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千年古县—泸县

泸县古称江阳，位于四川盆地南部的长江和沱江汇合处。从西汉武帝建元6年（公元前135年）设县起，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泸县历史悠久，2006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织中国分部确认为全国100个“千年古县”之一。在四川泸县，数量蔚为壮观的宋墓令人称奇，同时，玉蟾山的明代摩崖石刻造像群以及清代的龙桥，在荒野中延续着石刻艺术的精神。在偏僻的川南，是什么力量使得一方平凡的山水田园催生出不平凡的艺术传奇？

地缘政治：从汉夷门户到宋元南北焦点

泸县宋墓群是发现的全国规模最大的宋代石室墓葬群，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为何在川南会出现如此众多而精彩的墓？这与泸州的历史地理变迁有着密切关系。从行政区划看，泸州的地位经历了4次重要阶段。

汉代经略西南的汉夷门户秦灭巴蜀，置蜀郡和巴郡，西汉时期，蜀郡一分为三，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号称“三蜀”。犍为郡的设立与汉武帝经略西南的军事经济目的有关，泸州（江阳）的区位正好处在蜀地的南缘，和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接壤。

蜀汉稳定南中的重要基地三国时期，北部的广汉郡分置梓潼郡，南部的犍为郡分设江阳郡，江阳郡是泸州首次设郡。不难看出，梓潼郡的设置是为了北据曹操，镇守剑门蜀道；江阳郡的设置则是为了南中的稳定。蜀国很清楚，自己的实力难以与曹魏抗衡，必须稳固云南贵州等地从长计议。

宋代等同于成都的军政地位唐代为稳定边关，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统治，在泸州设都督府，领14州。到宋代，由于宋太祖主动放弃了云南等边患犹重的地区，泸州等地便成了防御镇守的要地，面对长江以南的“泸夷”，宋神宗于元丰四年（1081年）设泸南安抚司（宋代政区分路、州、县，安抚司是等同于路一级的军事机构），元丰五年（1082年），又将四川4个路中的梓州路和夔州路的兵马钤辖司迁至泸州，使得泸州的军政地位几乎与成都相当。

蒙宋战争的南北焦点蒙军从南北两线进攻巴蜀，泸州成了抗元的重要桥头堡，建神臂城与沿江城堡呼应，后几经易手，慷慨悲歌。之后，泸州的地位逐渐下降。

泸州在宋代的地位是最明显的，除了军政外，商业也十分繁盛，这得益于沱江和长江交汇的水上交通便利，也连接了四通八达的陆上通道，本地物产主要有稻米、盐、茶等，尤其是盐的经济利益巨大，宋代在今富顺、长宁、江安三地设立了富顺监、淯井监和南井监（监是专门的经济型政区），盐利丰厚甚至到了“公家百需皆仰淯井”的地步。同时，泸州是宋代草市镇发达仅次于成都的地区，据统计，泸州草市镇多达67个，草市镇是市镇形态的初期，成为四川与贵州、云南交界边地兴旺的商品市场。

不难看出，泸县宋墓的形成与宋代的区域地位相应，大量的武士、兵器反映了泸州在全川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多彩的人物服饰、生活场景则是经济繁荣和民族交流的产物，各种吉祥花卉、神兽图像的勾勒，在地域特色的基础上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延续变迁。

宋明艺术风格：从斯文到淡然

从唐末五代到宋，历史开始新的轮回，赵宋一统，艺术渐有生气。尤其是巴蜀，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宋代的路相当于省级行政区划）奠定了四川的格局，并成为四川得名缘由。经济繁荣在全国仅次于两浙，文化昌盛也名震全国。在这种风气下，泸县宋墓展示出来两大特征：一是生活气息，二是宋代斯文。经过了汉唐的盛衰，宋代的元气恢复尤为珍贵，正如历史学家李泽厚先生描述的，在南北朝的云冈石窟中看到了面对苦难的冷漠和难以言说的微笑，在龙门石窟中看到了华彩的盛唐颂歌，而在宋代的大足石刻中看到了充满生机的生活。

