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褚家：一个家族的百年沉浮

    
    嘉兴南湖有座烟雨楼，立在水波之上的湖心岛，楼匾上写：“分烟话雨”，这块匾是我曾祖父褚辅成写的。嘉兴有条通济河，从南往北流，河东称东米棚下，河西称西米棚下，廊棚里面是宋朝就存在的米市。我家祖宅就在西米棚下，曾祖父在这里开了协源丝行。西米棚下的老房子，是披屋式结构，廊棚跨街，券拱门，石板路。从米棚到南湖南堰，延伸几里地都是店铺，卖醋卖鱼的、米棚丝行、混堂（浴室）瓦子（戏馆），排得密密匝匝。曾祖父担任嘉兴商会会长，担负地方慈善事业，西米棚下就设粥棚。
    嘉兴南湖有座烟雨楼，立在水波之上的湖心岛，楼匾上写：“分烟话雨”，这块匾是我曾祖父褚辅成写的。嘉兴有条通济河，从南往北流，河东称东米棚下，河西称西米棚下，廊棚里面是宋朝就存在的米市。我家祖宅就在西米棚下，曾祖父在这里开了协源丝行。西米棚下的老房子，是披屋式结构，廊棚跨街，券拱门，石板路。从米棚到南湖南堰，延伸几里地都是店铺，卖醋卖鱼的、米棚丝行、混堂（浴室）瓦子（戏馆），排得密密匝匝。曾祖父担任嘉兴商会会长，担负地方慈善事业，西米棚下就设粥棚。
    曾祖父是同治年生人，母亲殳氏生了八个孩子，他行六。前面四兄一姐，大哥、三哥、四哥都夭折，后面两个弟弟早殇，只有二哥和姐姐活下来。褚家的生计是“庄书”，政府按每家几亩地几口人收税，编制田册和人口册。这套文件官府留一份，民间留一份，民间保管这些册籍的人，就是“庄书”。作为世代为邻居们保存田册的人家，首要的品质，就是为人所信。
    1904年，曾祖父买下嘉兴竹行湾土地，建南湖小学堂。次年，科举便废除了。数年后，曾祖父在嘉兴南门外独资创设女校，后改为公立开明女子小学堂，再后来有开明女中。
    这期间，中国数万学生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曾祖父也去了日本，先入东京警察学校，后转入法政大学。次年，孙中山到日本建同盟会，曾祖父在日本入会，不久回国。1905年秋，原籍嘉兴桐乡的陆费逵，被张之洞通缉，逃回嘉兴，到南门南湖学堂找曾祖父。曾祖父介绍陆去偏僻的新塍正蒙学堂躲避，后又邀陆来嘉兴梅湾街合办“昌明书店”。躲过追捕的陆费逵后来去上海，创办了中华书局。
    这年夏，曾祖父送虚岁才13的我爷爷入烟台海军学堂。后来的中山舰长李之龙，北海舰队副司令邓兆祥，都是该校出身。校长谢葆璋的女儿，随住烟台8年，留下《寄小读者》等文。这个女儿叫谢冰心。
    清政府预备立宪，设立议会，曾祖父当选省咨议局议员。议会期间，三女儿褚明声在嘉兴出生。褚明声是我三奶奶，晚年住在北京。家里亲友聚会，总去她家。她烧的酱鸭和梅干菜烧肉，我最爱吃。三奶奶是基督徒，一次生日，我祝她长寿，她平和地说，我不要长寿，我有永生。
    三爷爷孙云霄是我爷爷在麻省理工的同学，土木系的，高邮人。高邮民谚说：“掰羊角，打马腿，再捉孙猴子”，说的是高邮三家大户。三爷爷家就是那“孙猴子”，他家一门都是留洋教授。我妈也是高邮人，是那个“打马腿”的马家，苏北盐商起家。
    三奶奶没生育，把我爷爷刚断奶的二女儿褚巽元抱过去过继，只是没改姓。三爷爷说，若改了姓，等孩子长大知道了，两家都要埋怨。那时就业不稳定，三爷爷工作一两年一换，害得我二姑妈从小跟他们颠沛流离的，一年换一间学校，从武汉到湖州、广州、肇庆、九龙、上海。
    曾祖父四女儿褚明光，是我四奶奶。她是订婚后又反悔退婚的，此后一生未嫁。四奶奶是小学校长，成年后是家里的大管家。嘉兴土话管姑妈叫阿伯，管亲妈叫姆妈，为了显得亲密，在前面加一个“好”字，比如“好阿伯”“好姆妈”。在家里，我这辈分的，就叫四奶奶“好奶奶”。好奶奶长期住上海，晚年身边有个养子。
    1908年，我爷爷从海军学堂毕业，派第一舰队服务。那时，莱特兄弟刚刚试飞了飞机，军人职业里面，海军地位崇高。
    致力议会政治
