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道，百年历史看天津（上）

    
    天津是个寂寞的城市。小洋楼的繁华与热闹似乎随着北洋政府时代的结束，慢慢归于沉寂。这座城市既缺少北京那种宏伟大气的庄重，又没有上海那种霓虹闪烁的繁华，也不像重庆那样山重水复，诡谲多姿；如果静静地融入其中，也许会有别样体会。
    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天津，如果要选择一个最能彰显城市魅力与历史品味的好去处，那自然非五大道莫属了。
    今日之五大道，其概念已非局限于几条马路，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在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管界内。五大道在历史上并非正式地名，只是流传甚广的一种俗称。“五大道”并不仅指单摆浮搁的5条街道，而是指天津市区南部原英租界内的一个风格独具的街区，包括总长17千米的22条街道，面积1.28平方千米。其四界范围是：马场道以北，成都道以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和南京路交口以西的一片地界。它的主干道路是以中国西南地区5座名城命名、平行并列的东西向道路：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再加上马场道。
    “五大道”具体指哪5条“大道”？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和重庆道；另一种说法，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重庆道和成都道。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五大道拥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不同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这里迄今仍保持着幽静别致的街区风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
    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
    俗话说，“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若谈天津五大道，就得从小洋楼文化说起。
    天津小洋楼诞生于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的硝烟中。是年，天津被开为商埠，英、法、美租界相继在天津海河西岸划定。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德租界分设于英、法、美3国租界的左右侧。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天津，俄、意、奥3国即以海河东岸所占领地区辟为租界。不久，比利时将俄租界以西大片土地辟为租界。九国租界位于海河两岸，分别按各自国家的风格特色，建起一片片的国中之国。租界洋楼，既是旧中国饱受凌辱的实证，也给我们留下了大批建筑艺术精华。
    这数千幢小洋楼几乎囊括了西方近代建筑的所有样式——英国中古式、德国哥特式、法国罗曼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古典式、希腊雅典式、近代摩登式，等等，风格迥异，千姿百态，争奇斗妍。因此，天津被誉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天津独特的城市景观被称为小洋楼文化。作为天津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式风情的小洋楼散布在五大道上，优雅而闲适，纵然褪去了历史曾赋予它们的厚重与沧桑，依旧美丽。
    天津花园住宅类小洋楼主要集中在原英租界的五大道一带。五大道小洋楼建筑群从诞生那天起，租界地所享有的特权和静谧幽深的街区环境，对清廷遗老遗少、失意军阀、下野政客、豪商显贵、名流雅士等，具有极大吸引力。他们纷纷来此筑宅建邸，安家×。这些欧洲建筑风格的住宅，其格局内又包容进许多中国元素，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林林总总，异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
    小洋楼文化所展示的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外国租界在市政管理、建筑风貌、公用设施、人文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显现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事物、新秩序和新理念，为原先封闭滞后的天津老城在向近代城市转化攀升的艰难行程中，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样板，激活了思想，注入了活力。
    时光背后的沧桑
    进入20世纪后，京畿门户、经贸都市、九国租界等重要的因素，使天津在中国的位置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首先，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府衙设在天津，这使天津俨然成为首都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其次，社会发展与朝政变幻，使天津租界成为理想的政治避风港；第三，河海相通，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海关的便利；第四，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呈现出无限商机；第五，华洋杂处，东西交融的租界文化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因此，天津成为清廷遗老遗少、下野政客蛰伏隐居；商界学界人士定居以开拓事业的首选都市。另有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寓居津门，从事社会活动。故依河枕海的津门为近代海内外风云人物荟萃之地。
    在地域狭小的五大道地区，就有4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即庆王府、林鸿赉旧宅、孙氏旧宅和顾维钧旧宅。
    人们常说，天津没有皇宫，却有座“庆王府”。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逐出北京紫禁城。溥仪迁居天津的次年，第四代庆亲王载振也携全家离开北京来到天津。他买下了清末大太监“小德张”在天津旧英租界剑桥道（今重庆道）55号的楼房作为住宅，这座楼房自此就被称为了“庆王府”。这是一座别开生面的花园式住宅，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三层楼房，楼东还有一座小花园。当年的大厅内，上悬御赐的“宝胄藩厘”、“徽猷翊赞”等匾额，下设小型戏台和宝座，布置华丽，古色古香。楼中还悬挂着清朝康熙皇帝御书的白居易诗句大条幅：“地僻门深沙送迎，披衣闲座养幽情，秋庭不扫携藤杖，闲踏梧桐黄叶行。”载振就在这座楼内锦衣玉食，观花玩鸟，直到1947年去世。
