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的重要流脉

    有人说，欧洲是海洋文明（即蓝色文化），中国是大陆文明（即黄色文化）。其实，当我国的妈祖文化产生，保佑祖先远渡印度洋经商的时候，在欧洲大陆的江河里还少有船只航行。
    林默傍海而生，在大海的哺育下成长。自幼“资慧颖悟”，豪气勇敢，乐善好施，精于航海。其生，为救海难而生，16岁便可“飞渡大海”，“多于水上救人”；其死，因救海难而亡；宋雍熙四年（987）“升化”后，又成为“司海之神”。据《日下旧闻考》载：“宋徽宗宣和间，路允迪使高丽，八舟溺其七，见妃朱衣坐桅上，舟藉以安。归闻于朝，赐祠额名顺济。”以后神绩显赫，海内普遍祭祀之。自宋代妈祖文化诞生以来，历经千年而兴盛，传承至今，是海洋文化的重要流脉。
    在元代的海漕中，妈祖文化是佑护之神。海漕从江南到直沽，再转京都。路途长、风浪大，海盗抢劫，行漕犹如“海上亡命”。元至元十九年（1282），初开海漕时，船大者不过千石，小者300石，自刘家港出扬子江，盘转黄连沙嘴，月余始至淮口。再过胶州牢山、延真岛、九皋岛、刘公岛、沙门岛，放莱州大洋，两月余抵直沽，实为繁重，人多恐惧。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朱清、张瑄等，改变海路，自扬子江开洋，经黑水大洋，莱州大洋，一月或半月到直沽。海路缩短，运量增加，一岁两运。但因多走大洋，尤其黑水洋，风险依然甚大。
    元代臧梦解《直沽谣》描写了海漕的险恶：“沓沓东入海，归来几人在？……风尘出门即险阻，何况茫茫海如许！去年吴人赴燕蓟，北风吹人浪如砥。”“今年吴儿求高迁，复祷天妃上海船。北风吹儿坠黑水，始知溟海皆墓田。劝君陆行莫忘莱州道，水行莫忘沙门岛。”（《天津县志》）当时，在没有其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妈祖便成为行漕的保护神。所以开洋之前，“省臣漕臣，斋戒卜吉于天妃灵慈宫，卜既协吉，乃率其属鸣金鼓以统，漕建纛置牙，莫敢后先”。
    随着漕运的进一步发展，天妃不断升温。妈祖文化，从主要是漕臣官员信仰，发展到商民的信仰。妈祖文化是经商的人们祈求安全之所想，是有苦有难的人们免灾求福的精神寄托。妈祖文化的群众性信仰，使妈祖文化、妈祖海洋文化，进一步扩大化、常态化。在天津天后宫正殿内，曾经放有“奉纳船”。传说一个广州的古董商人，携带古玩珍宝，乘船过海，在黑水洋遇到风暴，便呼喊娘娘而得救。他在直沽天后宫还愿时，奉献了木船，表示将满船珍宝献给娘娘，被称为“替身船”。此后，其他商贾便仿之。
    妈祖的官祭高潮，妈祖海洋文化的信仰高潮，出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既要渡过大海，又要远渡大洋，风浪滔天，路途浩渺。要保证航海的安全，除了大型船队、高超海运技术外，要有妈祖文化的凝聚力、作为力和妈祖文化的巨大精神支持。因此，每次下西洋之前，郑和及其船队都要在刘家港天妃宫或福建长乐天妃宫，虔诚祭祀海神天妃。如永乐三年（1405）7月11日，在刘家港“天下第一港”，郑和及其208艘船，自然排列成燕形；长约44丈4尺，宽约18丈的宝船居中，二百余艘坐船紧紧围绕四周；庞大舰队成员多达27000名官兵；还有几倍于船队的船夫，以及钦差大臣和当地官员；并有从事贸易的商贾、随郑和而去的藩王、使节和随员等。他们都毕恭毕敬地在天妃宫妈祖神像前，焚香祷告，祈求妈祖保佑远航安然。然后，便浩浩荡荡驶向浩瀚的大海。
    明永乐十三年（1415），罢海漕而专事河漕。虽有后来郑和的下西洋，但海运已是断断续续。
    清代，是妈祖文化信仰的又一高潮，天后宫的香火异常兴盛。天津成为妈祖文化信仰的北方中心。清光绪十年《津门杂记》载：“天津系濒海之区，崇奉天后，较他处尤虔。”清代妈祖文化鼎盛，可以找出很多原因。其中，海漕的开禁，是重要因素。据乾隆《天津县志》载：“康熙元年，覆准漕船出境、入境，天津南北沿河道官，五日揭送仓督磨对。”乾隆年继续海漕，并解除奉天赴天津米船海禁。康乾盛世，京城所需漕粮巨大，只有海漕才解供需。“外郡之粟以实京城，数日以广。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岁以数百万石计。”（《日下旧闻考》）作为海神的妈祖，其海洋文化信仰，堪为“神光飘渺隔沧瀛，士女欢娱解送迎。雾隐七闽潮上下，云开三岛画分明”。（清代于豹文《天后会四十韵》）
    从古代扬帆到现代航程后，虽危险性减小，但机船的海难依然时有发生。在航海灯塔出现之前，妈祖就是航海人们心目中的灯塔。妈祖文化，成为海运者渡过茫茫大海的信仰文化和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