    辛亥革命成功，杭州光复后，褚辅成管政事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寿潜任交通总长，浙江都督位置出现争夺，陶成章被蒋介石暗杀，都督换了蒋尊簋。蒋取消政事部，分为四个司，褚辅成为民政司长。这引起激烈反弹，说蒋都督蹂躏党人，波及军界不稳。于是褚辅成顾全大局，留任民政司长。
    以前，西湖和杭州城被城墙阻隔，湖滨是清朝驻兵的旗营。褚辅成重新规划，拆除湖滨的城墙和旗营，使城区和西湖融为一体，于是有了今天扑面的湖光春色。
    当时中央政府不许地方搞省议会，要由中央先定选举法再选。褚辅成认为，共和宪政的基本精神，恰恰是自下而上，才能代表民意，于是执意省选。蒋尊簋的都督府秘书处向中央把褚辅成给告了，说他顶风抗命选省议会。中央就是袁世凯，他把褚辅成免职。
    解职回里的褚辅成，迎来了老七褚凤翔的出生。褚凤翔最小，我父亲那辈人，称他小阿叔，称他夫人小阿伯。到我们这辈，因为叫小爷小奶的不好听，便叫七爷爷、七奶奶。七爷爷和几位兄长不同，他去英国不是留学，是实习做工。后日，大家管这叫“勤工俭学”。
    五爷爷褚凤华去法国巴黎大学统计学院和德国柏林大学读书，回国后在几所大学执教。六奶奶褚明馨在上海法学院毕业后，先去南洋，后去英国学习，还去了埃及。她和教授霍铭阶结婚，×美国。
    后来，曾祖父当选众议院议员，到北京开国会。爷爷褚凤章被袁世凯授予海军轮机少尉衔。曾祖父在国会非常活跃，于是有人密告，说褚辅成助乱。袁世凯逮捕8名议员，褚辅成罪名最大。
    《申报》报道，议长为此拜谒袁大总统，“总统谓八议员问题本可早日解决，惟因褚辅成为叛党中重要人物，证据确凿，一时难以处置……”。八议员受审，军政执法处头领陆建章出马，逐个过堂，“……待遇尚文明。惟对褚辅成颇严厉，并喝令跪堂”。于是家里让我爷爷辞掉海军职务，奔走营救。
    抓了议员，袁世凯解散了国民党，驱逐所有国民党籍议员。曾祖父那次被捕很凶险。有史料称：“袁本拟杀害褚辅成，经杨度缓颊得免。”杨度和褚辅成在日本是法政大学的同学。
    搬掉障碍后，袁世凯控制了国会两院，当选正式民国大总统。两年后，他自封洪宪皇帝。这期间，曾祖父被关押在安庆监狱里，“忍死须臾”，每天都不知会有什么厄运降临。我爷爷这段时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先入伍斯特技术学院，后入麻省理工大学读硕士。
    1916年袁世凯死，曾祖父出狱。黎元洪任大总统，恢复国会。褚辅成回到北京，继续任国会议员。
    1922年，中国有两个大总统，连军阀都呼吁两个总统一起辞职。北方决定恢复国会，电请“褚慧僧先生暨旅沪两院同人……克日北上……”，“慧僧”是我曾祖父的字。徐世昌辞职了，孙中山不肯，结果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击孙中山总统府，逼他息兵下野。
    当年南下护法，南方议员不够法定人数，便增补了一些。留在北方的国会议员，人数也不够，也增选了一些。现在国会恢复，两边国会议员数目超了，得鉴定资格。议长也得重选，众议院议长是吴景濂，非国民党派系议员不愿再选一位国民党系议长，联手让褚辅成落选，离开北京。
    北伐期间，蒋介石清党，抓了褚辅成。后经蔡元培、宋庆龄等的努力，褚辅成才被释放。
    创办上海法科大学
    年届55岁的曾祖父，目睹现实政治的无奈，绝意政途，选择在民间办学。上海法科大学成立，曾祖父为董事。
    不久，二爷爷褚凤仪留学德法回国，由于中国亟需商业金融人才，上海法科大学增设银行专科，由褚凤仪为主任。褚凤仪留学法国南锡理学院、德国柏林大学,专攻财经、商业，后成为著名统计学家，写有许多著作。上海法科大学后更名上海法学院，褚凤仪先后担任代理院长及院长。1949年后，上海法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褚凤仪任副院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等。
