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赵树理

    
    赵树理是山西人，也是太行山人，说到太行就有了河北一份儿。从1937到1949这十二年，赵树理先后在太行区委、北方局党校和边区新华书店工作。冀西人习惯把赵树理看作自己的作家，赵树理也多次自称：“我是农民出身，是在华北的太行山区长大的。”
    我在邢台上高中时，班上好多同学是武安县人，武安与邢台县山水相连。他们说上小学时经常看见赵树理，老赵还把老婆孩子接过去住。有个同学是赵庄人，说老赵在他们村搞土改，住了一年多，还是工作队的领导。赵树理留着分头，经常不梳，粗布对襟褂子，棕色旧毡帽，趿拉着旧布鞋，端个大烟袋锅子。经常出现在田间、饭场和老百姓炕头上，也去巫婆神汉家中，好像一个和事佬。夜里趴在棉油灯下写作，鼻孔熏得黑黑的。写累了到合作社买一碗白酒，一饮而尽，也不就菜。喝罢抹抹嘴往回走，逢人便问好。群众说他像济公，一次，去冶陶开边区群英会，门岗看他衣帽不整，挡住不让进。
    老赵说话像他的小说一样幽默，妇女会没人发言，他就拐弯抹角地启发。说旧社会妇女没地位，就在茅坑里顶个人。外边问：里边有人吗？里边答：有哩！来到大街上就不顶了，问谁发言，没人吭声。赵树理在赵庄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调查报告《民主整党在赵庄》，一本是小说《邪不压正》。小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有一户中农，闺女长得俊俏，村干部想占她的便宜，不从就把她家划为富农，扫地出门。老赵了解实情后，定为错斗中农，力主纠偏，处分了坏干部，为闺女找了个对象。结婚那天，还从他们边区新华书店拉来一匹大红马，让闺女骑上，风风光光走了四条街，使政策深入人心。
    邢台是当时太行区最大的城市，有个叫王量宏的副市长，是赵树理长治师范的老师，闹学潮时曾经掩护过他，所以赵树理经常来邢台看望老师。1956年春天那一次，在地委礼堂开座谈会，到会多是师范和一中的学生，我也有幸参加。先由王副市长介绍，说赵树理是长治师范的学生。长师出了个赵树理，文学家。赵树理在学校就是个传奇人物，入校时别人都是赶着马车报到，唯独他一条扁担挑着行李，二百里山路一步步走来的，可在一百名新生中，考试成绩高居第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床上床下都是书，大部分时间被书埋起来，外号“赵子曰”——老舍先生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学富五车，可是家里穷，二十岁前没吃过一片肉。
    赵树理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走出来，与王副市长介绍的不同，已经戴上前进帽，穿起中山装，也许是进了京，当上中国曲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副主编，需要讲究一些。但是坐下来，帽子一摘，扣子一解，还是那个万人迷，一口地道的晋东南话，满嘴笑话、顺口溜，逗得全场哄堂大笑，一阵接一阵。座谈会主题是《三里湾》，《人民文学》连载后刚刚出版，正是街头巷尾说老赵的时节。真不愧为中国语言艺术家，高深的道理，从他嘴里出来，三言五语，一两个比喻，就变得简单明了。关于长篇小说叙述方式，戏称自己是卖盆的，大盆套小盆，讲故事有头有尾，循序渐进，环环相扣。问到怎么学习群众语言，他说处处留心，用心记也用本子记，记下来就是法宝，用到点子上就会出彩。
    问到为什么只写农村题材，只走通俗化、大众化一条道。赵树理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山区老百姓，平时萝卜白菜，红白喜事粉条豆腐，习惯成自然。你叫他吃鱿鱼海参，腥气，犯胃。十几年前我就拿定主意，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态度，至今初衷不改，为农民写作。”他还特别强调要通俗不要低俗，为农民写作也要讲品位，什么品位的东西放在什么位置上。茶壶摆在茶几上，夜壶放在床底下，不能摆在茶几上，台下哄堂大笑。
    赵树理在“文革”中受到批斗，含冤而逝。2008年我去晋城开诗词研讨会，专程到沁水县加丰镇尉迟村，早出晚归，在老师的故居和墓地整整待了一天，流连忘返。一个伟大的灵魂工程师，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走出，上过天堂，也下过地狱。活着有家难回，死后入土为安了。村东的沁河干涸了，一位著名的语言大师无话可说了。只有村西的凤凰山还挺立着，骄傲着，这里出过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时代的农民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