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学术史的反思与超越——《清代〈孟子〉学史大纲》评介

    
    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李畅然的《清代〈孟子〉学史大纲》一书。此书之研究对象虽仅限于有清一代之《孟子》学，其意义却早已超乎断代学术史的界限。尤其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种种研究方法与理念，足可为类似的学术史研究树立范式，提供借鉴。
    在本书出版之前，已有学者专门针对“清代《孟子》学”这一课题撰文著书，但均采用了“以例代史”的做法，选取若干代表性著作进行专门研究，以此梳理出清代《孟子》学之概况。但这些所谓的代表性著作是否真能代替清代《孟子》学的全貌呢？当我们面对清代流传至今的数百部《孟子》学著作时，这些散点研究的价值又当如何估量？一旦提出这两个疑问，我们便能够发现《清代〈孟子〉学史大纲》一书的意义。因为此书最引人注目之处即在于对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把握。
    为此，作者不惜花费四个月的时间爬梳前人书目和现有的馆藏信息，从中整理出2500多条版本及馆藏资料，共涉及清代《孟子》学著作863种（详目可见书后附录），其中作者亲加目验者就有100多种。作者正是在这一扎实的基础上开展对清代《孟子》学史的整体描摹的。作者之所以不满足于散点分析的著史方法，而以目录探查为基础，实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古人在提笔著述之时，会直接地受到前人和他人之著述传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过去的研究当中较多地偏重于名家名著的影响，何况所谓‘名’又多以今人的眼光来确定。目录学使我们的眼光跳出传统的学问大家的范围，跳出传统的义理与考据对垒之成见，从而更接近于历史本身。”（《前言》页2）
    倘以若干代表著作为例带出学术史之面貌，此种方法实存一巨大危险，即：代表作的选取标准从何而来，会不会带有研究者先入为主的观念，由此而得出的对学术史的总结概括岂不陷入一种循环论证的“怪圈”？好比我们事先将所有著作分为考据和义理两类，从中各自选取典型案例，这便已带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清代《孟子》学史是可以明确分为考据、义理这两大类的。然而，考据与义理之对垒在“清代《孟子》学”这一课题中是否真如想象般那么明晰，这样的分类又是否真的可靠？最后得出的结论岂不就是在证明自己早已预设好的前提？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循环逻辑，李畅然不惜下苦功，对清代《孟子》学著作做了拉网式的清算和整理，在事实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得出结论，这样的结论方是信实可据的。作者的这一做法不仅是对此前“以例代史”研究的超越，甚而也是对学术史传统写作方法的颠覆，其意义不可小觑。
    具体来讲，作者先尽可能考证出这863种著作的成书或刊刻时间，再将它们安插到清代的十一个时期中，并依据书目探查阶段所积累的实际经验将每个时期的著作分为偏义理类、普通考据类、特种考据类、四书典故类、初学类等若干小类。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每个时期各个小类的著作数量进行统计，从中摸出清代《孟子》学史的发展大势，得出各个时期不同学术力量之间的消长关系。这就是全书第三章“清代《孟子》学著作总说”的基本任务。在这一章里，作者不仅为我们解释了分期和分类的依据，而且还独出心裁地将解经著作分为“传注体”和“子学体”这两大体式，并对“义理”和“考据”做了重新界说。作者认为，在清代《孟子》学著作中，“义理”和“考据”的分界并不明晰，且与具体的解经体式不存在必然联系。
    基础理论和全局大势铺就之后，作者便在接下来的第四章“清代《孟子》学著作分期详述”中对每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介绍。概而言之：⑴顺治到康熙前期，偏义理著作占据绝对优势；⑵康熙后期，偏义理著作进入繁荣时代，偏考据著作也有较大发展；⑶雍正年间，偏义理著作达到顶点，考据类著作无大发展，惟有四书典故类著作保持上升趋势；⑷乾隆前期，偏义理著作较之康雍略有逊色，四书典故类著作步入繁荣，普通考据类著作较少；⑸乾隆后期是清代《孟子》学史的重要转折点，偏义理著作急剧减少，偏考据著作则略有增长，其中特种考据类著作不少；⑹嘉庆年间，普通考据类著作的数量首次超过义理类著作；⑺道光年间，是偏义理著作的第二个高峰，也是偏考据著作的顶峰；⑻咸丰年间，义理类大幅减少，考据类也开始萎缩；⑼同治年间，相比于咸丰朝，义理类略有回升，考据类继续萎缩；⑽光绪前期，相较于咸同，义理类著作有较大增长，考据类则基本持平；⑾光绪后期到宣统年间，义理类著作达到第三个高潮，普通考据类则降至道光以来的最低点。
    最后，本书最富特色之处集中体现在了第五章——“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四个问题”。作者在此章中，结合前面的学术史叙述，从四个方面做出理论升华。尤其是其中的第二个方面“清代考据学与王学同属前近代的思想解放潮流”和第四个方面“清人解经方法平议”，不仅适用于本选题，亦且适用于整个清代学术史，具有更加普遍的学术意义。
    然而，本书并非没有缺失。笔者不揣冒昧，认为全书尚有两点不足之处。
    其一，全书篇幅安排有欠合理。作为背景铺垫的第二章和理论升华的第五章，所占篇幅将近正文一半，这使第三章、第四章对学术现象和具体著作的论述反而显得单薄。有些内容述之过详，窃以为实无必要。如第二章介绍清代《孟子》学的官方背景，其中对清代各时期文字狱的叙述竟多达20页，对一些与《孟子》学并无关联的具体案件也都加以详述。
    其二，全书对外部现象和宏观趋势关注较多，对具体著作的微观分析明显不足。这其实是作者就已反省过的问题，作者在前言中说：“本书大量的材料相对于《孟子》学著作而言是外部的。至于内容的文本细节，只有戴震、焦循、康有为等极其有限的几家解读得比较充分。有关那些微观的内容，当以十年之力另写一本书，与本书合而观之，始成完璧。”（前言页1）
    笔者也热情期待着李畅然下一部大作的问世。若两书合璧，定可将清代《孟子》学史中的诸多细节问题解释得更加清楚、全面，也定能启引后学，功裨士林。（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