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餐

饮食在人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之一，但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形成，却要比人类的出现来得晚，它是随着火的使用而出现的。其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饮食民俗越来越表现出其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温陵旧事》载：“泉地隘而硗瘠，濒海之邑，耕四而渔六，山某地田于亩者十三，田于山者十七，入谷少而人浮于食，饔飨所资，上则吴浙，下则粤之潮高，如数月海舶不至，则待哺矣。”因此泉从自古以来就深谙“民以食为天”的道理，闲坐聊天，“讲长讲短，讲食煞尾”。熟人路遇，“食未？”的问候语也时常脱口而出，而听者会意，礼应之，并不拘泥于其时其地是否恰当。泉州人“重吃”并不被视为有失儒雅。明朝时，被尊为“一代醇儒”的晋江人蔡清，虽贫困负债，仍以德为念，但也时常为自己无力解决家人的温饱问题而负疚不已，在其《与李宗一书》中即说：“儒者致用，尚欲经理一世，康济群生，而今数口之家，生计乃常不办，至数数仰资他人，贻优父母，才之疏劣，于此可自考，”何乔远的及门高弟惠安人祖熙寅，虽“口不言俗事，家徒四壁，滞然自安”，也因“尽室灶无烟”而“作歌劝哲人，贫累诚堪怜”。至今泉州人尚时常称就业谋生为“就食”。

泉州饮食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多彩，下面先说说泉州人日常生活中的一日三餐。

一日三餐

泉州人的居家食俗，与我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均实行一日早、午、晚三餐制。作为正餐的补充。还有点心，但各时期、各阶层有所不同。以永春某地为例，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为官“三餐三点”（早点、午点和晚点），十层“三餐二点”（早点和晚点），庶民农忙时才多加“一点”（午点），穷人三餐难顾，不敢有点心之奢想。

受本地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制约，泉州人的饮食结构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主食原料为大米、番薯（也称地瓜）、大麦等。在安溪、永春。德化等内地某地，是以大米为主，而在惠安、晋江、南安等沿海某地，则以番薯、大麦为主。主食的制作方法有干饭、稀饭两种，以三餐皆稀为常，或一干两稀（中午或晚上为干饭），或两干一稀（中午和晚上均为干饭）。泉州人还有个主、副食“二合一”的吃法，即把蔬菜，海鲜、肉类等副食品直接与大米煮成咸饭（如高丽菜饭、红膏母蟳饭、肉饭等）和咸粥（如花生仁粥、蚝仔昭、鸭仔粥等），吃起来颇有地方风味。关于泉州人的主食原料，这里还应就番薯多说几句。番薯除了作为三餐的主食，以及制作诸如薯粉糊、炸薯片等风味小吃外，还成为维系家乡和境外、海外游子的精神纽带。家乡的亲友出境、出国探亲，所带的礼品中就有番薯粉等。华侨回乡来，也要吃番薯粥、番薯汤。泉州侨乡的人民甚至认为，能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顽强地生长着的番薯，哺育了他们旅居在境外、海外的乡亲们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与性格，并克服种种困难，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迅速成长。而一旦事业有成后，当他们回想起以前家乡人民植番薯、喝番薯汤的艰苦日子，又会激发起爱国爱乡之情，踊跃支援桑梓建设。想不到番薯这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粗俗食物，竟有如此丰的内化内涵。泉州城乡一般民众，旧时俭朴，粗食淡饭，佐之物多是自家腌制的瓜菜和廉价的新鲜蔬菜、豆制品等，鱼、肉、禽、蛋，往往要逢年过节才难得一尝，清道光《晋江某地志》曾记载明代万历进士杨廷相讲他“为诸生时，岁惟大麦及萝卜菜熟时一饱耳，余具枵然也”。因此泉州俗谚有“死死六工尺，豆干、菜脯、（虫字旁一个宅）（即海蜇）”和“日日酱瓜豆豉，终年不知肉味”之说。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今天的主食结构已以细粮为主，面食品也进入正餐。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不少家庭以牛奶、豆浆、麦乳精、营养麦片等饮料，配以面包、油条或糕点为早餐。随着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家庭饮食日渐讲究营养化和口味化。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有时合家到饭店酒家进餐，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