    二爷爷留学德国时，娶一位德国姑娘为妻。在上海时，二爷爷住曾祖父弄堂对门，后来曾祖父搬走，成箱的资料存放他家。德国二奶奶是犹太人，脾气古板，去看望她要事先预约，讲好去三人，若去了四个，她会不高兴，因为她没预备那份点心。二奶奶没生育，没入中国籍，跟我们家人也不亲。二爷爷去世，褚辅成的资料都由她继承。她去世后，按中国规定，无继承人的无国籍人士遗产充公，结果曾祖父几箱子珍贵文献资料，自此下落不明。
    1928年上海法科大学搬出租界，迁入闸北新址。五年前，曾祖父在嘉兴集资办禾丰造纸厂，由于洋买办的挤压，出现了亏损，破产重组后，引入新股东，改名民丰造纸厂，是浙江首家国家一级企业，也是中国造纸行业首家一级企业，目前是上市公司。
    这段时间，曾祖父主要的工作是浙江的禁烟、慈善、基础建设和办学。他被选举为全浙公会主席，不仅社会工作，政治上也要代表民意发表意见。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东三省，上海八百多团体二十万人聚会，成立抗日救国会，曾祖父当选常务委员，还兼职全浙公会、国难救济会、宪政促进会、全浙救灾会，全国地方自治协会以及数不清的组织。
    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上海市政府解散抗日救国会。日本海军陆战队突入闸北十九路军防区。上海法学院距日本海军司令部仅数十丈，首当其冲被占领，宿舍、教室、礼堂等，所有公私财物，尽遭一炬。学校迁往杭州。
    庇护韩国志士
    曾祖父到杭州，发起成立浙江各界救国会，被选为理事长，还兼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执行委员、国民救国参战军政治组委员、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员等。
    4月份，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为天皇庆寿。当日本国歌唱到最后一句时，一声巨响，主席台七名日本高官被炸，有死有伤。其中日本公使重光葵，13年后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代表日本政府签字投降，那瘸腿便是此次炸断的。爆炸案是流亡在上海的朝鲜民族主义独立运动者干的，他们组建了韩国独立党。韩国独立党有个常务理事叫金九，是爆炸案背后主持人，日人悬赏60万大洋捉他，金九却人间蒸发，不知去向。
    金九并没走远，就在距上海一步之遥的嘉兴。秘密掩护金九的人，便是我曾祖父。金九冒充广东商人，住在曾祖父义子陈桐生家里，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褚家父子婆媳和陈桐生夫妇。
    那时我爷爷在民丰纸厂当技师，负责安排金九的掩护。后来日本便衣到嘉兴侦查，曾祖父便把金九转移到我奶奶的娘家暂避。这位奶奶不是我亲奶奶，是继祖母。我亲奶奶生我父亲后，不久病故。这位新来的奶奶叫朱佳蕊，出自海盐朱家。
    海盐朱丙寿是海盐首富，鼎盛时老少家仆四百多人一起用饭。1966年，朱赞卿被抄家，以其所藏古籍、古画、古砚等为“罪证”，举办破“四旧”和朱氏活人展览，持续一个半月。1979年，朱赞卿家属捐献古籍10万余卷，文物、字画1700余件。
    朱赞卿在南北湖万苍山麓有一座“载青别墅”，是他父亲朱丙寿为他建来读书养病的。朱丙寿是我这位新奶奶朱桂蕊的爷爷。奶奶拖着产后不久的身子，陪金九去海盐载青别墅躲避。金九在回忆录中说：“朱氏……是位年轻美丽的夫人。褚（凤章）先生只请他太太一人陪我，乘了一整天轮船……第二天再和褚夫人一同乘汽车到卢里堰……爬五六里的山路。褚夫人穿着高跟鞋，在七八月炎日之下，频频用手帕拭着汗，爬山过岭……我看到这光景真想把这场面摄成影片传给万代子孙……”
