批判社会为己任知识分子群体无法聚集形成，整个社会缺乏应有的“良知”，因而笼罩在整体失落感的氛围之中。我们仍处于一个文化价值系统的“失乐园”。作为一场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建立起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