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学记卷九 緜庄 征君程先生廷祚

 
　　程先生廷祚，字启生，别字緜庄。初名默，后更今名。其先为新安望族，远祖元凤，相宋度宗朝。传十五世为先生祖某，始迁江寍，寄籍上元，遂为上元县人。父京萼，字韦华，能诗，工书，遯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取妻，生二字，先生其长也。生有异质，读书过目成诵。髫龀时不妄语言，好正襟危坐，论古今忠孝大节。韦华公家极贫，恒书屏幅易薪米，日闭户课子，俾习洒埽应对之节，客来进鸡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职。凡群经诸子史汉骚选之书，无不读。年十五，有父执过访，知其才，令作古松赋，日未移晷，得数千余言。由是知名。先生弟嗣章，长史学，而先生游好在六经。韦华公卒，免丧，偕弟出应试，补诸生，旋识武进恽处士鹤生，始闻颜李之学。上书恕谷先生，致愿学之意。康熙庚子岁，恕谷南游金陵，先生屡过问学。读颜氏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出于儒之中。习斋先生起于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风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葢五百年间一人而已。故尝谓为先生者，其势难于孟子，而其功倍于孟子。读其书，则其语言行事之实可得而知也。”于是确守其学，力屏异说，以博文约礼为进德居业之功，以修己治人为格物致知之要。礼乐兵农天文舆地食货河渠之事，莫不穷委揬原，旁及六通四辟之书，得其所与吾儒异者而详辩之。葢先生之学以习斋为主，而参以棃洲亭林，故其读书极博，而皆归于实用。雍正十三年举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王鋐以先生应诏。干隆元年至京师，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门下，属密友达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遂以此报罢。时年四十有五。自此不应乡举，杜门却埽，以书史自娱。而尤注力于易，不喜汉儒互卦卦变卦气，及宋元河雒图书太极诸说，唯取王辅嗣、程正叔、项安世及近时李文贞公观彖数书，箸《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晚年又为《彖爻求是说》六卷。同时惠征君栋昌明荀虞氏易，颇不然之，谓恕谷注周易，专由象数以推人事，尚宗汉儒古法，而先生几欲废象，未免爲王程二家所锢，背其师说。先生闻之，亦无以难也。少岁时见西河毛氏古文尚书冤词，袒护梅氏书，乃为《古文尚书冤冤词》以攻之，旣删定其藁为《晚书订疑》，又推拓其说，别成《尚书通议》三十卷，又箸《青谿诗说》二十卷、《论语说》四卷、《周礼说》四卷、《禘说》二卷，主万充宗氏之言，《春秋识小录》三卷。同时沈征士彤、锺员外晼皆推重先生，经学有疑，恒相与质证。干隆十六年，上特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苏巡抚雅公荐入都，复报罢归。干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于家。年七十有七。无子，弟嗣章以次孙兆晋为先生主后云。先生状貌温粹，志清而行醇，动止必蹈规矩，与人居不为厓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出处与刘瓛兄弟相类，晚年乃自号青溪居士，所着自群经而外，又有文二十卷、诗二十卷。先生没后，其《易学》及《春秋识小录》釆进四库书，登诸着录，而诗书皆未板行，今则兵燹以后，恐归亡佚。并其易通等书，亦未见，唯《论语说》及文集犹有传者。而予求其集不可得，仅见其《论语说》及《晚书订疑》写本而已。窃尝论自嘉道以来，师资道丧，而皖北巨公，始以文人末流，妄附讲学，断断于程朱及非程朱之辩，实则于程朱遗书亦从未研究，不过鼓时文余习，侈张俗说，附其余光，以邀衆好己耳。不学之徒喜其说爲捷径，从者如归市，于是毒燄所煽，几满天下，至今未已。当时先生，群从不能审决白黑，至属巨公为序其文集，纯以虚谬之谈思驾乎自得之学之上，可为愤疾者也。先生尝谓，墨守宋学者非，墨守汉学者爲尤非。绳以信古传述之义，其言固不能无失，而其说经，则亦多自是之獘。较之二庄惠戴诸家，相去甚远。然终非空疏浅薄不求实事者比。况其德望行业，又卓卓为乡人师表，彼巨公之非之，固无伤于先生，适足以形其丑陋耳。夫以布衣无名位之人，历年旣久，而至今其乡人士犹尸祝称道弗衰，亦可见先生之流泽长矣。彼文人附俗之流，何足与于斯哉！因次先生传而纵论之如此，冀以语世之特立君子焉。
　　论语说
　　古者学必有业。邢疏载皇氏引学记文王世子诸书所言。是也。其谓学有三时，亦具有意理。王肃注云：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是以可说。此皆前儒去圣未远，训说论语之正义也。古所谓业，诗书礼乐而已。兹四者，君子所由适于道之具也，适道之具不修，则坏。时习而说，说所学之为我有，而庶几道之可得而入也。论语首记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实业，而诏万世。卽示颜子之博文约礼也。三代而后，不闻所谓礼乐矣。书则真僞错出，诗则训诂日淆，学者既无所据以为业，而记诵词章之俗学，与非圣害道之书，又不可以为业。葢天下之伥伥焉，莫知所之久矣。宋儒虽尝寻遗绪于微茫，而废者不可复兴，绝者不可复续，故集注惟以明善复初为说，而未遑直指古人之业。后人不知学有今昔之殊，而论语屡言之博文约礼，卽此章学习之事。与舍是而无所以为明善复初者，其皆不能无误也夫。