    金九后来回韩国当了总统，不幸被暗杀。他儿子金信是韩国空军总长，多年想报恩，苦于中韩没有邦交。掩护金九是绝对机密，曾祖父和祖父至死没对人提过，以致他们去世后，全家竟无人知晓。我大伯褚启元是外交官，长期派驻欧美。直到中韩建交，韩国政府追授褚辅成韩国最高级别的建国勋章，通知褚启元代领，他才听说这个传奇故事，回想起小时候在家乡祖屋见过的那些房客，竟是大韩民国的流亡政府。陈立夫半个多世纪后说，韩国革命，是国民政府支持的，金九回国担任韩国总统时，他代表蒋介石送金九登机。
    金信的空军，是在中国学的。当年我四伯褚项元瞒着家里报名去当空军，在杭州笕桥飞行训练时，他俩在一起。我四伯后来随国军转移台湾，一次执行任务，再没飞回来，才23岁。
    奔走国共和谈
    抗战期间，我家分成好几处，曾祖母带我三奶奶、好奶奶、大伯伯、三伯伯等，留在上海。二爷爷任上海法学院代理院长，把学校×到浙江兰溪，又迁到安徽屯溪。五爷爷跟随曾祖父在重庆，筹办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我爷爷赶在嘉兴沦陷前把造纸厂的机器设备拆下来，辛苦运到昆明，建设云丰造纸厂，那是云南第一家机制纸厂。七爷爷也在昆明，他要跑到缅甸去采购必需的设备。我爸、二姑、四伯和陈桐生一家，都住在昆明。赵蟾当时也住在我家，他家公子赵震炎，在昆明西南联大读航空系。赵震炎毕业后留校成为清华教授，日后成了我二姑父。
    1945年德国投降，日本投降已是早晚问题。民族救亡下降，国共问题将突出，各方开始谋划战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划分。国民政府要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中共拒绝参加。毛泽东写了《论联合政府》，国共对抗已箭在弦上。
    国共摩擦加剧。褚辅成频繁在国共间做工作，争取团结。73岁的褚辅成，决定飞赴延安，与共产党高层商讨。黄炎培记得褚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于是美国政府出了一架飞机，六位参政员带着蒋介石的意见，飞赴延安，停留4天。六参政员互不隶属，唯有褚辅成一位国民党员。褚辅成虽是国民党，但他30多年来，在议会持论公正，不谋党派私利，为各界所推重，此次便是领头的人。中共高层全体出动，到停机坪接机。褚年纪大了，到延安有些不舒服，当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他们多住一日时，大家考虑到褚的健康状况，还是婉谢了。去延安是为争取和平，避免内战；具体谈话内容，就是国民大会。中共表示，国民大会之前，要先开政治会议；政治会议之前，要先各党派政治协商。这个政治协商大会的形式，保留至今。
    当时有舆论认为，褚、黄所代表的第三种势力，在国共即将摊牌的前夜，没有存在的价值。褚辅成不是第三种势力，他是一个纯粹而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俞寰澄回忆，“慧老在辛亥革命以后，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国会，想从国会进行法治。到老，没有如其所愿。”“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美国投了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了。六参政员的努力，打开了国共和谈的窗口，随后有了重庆谈判。这谈判背后，有美苏两大阵营的博弈，积弱的中国，仍是一枚棋子。国共和谈破裂，梦想化为青烟，褚辅成大受打击，心神憔悴，身体不行了。
    1946年初，在重庆开九三座谈会，推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筹组九三学社。待九三学社成立，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为主席团。
