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曾子固序

　　刘向所定着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率〔一〕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一〕　鲍本「率」作「卒」。○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一〕。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一〕　鲍本无「也」字。○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一〕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一〕　鲍本「法」上有「为」字。○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不泯〔一〕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一〕　鲍本「不泯」两字不重。○　札记今本「不泯」两字不重。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一〕
　　〔一〕　札记今本在首，鲍本在刘向序录下。吴氏识此序后云：「国策刘向校定本，高诱注，曾巩重校，凡浙、建、括苍本，皆据曾所定。剡川姚宏续校注最后出。予见姚注凡两本，其一冠以目录、刘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刘序次之。盖先刘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丕烈案：当在此与下李文叔诸跋连者为是。今本在首，影抄梁溪安氏本如此。据吴氏云，知为姚氏一本，然亦非鲍本，尤误。
　　孙元忠书阁〔一〕本战国策后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馆，即取曾巩三次所校定本，及苏颂、钱藻等不足本。又借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比巩所校，补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二〕五十签。遂为定本，可以修写黄本入秘阁。集贤本最脱漏〔三〕，然亦间得一两字。癸酉岁臣朴校定。右十一月十六日书阁本后孙元忠
　　〔一〕　札记今本「阁」误「閤」。下同。吴引不误。
　　〔二〕　札记今本「伯」作「百」。吴引作「百」。
　　〔三〕　札记今本「漏」误「误」。吴引不误。
　　孙元忠记刘原〔一〕父语
　　此书舛误特多，率一岁再三读，略以意属之而已。比刘原父云：「吾老当得定本正之否耶？」
　　〔一〕　札记今本「原」误「元」。吴引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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