　　修孝弟以兴仁道，疑有子非独爲士庶言也。葢犯上作乱，害之在家国者，春秋之世无国无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兴于仁，有以革其悖逆争鬭之心，而国家长享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说也。若欲士庶敦行孝弟，则事有精密广大于此者，虽云通于神明，放乎四海，可也。而遽言犯上作乱，何为哉。
　　中庸分好学力行爲二，论语又以文行对言，则入孝出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学文，好学之事也。人生有伦常则有行，有事物则有文。文之与行相辅以济，而斯须不可离省也。文莫重于诗书六蓺，身心家国之大用存焉，有余力则学文。葢弱冠以后，则年日盛而道日广，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缓矣。古法沦亡，汉后学者不知文为何物，故马注但曰古之遗文，而汉书以六经为六蓺，又误之甚者也。恕谷先生曰：宋人为学，专在读书，内则玩索性天，外亦致力伦纪，而礼乐兵农，圣门所谓博学于文，以及虞书周官礼记所述古人敎学成法，昭然可考者，独置之若遗。则非学问之小失也。观此章集注所载诸说，大槩以文为文辞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训为确，而犹未能尽除班氏马氏之见，宜其注首章，不过曰明善复初，而仅以玩物适情为游蓺之解也。
　　周人祭祀燕享，以二南雅颂为乐章，余不入乐者，学士皆诵习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于襄昭之世。所谓赋诗断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诗之有关于德行教学，则至孔子始阐明之。其载于论语者七章，言诗之用莫详于小子章，而无邪一言，则所以定大义者也。六经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无邪，而夫子独以此言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礼着恭敬辞让，书纪帝王之发政施仁，春秋书时君之僭窃争夺，诸经体固不同，而其坐敎之意，则昭然易见，不待各揭一言而后可明也。诗则不然，有易知，有难知，易知者二南与二雅之正者是也，难知者国风二雅之变者是也。所谓正者，皆入乐之诗，出于君明臣良之时者也；所谓变者，皆不入乐之诗，兴于国乱政衰之日，而各言其情，以爲风谕者也。夫子知乐之将废，而专欲以诗为敎，故不论其入乐与否，而槩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其意无他，欲明为正为变之有同归而已。诗之有不正者，以郑衞乎？曰：非也。然则何说？曰：诗本性情，情之所感不一，而风雅旣变，时之所值又殊，喜怒哀乐多不得其平，寄怀托讽或暗藏其指，诗序有云：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发乎情者其辞，止乎礼义者其意。辞有类于不正，而意则无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辞害意。故读诗而不得其作之之意，则辞难知矣。彼以小弁为小人之诗，以郑衞为淫者之诗，皆不知作诗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说，学者亦尝求其故乎？夫子不曰诵诗而曰诗，此明诗之本无邪也。诗之无邪，以作诗之人本无邪也。诗序又云：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斯其人可以谓之邪乎？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非淫非乱，而可以谓之邪乎？夫风雅虽变，而先王之泽未泯，贤人君子生乎其间，闵时忧俗，作为诗歌，冀君上之一悟。所谓止乎礼义者在是，所谓可以兴可以观者亦在是。故夫子谓之无邪者，非爲二南与正雅言之也，盇取汉代深于诗者之论而反覆之乎？然则此章引駉诗之成语，而所重不在于思。借令重思，亦不过曰，昔之诗人所遇有常变盛衰，而皆思同出于正也云尔。此立敎之大义也。若惟欲学者求性情之正，则夫子口诵诗可矣。
　　志学章最为难解，葢以夫子自述进德之序，而其语又为弟子所共闻，非揆之全经而无少刺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体也。窃以论语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圣与仁，则曰吾岂敢。躳行君子，犹曰未之有得。若斯之类，闻者以为圣人之谦德，而夫子则皆自道其实，岂至此章而立言遂有异乎？乃注家于不惑以后率多高远之论，如知天命则曰知天命之终始，耳顺则曰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朱注以天命为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以耳顺爲不思而得，以不踰矩爲不勉而中，此其爲说，孰谓不足以知圣人？而视夫子所以自居者，则大有径庭矣。然则何说？曰：圣人之去学者，固未可以倍蓗论。然其所为之事，则一而已，礼乐仁义是也。始以之为志，而终身以之爲矩，与学者无以异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立与不惑，学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后可以为君子[命谓穷逹之分，见孔注]，知言而后可以知人[此耳顺正解]，知命与耳顺，亦学者之所可几及也，不踰矩则敦乎仁之谓也。此数端下学，由是上达，由是配以岁月之先后，虽所进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强不息之心，以见道之无穷，而学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见天之高，涉海而愈见水之大，以圣人自谓已至于圣者固非，以圣人为有谦词者，亦非也。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与此章竝为圣人之实录，而勉人之意见于言表。后儒以为但为学者立法，是圣人已自处于圣之极至矣。