    抗战胜利，终于可以回家了。曾祖父沿长江而下，自上海回到嘉兴。次日重游南湖，烟雨楼“分烟话雨”那块匾，便挥毫于此时。年底，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由于内战的环境，曾祖父对时局感到悲观，且身体很衰弱，写字手都发抖，于是中途退会。
    1947年夏，我父亲考取清华大学，向他辞行。当时津浦线已经不通，父亲要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他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这话的意思，是国共战场局势将很快改变，国民党会输掉战争，津浦路就一直通到上海了。这话说得很准，只是比事实早了一年。
    第二年，76岁的褚辅成摔了一跤，病床上勉力写遗嘱说：“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然后他撒手归去了。
    家族四散飘零
    爷爷身体不好，1951年在上海病逝，才56岁。二爷爷在上海法学院当院长，学校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二爷爷担任副院长。三奶奶夫妇在北京过退休生活，四奶奶始终在上海，她是小学校长，跟养子一起生活。五爷爷做了钢铁学院的教授，大儿子在沈阳工作，二儿子在老家嘉兴，都不在身边。他再婚后并不开心，于是跑到公园找人下棋。一次亲戚聚会，到陶然亭散步，闲聊到他，说他是统计权威，数理思维严密，原以为棋艺很高，其实一塌糊涂。说着说着，走到一所亭子前，赫然见到他正在和人埋首博弈，身边一只空的旧饭盒。听爸爸说，五爷爷解放前很光鲜，有私人汽车的。这会儿见到他，在公园人群中一个小老头，须发花白，毫不起眼，甚至有些潦倒的模样，心里很不好受。六奶奶×到美国去了，据说开了一间小珠宝店。七爷爷在嘉兴，留在民丰造纸厂当工程师。他年纪大了以后，头脑有些问题，总觉得人家要害他，这苦了我七奶奶。
    爸爸那一辈，除了已故的四伯伯，都是党员。大伯伯褚启元1939年参加革命，去延安，跟王光美一个小组。“文革”期间刘少奇被打倒，我听大伯伯说，王光美入党时，他还举了手。大伯伯后来在新四军，美国给国共调停内战的时候，在北京协和礼堂谈判，大伯伯就在军调处。那时二姑妈到北京饭店找大伯伯，把门的问，找国军还是共军？二姑妈答说是找共军的，把门的一脸不屑。我家后来搬到东单三条，离那个做过军调处的协和礼堂，不到一百米。
    大伯伯先后任职中央工委外事组、天津外事处、上海外事处，派驻挪威大使馆、驻法参赞、驻英参赞、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驻津巴布韦首任大使。大伯伯的爱人叫徐君珮，做外交官夫人再合适不过了。她上海圣约翰外文系毕业，不仅外语好，人端庄漂亮，还写得一手好字。
    二姑妈褚巽元在昆明读西南联大，到毕业时，已经迁回北京叫清华了。二姑妈读经济，毕业后和二姑父都留校。后来专业调整，航空系从清华分出来，成立了北航，二姑父全家都转到北航。二姑父家两个孩子，赶上“文革”，都没机会上大学。表姐给发配到北大荒×，在黑龙江白城垦荒。表哥分配到轮胎厂，勤勤恳恳干工业了。