    这座楼最特别的是通往大楼正中门厅、用青条石垒就的17蹬半“宝塔”式台阶。作为当年的督建者和楼房的最初使用者，“小德张”为什么偏偏把台阶设计成17级半呢？原来，皇家的建筑等级是18级台阶，“小德张”既想攀龙附凤，又怕僭越皇权，所以故意少建半个台阶。据说在打地基的时候，为刺激工人好好干活，“小德张”说：“你们要把这地基打得坚固、打得牢靠，打一寸厚我就赏一寸厚的洋钱。”他果然说话算话，每天一到下午两点，“小德张”就带着现洋来工地巡视，然后将大把的现洋抛到基坑里，工人们纷纷捡钱，“小德张”也以此为乐。不过，银子确实没有白花，80多年后的今天，小楼依然坚固如初。
    孙氏旧宅就是坐落在大理道66号的和平宾馆。这是带有浓郁英国乡村庭院风格的大型别墅，始建于1931年，由安徽寿州著名实业家、通惠实业公司总裁孙震芳斥巨资修建。和平宾馆又名润园，1951年，毛泽东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就曾住在这里。毛泽东字润之，取名“润园”，就是为了纪念他。
    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旧宅坐落在河北路与重庆道交口。这是一所3层带地下室的西洋楼房，属英国别墅式建筑风格，其布局别致，造型精美。不过，虽在天津安了家，因公务繁忙，顾维钧本人并不经常居于此处。倒是他的家人亲友经常将这里作为落脚地。
    名人故居林立
    五大道地区作为近现代天津历史的一个典型的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浓厚的历史感是特有的；因为许多近现代名人都在五大道留下了足迹，几乎每幢建筑里都蕴涵着故事，充分展现着近代中国百年变迁。
    让人目不暇接的小洋楼只是人们认识五大道浅显的表象，曾在这里居住过的徐世昌、曹锟、顾维钧、孙殿英、张伯苓、张自忠等百余位中外名人和他们的故事才最能体现出五大道所蕴涵着的深厚人文历史。近代历史的风雨烟云，政治人物的浮沉逸事，似乎都镌刻在五大道地区幢幢洋楼斑驳的墙面上，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以及楼主的人生命运，时常引发观者的唏嘘慨叹。
    北洋政府先后下野的4位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都蛰居于津门，每当路过他们的寓所故居时，伴随着父老曾讲述的旧闻轶事，人们都会引发许多谐趣遐想_。
    黎元洪在津的别墅颇多，但都先后被拆掉，只剩下一座私人影院。据说他本人对武昌起义纪念日非常重视，每逢此日，便燃放焰火并放映电影，邀请亲朋与邻居出席共庆。1928年初夏，黎元洪脑溢血复发失语，6月3日病逝。6月28日，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他因此成为自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的第一人。
    徐世昌和曹锟的公馆都在英租界上，而且保存完好。徐世昌居住的那处寓所，极有特点。它是一座典型的英式别墅，无论是凹字形的陡削瓦屋顶，长弧形欧式观赏露台，还是清水砖墙，再有庭院里高耸的大树，所有的一切无不弥漫着秀丽典雅的欧式新自然风格，这也与他“文治总统”的称号相得益彰。举人出身的徐世昌其实是地道的天津人，就出生在老城厢里。后步入仕途，逐渐平步青云。他在当了4年的总统后，因曹锟恢复旧国会而被迫辞职，回到天津当起“租界寓公”。晚年的徐世昌吟诗作画搞收藏，闲时种种菜倒也自得其乐。
    曹锟的旧宅离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钟的路程。曹锟也是天津人。1924年，凭贿选当上大总统的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后来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下野，随后便回到天津隐居。起先，曹锟与三夫人住在一起，时间不长，就搬到四夫人刘凤伟这里，直到去世。曹锟的宅邸没有徐世昌宅邸浪漫，但因腰线采用立柱造型，并且顶层出檐，所以沉稳中透着股气势。
    曹锟的政治名声不太好，仅“贿选”二字，便使其打了许多折扣。再加上下野后初到天津时，他的两位夫人因争宠争财而大打出手，直闹得英租界一片硝烟。一段时间里，津门大报小报上都是曹锟家里械斗的消息。但曹锟却在自己的人生终结之时，高风亮节了一次。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急于在各沦陷区成立“治安维持会”，同时也想成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这就必须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出山，才能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抗衡。日本人想到了无论身份、名望都能与蒋介石相对等的曹锟。于是早年这条叫做达达克拉道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高级轿车，曹宅前也出现了许多日伪大人物，有“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有“河北省长兼天津市长”高凌蔚，有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少将部长喜多诚一，但曹锟或是闭门不见，或是大声斥责，坚决不当汉奸。1938年5月16日，曹锟在天津病故，日本方面送来丰厚的抚恤金，也被曹夫人拒绝。如此的人生句号，应该说曹锟画得相当圆满。
    北洋寓公群体
    从辛亥革命后到“七七事变”前这一历史阶段，仅在天津租界做寓公的政客军阀及清朝遗老遗少等就多达数百人。
    为什么天津租界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购房安家首选之地呢？
    20世纪20年代初的《大公报》曾发表过两段评论：“天津租界，为我国安乐窝之一。举凡富翁阔老及种种娱乐场合，胥萃于是。且以距京咫尺，故其形胜，尤较上海、汉口为宜”。“津埠密迩京师，交通便利，十里洋场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为安乐地。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
    所谓“寓公”，古时指寄居他国的诸侯、贵族，后泛指失势卸任或解职后寄居他乡赋闲的官僚、绅士。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五大道等处的天津租界“寓公”另有特殊含义，指为数众多的陆续下台的北洋政要和各派军阀的头面人物，天津人称之为“北洋寓公”。天津租界住着北洋时期的5位大总统、6位总理、19位总长、7位省长（或省主席）、17位督军、两位议长、两位巡阅使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据《天津近代人物录•寓津旧军政人员>估算，入住天津租界的北洋寓公有500人左右。假设每位寓公及同住的妻妾、子女、亲眷、随从、仆人等平均以20人计，那么这个群体的总数将近万人。如此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且余威尚存的北洋寓公群体，成为租界乃至在整个天津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