　　耳顺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论语以之殿后。孟子自谓知言，而不许他人推而上之，则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矣。初学亦可畱心。积久而后至此。故序于六十，朱注以不思而得为训，误中之误也。
　　或疑夫子之荅孟懿子近于隠语，不知夫子曰无违者，教以无违事亲之礼，原主于礼而言也。然仅曰事亲之礼，安知懿子不求诸温凊定省问寝视膳之节文乎？则为未逹于夫子之旨矣。故复因樊迟以申其说，而明所谓礼，有大于此者也。前之所荅，微觉浑涵。因朱注以理代礼，而遂成隠语耳。实则论语言礼而不言理也。
　　观人之法，须合始终久暂而后备，以者，偶然之所为也。其人有所为而偶出于善，则常时所行必违而去之。由者所常行也，其或外有邀慕而勉于爲善，非出于本心之诚，则久而必衰，安心之诚然者也？合此三者，则其人之善恶诚伪，不可得而掩矣。由卽莫由斯道，与民可使由之由，朱注谓意所从来。按往古经书由字，训行者多，而训从来者少。且圣人见人爲善，方欲勉之，以至于安。若事必问其所从来之意，是阻天下以向善之端，非圣人与人为善之心也。故解春秋者谓有诛意之法，皆大谬不然。春秋所诛乃乱贼所为之事耳。宋督先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以其先杀孔父而夺其妻也。朱子之论太苛，不能无疑。然则察其所安何谓也？曰为善而终不免于近名，则非诚于爲善可知矣。于其终而方以是察之，非圣人待人之厚哉。
　　春秋之世，未有杨墨，老耼虽生于孔子之前，而其学则与邹衍惠施庄周公孙龙之属竝兴于战国，皆非论语之所谓异端也。至若佞人利口乡原，则人类中之不正者，圣人固尝恶之，而亦不得谓之异端。又中庸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注云：身向幽隠而行诡异之行，以作后世之名，若许由洗耳之类是也。此虽圣人所不为，而欲谓之异端，似亦未当。且攻之为言，以彼实有其物与其事也；害之为言，以其有累于吾之所当攻与当务也。自来笺注未能明着其义，善乎何平叔之解子夏之言也，曰：小道谓异端。夫小道卽百家衆技，朱子释以农圃医卜之流是也。上古圣人分道之绪余，以备物致用而利天下，若自尧舜以后，则道有统学有宗，儒者之业，惟在经纬天地、纲纪人物，其用则内圣外王，其本则道德仁义，其事则诗书礼乐，为之者日不暇给，彼百家衆技虽有可观，而儒者视之则皆命曰小道，而不足以为学矣。故樊迟请学稼学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又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葢贱之也。则信乎小道之卽异端，而后儒以杨墨佛老当之者，失入之论也。夫子以世人致力于小道，则必为大道正学之害，而言此以救之。若彼以杨墨佛老为可攻者，其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共天下不同中国，非圣无法，舍其诛殛之罪，而仅以为有害，则斯言也不且几于失出乎？况夫子之时，固无杨墨与佛老也。子夏以爲致远，恐泥君子不为，与夫子此言若出一辙。然夫子不曰小道而曰异端，何也？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异其端，则殊涂而不同归矣。曰小道，人或犹以为道之绪余，攻之无害。曰异端，而后天下皆知其不可攻。乌呼，圣人所以一儒之统者严矣。
　　素以爲绚，素犹言本色也，绚华饰也。言此人有倩盼之美质，而惟安其质素之本色，不施华饰，犹所谓芳泽无加、铅华不御者。子夏问而夫子以绘事明之，攷工记曰：画绘之事襍五色后素功，谓先施青赤黑黄四色，而后以白釆分布其间，故曰素功，恐白之易渍污也。夫子言美质在先，而华饰在后，观于绘事，则天下有用素以为饰者。诗言如此，则彼虽不施华饰，而其质素之本色，非华饰之至者乎？子夏闻之而恍然于礼，文之当后也。记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礼之文，所以分辨乎伦纪者也。然必以忠信立礼之本，如绘事之先施四色者，而分布白采于后，然后礼之用爲无獘。是以言礼之文当后也。夫子惟承素字，子夏惟承后字，措意各有所在。
　　忠恕乃天德王道之统会，圣人以下，虽所造有大小深浅之殊，然尽伦尽性，不能舍是而有所谓道也。若藐视忠恕而以一理浑然泛应曲当等语，发明一贯反有蹈虚之獘。至谓曾子有难言于此者，而借忠恕之名以为说，尤觉支离。使曾子诚以夫子之道不止忠恕，则教门人以姑用力于此可也，又何必为此竭尽无余之词哉？邢疏虽亦有一理统万理之语，而直谓此章为明忠恕，所见确于朱子远矣。
　　孔注以斯指仕进之道，语意甚合。圣门之学，修已卽以治人，无二道也。道不外于博文约礼之事，故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漆雕氏以己于博约之道未能如颜子之旣竭吾才，而此道尚未实为我之所有也，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宋人，一则曰斯指此理，一则曰心术之微，使求经义者虚渺而无所凭。亦独何与。
　　性与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于大易中庸言之葢亦详矣。而设敎之日则有所不言者，以性与天道卽事物以为体，骤而语之，必有遗其当务者矣。今夫人日饮江河之水，则不必问其源，而源在是也。若舍江河之水而浮慕昆仑岷山于万里之外，则虽欲疗其飢而可得乎？大易言干坤易简，而必及易知易从、有亲有功；中庸言未发之中，而必及庸言庸行、三重九经，圣人之不置事物以言性道有如是者。汉晋而下，若王何之清谈，世皆斥其祖述庄老，为天下患。乃周邵诸公出，以太极先天唱高言于卦爻彖象之上，学者云集响应，图象之说日纷，语录之书日富，由是人人而皆妄测性与天道矣。记曰：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华，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吾不知宋元以后之天下，其视王何何如也。夫子之不言者意深哉！朱子于此章，以敎不躐等为训，非也。夫所谓不躐等者，如未学幼仪，不敎之以学射御，未能舞勺舞象，不教之以舞大夏也。孔门高弟莫如颜渊，而夫子之荅问仁，则曰克己复礼。颜子于博文约礼之后，旣竭吾才，而亦未闻夫子语之以性与天道也。然则圣人未尝以是为教，亦明甚矣，而何不躐等之有？此章之意，子贡葢勉同门以当从事于夫子博约之敎所雅言者，而不可心驰于性天之说。夫子之罕言者，集注以为叹美之词，亦非也。