    三伯伯褚善元，大同大学电机系毕业。曾经到苏联考察实习，后分配到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当了工程师和副所长。他负责编制了我国高压电器实验研究基础规划，编写了《电工手册》，主持了电工产品的标准化和部分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再往后他调到北京，担任国家标准局副总工程师，离休前是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级离休干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四伯伯褚项元命不好。抗战时跟我爷爷在昆明，国民党抽壮丁，恰好抽到他，可他还不到征兵年龄。于是，我爷爷跑去托人情，说缓一缓，等他到岁数了再去。可是他自己心里嘀咕，心想早晚躲不过去，不如主动。于是，在读天翔中学的时候，他瞒着家里偷偷报名了空军。四伯伯身体特好，他通过了飞行员考试和体检，准备当国军飞行员，和日本人战斗的。那时他们训练都是在缅甸或印度，是盟军帮助培训的。国外培训回来，他的部队驻扎在杭州笕桥，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再没有回来，死时只有23岁。
    五姑妈褚离元和五姑父夏经，都是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毕业。五姑妈是妇科专业，五姑父是儿童神经科专业。他们分配到大连医学院，搞三线工程时，被疏散到贵州遵义。在凭粮本发粮票的年代，我家的几张藤椅，便是他们帮我们拿全国粮票在贵州换来的。“文革”结束后，他们回到大连医学院。两个女儿，一个广州暨南大学毕业，在北京国企；另一个南下珠海多年后，去美国定居了。
    七叔叔褚政元，大同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的空军，在军校教授发动机。“文革”时，因为出身问题，他连级干部，被迫以士兵身份退伍，进冷轧带钢厂的汽水车间当工人。以后算是落实政策，调他到技校当教员。七婶婶姓张，华东师大化学系的，留校当了老师。七叔家两个堂妹，一个留上海，另一个学中药的，定居美国。
    爷爷一共八个孩子，最小的八姑姑，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读到大二，一天忽然失踪。家里到处找，结果在公交车上看到她，正在马路上走。问她怎么不去上课，她说读不下去了，结果只好休学。此后是无休止地看病就医，总也治不好。有一段到北京来看中医，我还记得那位大夫主张大剂量吃药，每次拿脸盆放在铁炉子上熬药，很夸张。稍好一些，她不信，说我这病如何会好？结果无奈回上海去了。愈到后来，她身体愈差，走路时腰低低向前弯，头快碰着地面了。放在今天，大概就是抑郁症吧。
    八姑姑名字叫褚兑元，她们姐妹三人，名字中间一字，都取自《易经》第二卦“坤卦”，分别是巽、离、兑。据说我曾祖父被袁世凯关押在安徽倪嗣冲监狱的三年中，常常钻研《易经》，以此打发时间。这是个古老的传统，“文王拘而演《周易》”。坤卦本是上上卦，说往西南方向走应该可以得到帮助。八姑姑一直在上海，怎么算都不是西南。
    我爸是老六，大学考取清华外文系。还没毕业，新中国成立，急需干部。我爸那时已是党员，便服从组织需要，从清华肄业，到北京公安局工作。
    我妈姓马，家里原来是高邮的生意人。据说生意垮了，搬家到上海租界。我妈是庶出，在旧社会地位低，要陪大房家的小姐读书。大房姐夫姓鲍，英文很好，在上海港务局做领水，一望而知是个精明和善的人。鲍姨夫三个女儿，大表姐学高分子化学，那时是很前沿的。二表姐是医生，分配到云南的山里，后来病死。她对病人特别好，当地老乡给她抬棺材送葬，非常怀念她。小表姐赶上“文革”，就和大学无缘了。大表姐和我很要好，我们常通信。我很喜欢她的钢笔字，不知不觉中还会模仿。妈妈家里有一位姑妈嫁给周家，于是我就有了周家这门表亲。上大学时，周家一位表妹碰巧和我同校同系同级，不久，大家纷纷在私底下议论，说褚斯鸣的表妹是周总理的侄孙女。
    参加长江漂流
    我生在北京，最早住前门，后来搬到灯市口。妈妈单位的房子，原来是皇帝奶妈的府邸，很大的院落，假山草坪，还有一幢非常宽敞的大屋顶房子当礼堂。一次和小朋友跑进去玩，一只啄木鸟误飞进去，被同伴捉住，同伴的手都被啄破了。当时妈妈也在公安系统，每天三个单元工作，上午下午还有晚上，根本无暇带孩子。我小时候，外婆从上海过来，帮忙带我。高中时去上海，一次和外婆过马路，看她年纪大了，我想搀她一把，握住她臂膊时，心里一惊，她的胳膊除了骨头，几乎只剩一张皮。