泸县宋墓比邻大足，享受着川南边缘的山间桃源，又兼有与成都府相当的军政地位，在中国古代“侍死如侍生”的传统下，石刻内容俨然场景再现：植物图案（牡丹、莲花、菊花等）和动物图案（凤凰、狮子、兔子等）吉祥如意；家具图案（桌、椅、屏风、门、窗等）形象逼真；场景造像（飞天、戏婴、妇人启门、乐舞、器乐演奏）生动有趣。各种造像抛弃了汉代墓葬中的神仙或星图幻想，也少有唐代墓葬装饰的威严和宏大，而是把真实的生活归于平静安然。在艺术造型上，泸县宋墓展现的并非“唐盛宋衰”，风格细腻纤秀，流畅飘逸，将宋代以来的斯文尽致典藏。比如，墓中的武士像在威严的同时多了些文人神采，甚至有点诙谐。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墓葬中的常见主题，汉代瓦当的四神兽飞舞仙化，唐代四神兽气韵明朗，平面上大都收于规矩方圆，但泸县的四神兽颇具特色，白虎的张力令人狂想，犹如青龙合一，风云翔从，从内向外的酣畅淋漓。

蒙宋战争，铁骑踏过的泸州一片沉寂，硝烟散去后的墓地隐逸在山间田野，千年以来，这些安息的逝者与乡民们相伴，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一见天日，便幻化出惊世的宋风画卷。元人入蜀破坏尤多，甚至元初由于人口凋敝，四川和陕西合为川陕行省。元代泸州，在艺术上并无新的贡献。进入明代，泸县再一次创造了中国石刻艺术的宝藏。我在想，如果梁思成游历了泸县玉蟾山，也许会为《中国雕塑史》续写一个篇章吧。

玉蟾山保存有明代以佛教题材为主的摩崖石刻造像群，明代摩崖石刻的造像400余尊，有“千手观音”、“九龙浴太子图”、“村妇图”、“十八罗汉飘海图”。明代泸州的地位无法与宋代相比，但是作为川黔通道和边地政治军事要地的重要性依然存在，这些摩崖石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填补了中国明代摩崖石刻的空白，而且显示了艺术顽强的生命力。玉蟾山的摩崖石刻从五代和宋代延续下来，宋代兴盛时工匠们经过蒙宋战争没有沉寂下来，继续刻画着永恒的佛缘。

清代龙桥：万川之上的中华龙脉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交通上最简单的道理。在古代，一颗树、一块石都可能成为跨过河水的办法。所以，西方建筑史一开始就没把桥放在眼里。建筑师弗罗丁诺斯（公元35～104年）在描写古罗马帝国水利工程上的桥时，甚为调侃：“带来大量水的那一种必要的结构的模样，如果你愿意，可以比之为无聊的金字塔，或者有名无实的希腊作品”。在中国，我们的祖先却赋予了古桥丰富的文化内涵，泸县龙桥就是一例。泸县目前保存明清年代龙雕古桥143座，加上文物调查历史上毁坏的100多座，明清年代曾经建造过的龙雕石桥多达250座以上，而且龙桥的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桥桥不同。在边远乡村处处踏过龙桥，似乎有点古遗宫阙之感。

中国是龙的国度，龙的崇拜随处可见，从皇宫到民间，从传说到物化，已经浸入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但是，泸县龙桥所展示的龙文化，还是让人吃惊并有些困惑，为何在这里会聚集如此众多的龙桥？答案很简单，泸县位于川黔南北交通线，是连通成渝之间的东大道，加上河流支流众多，自然桥梁密布。如今一切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只有无数的祥龙顺着水流任时间述说。

我们把泸县宋墓、玉蟾山明代摩崖石刻和龙桥放在一起，就会感受到一种平凡的神奇。泸县的工匠是不朽的，宋代他们将精心的雕琢带给来世的希望，明代又把佛教的虔诚刻于山野，每一次都默默无闻，或许他们从未想过对石刻艺术会产生什么影响、留下多少经典。玉蟾山的摩崖石刻记录着人们经历战乱之后的苦楚和对未来生活的祈福，一代又一代的工匠除了传承手艺，也把沧桑的感悟积淀下来，逝者已去，佛缘心存，最真实的生活还是农耕劳作，商贾货物。所以，在泸县，每一座穿越田间乡土的龙桥都代表着泸县石刻之乡工匠子孙的本能坚守，作为公共交通的桥梁，可能没人给他们报酬，他们依然年复一年的把高超的技艺展示出来。从这个意义讲，中国石刻并没有在明代画上句号，泸县田间的龙桥正延续着这种匠意之美。

李约瑟说：“中国的桥没有不美的，而且有很多是特殊的美”，泸县龙桥堪称代表。泸县龙桥的美是平凡的大美，泸县的桥其实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些龙的塑造，留下的仅仅是几块实用的条石，然而，有了几曲龙的图腾，我仿佛看见了万川之上的中华龙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