　　志者，心在于是，而一时未满其欲之谓。不独二子爲然，子路一问，而夫子以是三者爲言。此亦圣人之自视欿然者也。观中庸君子之道四，而夫子自云未能，谓导引学者欲卑之无甚高论，固矣。然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虽干二之龙德，葢莫不兢兢焉。则此三语谓非夫子既病其难，而兼欲勉人之意乎？宋人徒论气象，恐失圣人言志之本指矣。读者审之。
　　老者安之，如君安骊姬之安。言老者，以我爲能安也。则所愿也，养之以安，自不必言。又如汉地理志云：初洙泗之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后俗益薄，老者不自安，与幼少相争让，是欲安老者而老者不以为安也。信、怀放此，然则集注所谓又一说者，乃经之正解也。
　　不迁怒二语，孔子告君以颜渊好学之实也。古注谓因以讽谏。其说本凿，然观此章次于可使南面之后，则以此为人君之至德，记者欲尊颜子，意或有之。凡论语先后相属，或出有意。学者当随文以察之，无凿可也。
　　后儒之高谈性天，非孔门之语上也。何以言之？观此章上下皆系以中人，则圣人之道，唯以中人可知可行者爲准，明矣。又观中人以上曰可以语上，而中人以下不曰可以语下，则凡为上爲下，皆视中人之所可语而语，无所谓下，明矣。故夫子之四教，雅言中人以下由是，中人以上亦由是也。若克己复礼之告颜子，敬恕之告仲弓，曾子之直与言一贯若斯之类，则语上也。若樊迟之先难后获，司马牛之其言也訒，是皆不为语上，而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无害乎其可行也。故此章系上下于中人，与有语上而无语下，其理至精，而圣人设敎之定范，亦断可识于此矣。后儒名宗孔氏，而不求其家法，且以性天为语上，不其误乎。
　　志于道章，宜与入则孝章参互以求其义，不可疑其有浅深之别也。道谓圣贤之道，彼所称弟子者，以有此志者也。旣志于道，则当以德爲持守之具，而行之为孝弟谨信汎爱之属。志道据德，则学之在己者，得其大端矣，而不可不外求所以辅之者。仁谓仁人，志道据德而能导人以善者也。依于仁，卽彼章所谓亲仁也。游于蓺，则学文是也。
　　朱注颇为可疑。按德之为字，在性道仁义之前，自唐虞以来，未有不以爲人之所得于天而异乎群生者也。其后又立仁字，则举衆善之长而为言。仁之所处者尊，而德之所领者广。虽微有此分，然德卽仁，仁卽德也。论语一书，未有德与仁竝举者。今朱注于仁则曰心德之全，于道则曰行道而有得于心，岂德之与仁果有异也？且旣曰行道有得于心，又必待据而后爲己有，是由外铄我者德之谓矣，而可通乎？其训依字，则曰不违。夫孔子于颜渊之纯粹而始称之曰不违仁，则不得以槩语学者，其理易明。若学已至此，则前何待言据德？而后又何必言游蓺邪？其说近于支离，葢不以仁为指仁人之故。又按少仪有云，士依于德游于蓺，与此章语意相类。彼之依卽此之据也，唯不言亲仁，然亦足证德仁无竝举者。
　　志道之实，事在据德。依仁爲据德之辅，游蓺又爲据德之用。葢志道在心，据德在行，又求仁者以夹辅之，学之事备矣。而所以为身心家国之用者，则莫大于六蓺。文之与行，相需而成者也。游者，如鱼之涵泳，于水而不可离之谓。朱子之解，自当唯以蓺为小物，游为玩物适情，未确。
　　泰伯为太王长子。凡太王迁国建都、肇基王迹者，泰伯之翊赞为多。故皇矣之诗云：帝作邦作对，自泰伯王季。俨然以泰伯为有周创业之君，且见其为天命之所属，而退然不居。此孔子至德之称所由来也。史记所载可信者，惟采药荆蛮之事。若谓太王欲传位季历以及昌，则非也。古之圣贤，岂肎预希天位，而舍长立幼哉？皇矣之诗于王季，极言其有人君之德，可以奄有四方，以明泰伯之付托得人，虽逊居中国之外而无憾。然则授国季历，乃泰伯之志，而非太王之意也。且令太王诚有此意，而泰伯逆而成之，孔子或谓之孝可矣，而何爲以让言哉？然则泰伯之让，乃所谓天与贤则与贤也，而行之于家庭，则其德与尧舜同而其事有难焉者，安得而不曰至德乎？三让之说，训者不明。窃谓德为圣人，一让也；分居嫡长，二让也；有开国之功，三让也。考亭注此章最为舛误，善乎先君子之辨曰：太王去武丁朝诸侯有天下之时未久，不可云商道寖衰，而太王迫于戎狄，自邠迁岐创立家国，亦不可云周日强大，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乃鲁颂夸大之词，非太王有翦商之志也。太伯不从，注左传者谓不从父命，大槩是谓不从立己之命，故下文云：是以不嗣。而谓不从太王翦商，果何据而云然乎？若谓太王因泰伯不从翦商而卽欲传位幼子以及其孙，是太王有愤心于冢嫡而废之也。泰伯知之远逃荆蛮，是泰伯以不得嗣位而怼其亲也。又云其心卽夷齐扣马之心，是真有见于商之可翦，而泰伯薄天子而不为矣。此其所爲三以天下让乎？世俗有让商让周之说，然在朱注则让商为多，居然以操懿目太王，不亦伤让王之心哉。
　　兴于诗当主美刺立论，考亭因攻毛序，尽改国风中刺淫之诗，以为淫者所自作，而于此遂曰诗，有邪有正。其实非也。夫善者有美，恶者有刺，诗之大纲，出于是非好恶之心，而不容自己者也。小雅无论，国风自邶鄘衞以下，其诗孰非贤士大夫闵时忧俗之作？卽桑中溱洧莫不皆然。苟谓出于淫者之口，则以丑行自爲宣播，此情理之所必无。若诚有之，则天良尽泯，而爲人道之反常，录诗者登之于竹帛，设敎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说与？后代误信斯言，几爲诗祸。夫子曰：兴于诗卽好善，如缁衣恶恶，如巷伯之说，谓于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曰善恶竝陈，而读者皆可以兴也。集注旣云有邪，而又曰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于正难，感于邪易，然则圣人以邪感人而求其兴恶恶之心？嘻，危矣。