    “文革”有一阵，学校不上学，家长都下放了，孩子没人管，基本是半野生状态。说实在的，我非常怀念那个时期。小学四年级，我和另一个要好的同学，我俩在台上被批判。我们小学原址是教堂，很大的礼拜堂，从台上往下看，就像牧师看他的教民一样，黑压压一大片，坐满了人。
    初中我已进了什刹海体校打冰球，一放学就去训练，跟学校惹的麻烦就少了。高中毕业，我去插队×，干了两年半农活，养成了一个爱好，到今天都喜欢翻土拔草的庄稼活。
    大学读的英语专业，毕业了国家分配工作，这些都按部就班。一年后，我调到国家体委。体委要到处跑，都是好地方。最后，一件天大的美事掉下来，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有个美国人叫沃伦，是个搞激流探险的。他到印度恒河去漂流，记者问他，下一个是哪里？他把头歪向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说，中国的长江。然后，历尽艰辛，他终于来了，带着漂流队，全套探险设备和摄制组。那是个中美联合的项目，要从长江的源头开始，一直漂到宜宾，两三千公里。
    这个中美联合长江上游漂流探险队，沃伦是美方队长，我是中方队长。1985年，我们几个中方队员到美国去参加激流探险培训，那时我们对漂流一无所知，可以说无知者无畏。次年，探险正式开始，动静很大，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采访了我们，《今日美国》给我们上了头版。国内更热闹，为了长江“首漂”这顶桂冠，不仅舆论铺天盖地讨伐，已经有好几只队伍摽着劲，赶在我们前面早出发了。那时舆论的主调是，中国的长江，只能让中国人“首漂”，好像户外运动，也有了类似初夜权的争夺。
    这次漂流，可以写一本书。实际上，二十多年来，已经有过不同角度的许多叙述和评论。作为亲历者，我心里更多的是对那片壮美山河的思念，是对惊涛骇浪中生死悬于一线的激动记忆，和对不幸死难江上的同伴的怀念。和我同岁的美国摄影师大卫?西皮，为了这次探险，永久地埋骨江边了。次年，我陪大卫的母亲和遗孀到沱沱河沿祭望，东去的江水，浩荡无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历史就是这样，当年长江的“纷争”，索去12条性命。隔一段时间来看，当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宏大场面，还是逃不脱那句老话：“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江河万古，而人生短得像一场梦。一转眼，我也五十多了。这辈子，赶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体制性变革的又一场大变。
    想到曾祖父那代人，正是辛亥时代。那时也是一场大变，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惜没变成。想到爷爷那代人，东奔西跑，只为成就中国的工业基础，挖井栽树，教书育人，到头来心事成空。想到父辈，只能扼腕叹息，社会太动荡了，个体真是一只蚂蚁。父亲枉读了清华的外文系，“文革”中被当成敌我矛盾，荷枪实弹看管下改造世界观。“文革”结束，父亲终于平反，放到工厂车间。退休了，父亲才得以拿起荒疏已久的英文书本，坐在翻译桌前，拼命把这失去的人生补些回来……
    世事多磨，多难兴邦，我也终于明白，人生是一点一滴积累而成，要重当下，享受过程，不问结果，保存希望的火种，薪火传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