　　按此章言学文之序，首言诗，终言乐。诗曰兴而乐曰成，诗与乐为用不同，而收效亦异如此。郑氏樵谓诗重在声歌。声歌旣废，学者不闻一篇之诗。夫诗与乐固相为用，若虞书之诗言志、歌永言，戴记之学乐诵诗，是也。然诗书礼乐竝称四敎，则诗至中古，已不专为歌声。至孔子发明诗敎，惟重义理。观论语所记知之。万世以下遵守不易，郑樵何人，妄称仲尼编诗徒爲祭祀燕享之用，非以说义理也？不知所据何书，彼直于论语未窥而此章以兴言诗以成言乐之指，何屑与之论哉。
　　笃信章，邢疏云：言人当守道。其论甚确。葢笃信好学，所以学道也。守死善道，所以守道也。夫子谓人旣学道，而有得于身，则宜以其身与道相终始，守死善道，兼穷逹用舍而言之也。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之说，葢本于此。故此章重发端二语，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事。能见而不能隐，能隠而不能见，皆非守死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也者，犹人获重宝，必思置顿之合其宜，藏宁之得其所，否则失其所宝之重，而君子耻之矣。耻之若何？邦有道而贫贱、无道而富贵是也。宋人既误以守死为洪范之有守，而又别以去就出处为言，其于经旨竝疏。至朱子笃信而不好学、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等语，更爲近于支离。
　　乱，古注谓理其乱，非是。集注以爲乐之卒章，亦未确。外传闵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云云。韦昭注：辑成也，凡作篇章义旣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词。后人于骚赋之末为之，所谓乐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则乱非关睢之第三章不足以当之。而史记云：关睢之乱，以为风始。将谓国风始于关睢之卒章，可乎？殆不然也。按虞书：箫韶九成，郑氏注云：成犹终也。乡饮酒义歌笙间，各俱有三终，所谓乱者，非卽成与终之义乎。于礼二南爲合乐，合有二义，合金石丝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而笙召南两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乐三终，而曰关睢之乱者，犹大射礼之言鹿鸣三终尔。举关睢以该葛覃、卷耳，举周南以该召南，其斯以爲关睢之乱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竝作，而美且盛也。必至于合乐而后美之者，犹之箫韶九成而言凤仪兽舞，则升歌笙间之美，皆在其中矣。或径指乡射礼之惟用合乐者，义亦同此[亦歌笙竝作]。后之训者不识其所谓，而仅以闵马父之说应之，可谓误矣。然则史迁亦但袭论语之成言，而未必明其义也。
　　尚书云：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此独言沟洫者，葢决九川者，万世之功；濬畎浍者，一时之事，故不同也。月令载：季春命司空修利隄防，道达沟洫；孟秋完隄防，谨壅塞以备水潦。沟洫之事，一岁之中而三致意焉。此皆水土旣平以后之定制也。三代葢俱踵而行之。按攷工记：匠人爲沟洫，云所以通利田间之水道，其名有遂，有沟，有洫，至浍，而专逹于川。其下泽之地，则又以潴防为畜水之法。葢古人之制沟洫，以去水害为先，而因而收其利。后世沟洫与井田俱废，潦则平陆江湖，旱则赤地千里，因之饥馑流离，盗贼蜂起，或竟至于不救。胡胐明云：禹决川疏河，所以抑洪水；尽力沟洫，所以备洪水。其论最善。今井田虽不可复，若于承平无事之时，中原数千里内，相其高下之宜，多穿沟渠，使之逶迤相扶，各汇于大川而止，旣令水旱有备，亦足以防戎马之驰突，不亦善乎！有志于此者，委其事于守令，而勿遽责其成效，可也。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故母意；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故母必；无可无不可，故母固；以天下为公，故母我。佛氏之学，亦能绝此四者，而不得其所以绝之之实，故旣绝四者，而彼之离垢悟空，舍人伦而崇像敎，乃其所以为意必固我之至者，与我夫子岂可竝世而语哉。张子谓四者有一，则与天地不相似。虽圣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学者不以实行求之，则恐一折而入于彼矣。其柰之何。
　　宋人以川流喻道体之不息，欲人时加省察而无间断。立论非不精妙，然论语初无此语。观夫子所以教及门者，无往而非实德实行，故示大道之要，莫如一贯，而卒不离乎忠恕。语君子之体仁，自终食不违以及造次颠沛，而亦未闻指明道体以言省察也。孟子诠释此章至为明晰，川流之喻，自当以取其有本为重；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言人之于学非积厚于本原之地，不足以取不穷而用不竭也。宋人之学自有所见，而喜迁改经义以饰己说。若此章，旣有孟子之解，所裨于实学甚大，且于不息之喻，亦可包举学者。宜审度所从，不可好新立异，而徒流于虚渺之归也。
　　恕谷先生曰：孟子谓冉有赋粟倍他日，葢其多能，善于催科田税，一日所入敌前二日，非倍取于民也。此卽孔注急赋税之意。按冉有素以足民为志，而仕于季氏，遂以足上为长。圣门谓之聚敛与取，非有者同论，所以爲世之急赋税者儆也
　　包注训闻斯行诸为赈穷救乏之事，与孔注以当仁不让为当行仁之事，俱质切有理。易传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又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居德葢谓出纳之吝，犹孙子之言费畱也]。子路之勇，在力行君子之善行，期有济于民物，门人以爲难能。故前记子路有闻之闻，亦尝以此章包氏之训训之，非指道德传习而言也。
　　侍坐章，本以应知爲问，曾晳一对，独有高世之情，而夫子深与之。其故安在？夫天生圣贤，民物之所托命也，故虽累然穷居，而济世安民之心，与乐天知命之意竝行而不悖。若乃遗世独立，坐视天下之沦胥，而恝尔于中，则石隠所为，非圣贤之道也。此章以诸贤之才皆堪用世，而问志以观其自知之明，至曾晳之为人，夫子知之有素，而三子言志之时，初不令其舍瑟，殆有深意。夫时至定哀之间，诸矦岂犹有举国以授贤人，而试其礼乐兵农之务者？微曾晳，夫子亦知三子之遭逢特逹不至此也。而何以之问胡为哉，不曰藏器以待时乎？至于屈伸隐见各有一定之宜，而或枉道以殉人，或违时以求济，则圣贤之所不出也。曾点之对夫子与焉，古注曰：善其知时尽之矣。宋人好高论，而不肎密察于理，遂谓曾点与圣人同志。又曰：便是尧舜气象。是此章专重曾点，而前后记序之详均无谓矣。夫古之圣贤，可以终身不遇明王，不可使我无王佐之具，此逹天尽性之业，老安少怀之实事也。今三子言志而曰舍己从人，又曰规规于事爲之末，信如所议，则必玩鸢鱼之化机，以海天爲胸次，而后可以谓之为己，可以谓之知道，则尧舜亦将舍其教稼明伦与工虞水火，而后无害于其气象矣。且夫子之荅曾晳，明许三子，以能为国而曰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是何说与？后世以宋人之理学比魏晋之清谈，其卽此类也夫。
　　圣门敎人，博文之后归于约礼。然礼接事物用恒在外，能使内外合一，则仁矣。克已复礼，言自外至内，举一身而听命于礼也。爲仁之道，莫要于此，故颜渊请问其目，而夫子告之，则以视听言动人一身之所不能无也，诚能制之于外，而非礼则勿视勿听，制之于内，而非礼则勿言勿动，是则内外相合而一于礼矣。所谓仁者，岂犹外于此乎。然则视听言动者，卽己也，非礼者勿之，卽克己也。非礼者去，卽复礼也。克己之己，由己之己，无二己也。上下寻绎，未见所云克去私欲者。马氏训克己为约身，颇近于理。而节外生枝，则始于隋之刘炫。炫之言曰：克训胜也，身有嗜欲，当使礼义与之战而胜之，则可以复礼。朱子承用其说，以克爲胜，尚未为误，至解己爲身之私欲，则不惟古无此训，且使经之克己、由己，俄顷顿有异同。无怪恕谷先生之议之也。恕谷云：圣门惟重学礼，宋儒惟重去私。学礼则明德新民俱有实功，故曰天下归仁；去私则所谓至明至健者只在与私欲相争，故履中蹈和之实事，绝无一言及之，去圣经之本指远矣。蒙按去私即孟子寡欲之说，不可谓非圣贤所重，然以为克己正解，则不可。且天下之爲仁礼害者，又岂惟私欲哉。凡性质之过刚过柔，与智识之浮游昬塞者，均足为害。而目曰非礼，则举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尽也。
　　天理二字，始见于乐记，犹前圣之言天道也。若大传之言理，皆主形见于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与穷理，与理于义皆文理条理之谓，无指道之藴奥以为理者。宋人以理学自命，故取乐记天理人欲之说以为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礼与非礼以告颜子，乃唐虞以来教学之成法，实有所事，而与言浑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应混以乐记之说。岂诸君子于夫子言礼而不言理之故，犹不能无疑也与。
　　夫子旣告颜子以克己复礼，又言一日能此而天下卽莫不以仁归之，是极言克复之大。葢以惟颜子能胜其任，而欲其速爲之也。谓以效言者浅，谓要其成功者亦非。
　　足食足兵，皆所以为民也。民信之者，信其实有爱民之心，而尊君亲上，无复携贰也。是三者乃理国之常经，缺一不可。然亦有时难以并举，不可得而强也。子贡之明，葢早已筹及之矣。若国家新造户口，凋残之余，道在与民休息，不违农时。苟日事于修尔戈矛、诘尔兵戎，是重劳吾民也。当此之时，兵有不能足者矣。其或天行告沴，水旱频仍，道殣相望，而驱菜色之民以供赋敛，而实仓廪，则拊循之谓何？当此之时，虽食亦岂能求其足乎？夫兵不足则宼至，将张空弮，国之不亡者几希矣。岂待去食而后死哉？然为吾民者，皆知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手足之衞头目，子弟之亲父母，古公迁岐山，而从者如归；昭烈去荆州，而来者相属。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深言为政之莫重于爱民也。或曰兵与食皆已去矣，而何以见信之能存也？曰：去兵者，将至于一弦一矢乎？去食者，将至于一珠一粒乎？甚言其不足也。兵不能足矣，然必缮其城隍，固其封守，不示人以弱，而交邻有道，母启戎心。食不能足矣，而薄征缓刑，舍禁弛力，移民通财，荒政无一之不举，是去兵去食，而其所以爱民者不可去也。所以爱民者不去，则民信存，民信存，此立国之本也。不然者，兵甲虽利，米粟虽多，而委而去之者，岂不以吾之诚不至于民，而上下无相维之道也哉。夫兵食足而信不足者，其效如此。则信有余而去兵与食，非所以爲去也，政之本务定于此矣。
　　论语中问仁，始于颜子。问政始于子贡。记者于此，皆有深意，以夫子所以告之者至该至实，而非他章之可比也。荅问政者多矣，未有言民信者。所谓民信，非与民同其好恶者不足以当之。古注以为不可失言，则古来人君，岂皆以朝四暮三之术愚其民者？又岂尽若商鞅之以徙木示信者？若云兵食足而后信孚于民，则失其轻重本末之序。若云临危而不弃信，则信至此又何为而可弃？似俱非切当之论。
　　朱注成人章，谓兼四子之长而后文以礼乐。先君子曰斯言误矣，知廉勇蓺，乃所赋于天之材质，得其一亦为人之所难，不可得而兼也，而求成人又何必兼乎？惟是有四者之质而不文以礼乐，则如良马之不免于蹏啮，鸷乌之惟长于搏噬，欲如威凤祥麟为世羽仪，不可得矣。礼以敎中，乐以敎和，则偏者可正，驳者可纯。夫是以为成人也。是故武仲而文以礼乐，则必无以防要君之事；公绰而文以礼乐，则必无短于滕薛之失。他皆类此。而成人岂在于兼四子之长乎？蒙谨按：虞书敎胄子以诗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亦是化其偏驳之意，非直者欲兼有宽，而直与宽者又欲其兼有刚简也。先君子诚朱子之诤友矣。
　　赐也章，古注谓明善道有统者得之。葢道之爲途也广，善之取数也多，虽圣人不能不由多学多识而入，而根本不存焉。故夫子于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贯。然子贡曾子资禀虽异，而其从事于夫子文行忠信之敎，则无不同。故所以告曾子与告子贡者无二义也。考亭谓曾子以行言，子贡以知言，是有两一贯矣。岂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贡知而卒不行乎？况在圣门，博文约礼亦非二事，卽以所博者，反之而爲约也；忠恕亦无二道，卽以所存而爲忠者，发之而爲恕也。当其学则有文，当其行则有行，实有是学与行之心，则有忠；实有是学与行之事，则有信。名爲四敎，亦一而已矣。而谓一贯有二，可乎？是则告子贡之一贯，卽曾子所谓忠恕，亦无疑矣。愚不敢附会先儒，而割裂经义也。
　　何氏注曰，善有元，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此言是。下云故不待多学而一知之，则非也。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见易大象。况诗书礼乐之文，能不谓之多乎？夫子恐子贡以圣学惟止于此，故急言其非，而进之以一贯也。
　　子贡闻夫子之一贯，而不能悟其爲忠恕，又不敢直请其说，故他日以一言可行为问，其与不言衞君而举夷齐同机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则忠在其中矣。于此益信与曾氏之一贯非有二也。夫道莫大于仁，圣人敎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则知人己一体，有时而知万物一体则仁矣。岂易言哉。其后子贡以博施济衆为仁，葢由行恕而见仁也。而夫子敎之以近譬，终不欲其远于恕焉，然后知一贯之学之实也。
　　朱注知及章，与古注大异。古以为论居位临民之法，朱以为论学。然而古胜及之守之二之字，朱指理而言，古指官而言。则莅之动之二之字，俱不可通。今按之字，皆指民而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言其知足以照临而仁不足以固结，则民虽服，其不可欺而不见其有可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又曰：体仁足以长人。此有天下国家者之所以分得失也，知可服，仁可怀矣。则有齐庄中正之道以作民敬。而或耽于钟鼓管弦，溺于游畋射猎，非所谓庄以涖之也。庄以涖之，犹有章志贞敎之方以一民俗，而不定其品节之宜，与以率循之则，非所谓动之以礼也。夫知及仁守而涖之以庄，大端备矣。而不能以礼化民，犹为未善。然则居位临民者，岂可以一端尽哉。
　　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治道则许行之竝耕，不可以参帝王经世之务；学术则告子之义外，不可以乱圣贤仁义之统。道同而相谋，则有扶持灌溉之益；不同而相谋，则有晦蚀凌杂之忧。宋元以后讲学者流獘多端，在以希夷谋其始，而非尽象山阳明之过也。
　　古人无训诂词章之事。所谓辞者言辞，卽言语也。辞命，则施于邦交仪礼。聘记曰：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苛足以逹义之至也。夫子此言，葢指辞命而言。然后世撰述之能事，亦不外于此矣。
　　季氏自平子逐君而后，不复知有臣礼。孔子以布衣搘柱其间，抑子然，攻冉有，昌言陈恒之当讨，极论颛臾之不可伐，以正名分而杜奸邪，此鲁之所以危而不坠也。然以由求之贤，一臣季孙而遂昧于大义，岂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按自章首至是谁之过与，其责冉有至矣。责冉有者，责其助季氏灭社稷之臣以自广也。乃冉有曰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犹敢以是说进，何也？而夫子于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辞，其语不若前之峻厉，岂欲富则颛臾不可伐，而保世则犹可伐乎？然则何说？曰：周人之制，诸国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皆曰臣。贵臣服其君皆斩，与卿大夫之服诸矦同。衆臣犹服齐衰三年，其尊如此。时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俊彦舍私家无由登进，而仕于私家者，服其职如公朝，苟不爲之计深虑远，防患未然，则不为忠于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于季然之问，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应有大臣，亦见其槩，此皆分建之獘也。至战国而其风一变，羁旅游宦可以夺贵戚之权，而世家巨室争以养士爲重。孟子大贤，于齐梁之君皆与分廷抗礼，而奴隶视王驩等，非其獘之穷无所复入，而将爲三代以后之天下哉。冉有之遁辞敢以蒙其师，夫子不能罪其忠于季孙，而但菲其尽忠之无术，乃时势使然。穷经尚论者不可以不知也。
　　大人谓当时之天子诸矦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诸矦与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岂爲其崇高富贵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职，则皆天命之所在也。虽其人不自知为天命而畏之，而圣贤不敢也。故进退必以礼，匡谏必以正，所谓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也。小人之于大人，效奔走之恭，极逢迎之巧，而日导之以非，所谓是何足于与言仁义，则狎之甚也。古注以大人爲与天地合德之圣人，误矣。夫圣人在上，小人焉得而狎之哉。
　　性无所谓义理气质之分也。有之，自宋儒之论性始。夫尧舜不世出，而孟子以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者，言凡人之生皆与尧舜相近也。然则性相近之说，卽性善之说也。若谓孟子专主义理，论语兼言气质，则形色天性也，岂非孟子之言乎？至于善恶相去或相倍蓗而无算者，孟子以为陷溺，卽孔子之所谓习也。一圣一贤岂异指哉，而何以谓孔子以气质言性也？乃若天下之人秀顽清浊厚薄偏全，万有不齐，若此者，与生俱生，不可以为后起之习，而又以为非气质，则未足以服宋儒。故夫子又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则中人之智可移于愚，中人之愚可移于智，中人之智与愚亦可互移于上下，此则气质之说，而习之所以远也。夫人性皆同，故曰相近。气质之不同如此，而曰相近，犹得爲圣人之言邪？惟习之相远根于气质，则可由上智下愚之说而推之，上智不世出，下愚亦不世出，而充塞天地之间皆智愚之可移者，是故圣人惟欲天下之人慎其所习，以无汩其性之同然，而教学之大用兴焉矣。
　　在天有阴阳舒移之异，在地有刚柔燥溼之别，此天地之气质也。人资血气以成形，谓之气质。气有美恶，而皆不能无偏，因偏以流于习，而去性始远矣。古圣贤设教，惟于人之气质加以矫偏救獘之功，不言复性而性已复。葢性者天地之中也，偏去而中见矣。尧典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直宽刚简，皆气质之美者也；温栗与无虐无傲，皆敎之去其偏也。圣人所以成天下之材德者，共道惟在于所习加之意焉。自唐虞以至孔孟，一也。
　　洒埽应对进退，学者之始事，虽圣人不能不以是为先。子游之所谓本者，谓书纪帝王升降，诗备兴观群怨，安上治民之有礼，移风易俗之有乐是也。设教者自不能凌节而施，卽四者之教，亦有先后，所谓：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襍服，不能安礼，是也。子夏圣门高弟，岂有过时而不教其徒以道之大者？子游又岂不知敎有先后？葢其时子夏门人不能尽受师传，故子游讥之，以为但知洒埽应对进退而已。子夏则谓君子之道虽有本末，然未尝传于先而倦于后也。其如学者材有高下，质有敏钝，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强而齐之，是诬之也。庸有济乎？夫由小学以至大道，历阶而升靡不贯通者，惟材智什百平常之圣人能之，而岂所责于子之门人小子邪？二子之论虽出于互相讥贬，然圣人教法自有眞传，于斯可见。至宋人谓洒埽应对便是形而上者，又曰从洒埽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其论过高，恐非有始有卒之正解。而学者闻之，更以酒埽应对为无足轻重矣。
　　包注四海困穷，曰困极也，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按永终二字，在汉魏间凡用此语，无不以永长为辞。魏晋而后始改为永绝。此史传之可稽者。至此困穷爲穷极，古注究未可用。葢尧之命舜，言人君当时以四海困穷为心，斯泽可广被而长享天禄矣。困穷断不可以为美辞也。又按荀子称古天子卽位之礼，上卿进曰如之何忧之长也，能除患则为福，不能除患则为贼，授天子一策。中卿进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虑事，先患虑患，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授天子二策。下卿进曰敬戒无怠，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祸与福邻，莫知其门，豫哉豫哉，万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葢古人临至大之事，言语不尚吉祥，此可以明四海困穷之说。
　　论语者，六经之统会，大道之权衡，所以正敎学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则于不可过者也。自尧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乐之设，为三物之所宾兴。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敎，以诗书执礼为雅言，以孝弟谨信，汎爱亲仁，余力学文为弟子之职业。其道易知，其敎易从，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从容入于圣人之域，而众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则尊所闻行所知，亹亹于五常百行之间，而亦不见其所不足。无高远之论以荡天下之心思，无疑似之说以惑天下之趋向，此我夫子之祖述宪章，依乎中庸，而论语之书所以万世无獘者也。乌呼，岂易言哉！适道有具，在于礼乐；求仁有方，不离众善。三代而后，无所谓礼乐矣。希夷寂灭之敎兴，而衆善失其统绪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锄耰以自耕其南畞，夫安知所爲之未尽善邪？且天以圣人爲心，以众贤众能爲之股肱耳目。孔门之敎，列以四科，所以弘圣道之统也。后之儒者，乃标一名以自异，而谓天下之材举不足与于道，天不若是之狭，道统亦不若是之不广也。汉人有言，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良有以夫！此廷祚于说论语而尤兢兢也。[论语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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